1977年，万里主政安徽，看了两户农民后，已是泪流满面。    

     安徽省委《六条》拉开农村改革序幕。    

     小岗村20户农民秘密开会商议，决定瞒上不瞒下，实行包干到户。    

     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安徽率先在农村推行了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个曲折而艰辛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是解放思想的过程。  

       看到安徽农村的惨状，万里深感愧疚  

    1977年6月21日，党中央委派万里、顾卓新、赵守一分别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二、三书记。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他们推动的“左”倾政策，在安徽基本上没有触动。万里等人到任后，雷厉风行，大刀阔斧，采取果断措施排除了派性干扰，很快揭开了被“四人帮”代理人捂了八个月的盖子，初步调整了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  

    “四人帮”在农村推行“左”倾政策，安徽是重灾区。“文化大革命”十年，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200亿斤左右，农民人均年收入60元上下，由于价格的因素，农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30%。根据当时测算，农民每人每年最低生活费用大约需要100多元。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其中只有10%左右的队勉强维持温饱；67%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占20%左右。这些数字说明，全省有将近90%的生产队不能维持温饱，10%的队仍在饥饿线上挣扎。  

    强迫命令、瞎指挥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引起了农民群众的愤慨。定远县耕地面积160多万亩，按照实际情况只能种80万亩水稻，“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却强行规定要种150万亩，结果有20多万亩无收，有收的产量也很低。芜湖县易太公社追求形式主义，打破原有生产队体制，打破各队土地界限，打乱水系，把集体的粮、款、物等全部重新分配。新划的生产队要做到四个一样，即土地一样，人口一样，村庄大小一样，水利工程兴办一样。公社还规定，凡是妨碍规划实施的树木要砍掉、村庄要移址、房屋要拆迁、沟塘要填平、道路要重修。社员看到这种情形愤怒地说：“这和国民党有什么两样。”不少人含泪离乡背井。由于严重强迫命令、瞎指挥，全社粮食减产592万斤，有的大队人均收入由1976年的70元下降到38元。  

    1977年11月上旬，万里到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见锅灶旁边草堆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地缓缓地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村里人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穿，天太冷，他们冻得招不住，就蹲在锅边暖和些。”  

    万里又走到了另一户农家，看到家里只有一位穿着破烂的中年妇女，便询问她家的情况。“你家几口人？”“四口人，夫妻俩和两个小孩。”“他们到哪儿去了？”“出去玩了。”“请你喊他们回来让我看看。”万里连催两遍，这位妇女面有难色，不愿出门去找。在万里的再三催促下，她无奈地掀开锅盖，只见锅膛内坐着两个赤身裸体的女孩子。原来烧过饭的锅灶，拿掉铁锅，利用锅膛内的余热，把两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放到里面防寒。  

    万里看了两户农民后，已是泪流满面，他沉痛地说：“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多大的牺牲和贡献啊！没有他们，哪来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可我们解放后搞了这么多年，老百姓竟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有的十七八岁姑娘连裤子都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呀！”  

       安徽省委《六条》拉开农村改革序幕  

   按照万里的嘱咐，安徽省农委政策研究室全体同志分赴全省各地进行调查，并于1977年9月20日到24日，在滁县召开了农村政策座谈会。会议充分揭露了农村“左”倾现象，讨论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稿）》，简称省委《六条》。  

   11月15日到21日，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各地、市、县委书记和省直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集中讨论修改《六条》。通过十多次的反复修改，几易其稿，11月28日，以“试行草案”的形式下发安徽全省各地农村贯彻执行。  

   省委《六条》的基本内容是：  

    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根据不同的农活，生产队可以组织临时的或固定的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去做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分配要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  

    时任安徽省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周日礼后来说：“这些内容，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常，但在当时，许多规定都触犯了不可动摇的原则，突破了长期无人逾越的‘禁区’。这在粉碎‘四人帮’后处于迷茫徘徊的中国，是第一份突破‘左’倾禁区的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是一支向‘左’倾思想宣战的利剑，也是农村改革的序幕。”  

       二十位小岗村村民的伟大创举  

   安徽凤阳小岗村，是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一斤粮食的“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借款”的“三靠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即将涌来之时，它成了全国“包干到户”的策源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78年秋，包产到组的办法已经在凤阳县部分地区开始实行。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共20户人家，其中包括两个“五保户”，共计115人。这些人，先是分成4个组，后又分成8个小组，每组只有两三户，有的是父子或兄弟一个组，但仍然矛盾重重。  

   于是，全队20户农民秘密开会商议，决定瞒上不瞒下，实行分田到户，即“包干到户”。他们对此的理解是：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他们把全村517亩土地按人口承包到户，10头耕牛统一作价后，每两户包一头。而国家派给小岗村的农副产品交售任务，偿还借款任务，公社大队提取公共积累和各类人员补助的钱粮数，都按人头分包到户，完成包干任务后，剩余多少全归个人。  

    小岗生产队社员签订的包干合同书    

   在一份保证书上，20位户主冒着极大的风险，在自己的名字上，有的盖了自己的私章，有的按下了鲜红的手印，为这一大胆的举动留下了历史的见证。  

   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包干到户，还是包产到户，都是“犯忌”的，因而只能秘密地进行。  

    当然，这样的秘密是瞒不住的。不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全面拨乱反正的工作，迈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步伐。由此，这些被视为“犯忌”的做法，实际上恰好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合了拍，因而不但没有遭到扼杀，而且还得到了来自上级的有力支持。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79年6月15日，正值麦收完毕的时候，万里来到凤阳县。  

   县委书记陈庭元在向万里作汇报时，特别提到小岗生产队暗地里进行的包干到户。  

   万里问：包干到户的结果如何？  

   陈庭元回答说：包干到户后，小岗队的粮食产量由3万多斤一下子搞到13万多斤。  

   万里当即对小岗的做法表示支持。于是，包干到户便悄然地在凤阳兴起。  

    1979年，小岗生产队获得了大丰收，一年的粮食产量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这个“三靠队”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借款。农民们为此还编了顺口溜：“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仓库。”  

   小岗村一年大变样，产生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周围许多村庄纷纷效仿。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党中央尊重群众愿望，积极支持试验，通过几年的努力，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从而使我国农业生产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带动了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