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冲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    

     两股思考的力量聚合到一起。    

     胡耀邦审阅定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引发激烈交锋。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逐步得以恢复。但是，面对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要求，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背离了大多数人的愿望，公开提出“两个凡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由于这一方针是以当时传达党中央声音的权威方式公布的，因而得到普遍宣传。“两个凡是”的推行，不仅压制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正当要求，也为纠正“左”倾错误和拨乱反正设置了禁区。为冲破这个禁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老革命家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艰巨而富有成效的努力。  

       寻找冲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是前进了。然而，在拂人脸面的春意中，人们依然感到残冬的袭人之气；在一些领域出现春意的同时，许多方面尚冰封未解。  

    拨乱反正已经起步，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明确。“两个凡是”依然是许多人的思维方式和指导方针。它是一种新的思想禁锢，延误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显然，不冲破“两个凡是”，就不可能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澄清“四人帮”制造的思想混乱，类似“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还可能重演。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最后修订稿（部分）    

   要从根本上推动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转折，首先要冲破“两个凡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然而，开启那扇思想禁锢之门的“突破口”在哪里？  

    于是，人们开始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判定是非的标准是什么？以什么为准绳来认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重要历史是非？这就提出了如何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如何认识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问题。伴随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人们的认识已经日益接近问题的核心和实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常识，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成为冲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这个“突破口”，是在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理论工作者的共同探索中找到的。  

   邓小平、聂荣臻、徐向前、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先后发表文章，呼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此同时，许多有识之士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  

    《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在编辑工作中，常常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每当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如按劳分配等问题，总要收到一些反对的来信，理由往往是“毛主席不是这样说的”。到1978年初，他们从这种争论中感觉到一个问题，这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只有实践一个标准，还是有另外的标准？于是，经过酝酿，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思想评论，题目叫《标准只有一个》，强调“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文章还有针对性地指出：“有的同志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满足于马克思的这个科学结论，总想在实践之外，另找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篇署名张成的文章在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收到二十多封来信，其中大部分对文章的观点持有异议，提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此，报社理论部决定继续组织文章，进一步讲清这个问题，于是将这些来信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邢贲思。这时，邢贲思也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他在4月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哲学和宗教》一文，已涉及这个问题。他接受《人民日报》的约稿，于是就有了后来的那篇《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  

   那时，这些理论工作者虽然大多是在“单兵作战”，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思考着一个同样的命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诞生  

   显然，面对“两个凡是”的巨大压力，“单兵作战”显得有些势单力薄，“协同作战”势在必行。于是，两个思考的集体应运而生了。  

    坐落在北京西北郊的中共中央最高学府──中央党校，是较早举起实事求是的思想武器，涉及实践标准这一命题，并把它与现实政治发展联系起来的地方。这种联系，是与胡耀邦的名字分不开的。他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后，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思考的集体。经过思考，他们找到了“突破口”，组织和推动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7年12月，胡耀邦经过与几位同志商量，决定中央党校的中共党史课着重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同年冬，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八百多名高中级干部开始集中讨论“文化大革命”以来党的历史。讨论中也遇到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究竟以什么为标准来认识和判定历史是非。在胡耀邦指导下编写的《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材料中，提出了研究应遵循的两条原则：  

   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包括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和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  

    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用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用路线斗争的实践结果来检验。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这两条原则鲜明地提出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为当时探讨“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及有关党史问题，提供了一个根本的准则。在这两条原则的启发和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中央党校校园内思想相当活跃，对许多现实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党校有关教师也展开了研究和讨论，开始酝酿就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撰写文章，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认识。到1978年初，他们深感需要写一篇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经吴江同意，文章由孙长江执笔。到3月初写出文章初稿，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几乎与此同时，围绕《光明日报》的一篇约稿，形成了另一个思考的集体。  

   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教师。他后来回忆说：  

    那是1977年的6月下旬，“两个凡是”发表不久，我就在理论上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经常也修改自己的观点。按照实践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我认为这是教条主义，是个人崇拜，是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的。我一旦思想形成后，就着手考虑写这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当时叫《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到了（1977年）9月份，我就把文章寄给北京《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同志。王强华同志是非常支持这篇文章的。到了（1978年）1月份，就给我寄来了一份清样。到了4月份，当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同志约我，他说，这篇文章很好，很重要，应该发表在第一版。但是，还要作一些修改。据我知道，为这篇文章作出贡献的有一批同志，这也是集体创作，都是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批判唯心论、形而上学，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搞拨乱反正。  

    《光明日报》理论部的同志与作者一起将文章作修改后，准备在该报《哲学》专刊第77期上发表。也许是一种巧合。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杨西光调到《光明日报》社当总编辑。他了解中央党校讨论的情况，到《光明日报》后又看到胡福明的文章，深感文章主题的重要性，就把文章从《哲学》版撤下来，准备在第一版发表。  

   为了加强文章的现实针对性，他把文章拿到中央党校，委托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作进一步修改提高。于是，两股思考的力量便聚合到一起了。  

    此时，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执笔完成了同样主题的文章初稿。拿到《光明日报》的稿子后，由孙长江将两篇文章的内容合在一起进行修改。为了加强现实针对性，文章的标题采用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文”）。孙长江对稿子作了较大修改。文章增加了许多重要的论断和分析，逻辑更严密，行文更流畅。改成后，又征求了校内外一些理论工作者的意见，最后经胡耀邦两次审阅定稿。  

    为了扩大文章的影响，经杨西光同中央党校商定，先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再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之所以用“特约评论员”名义，是因为当时重要社论或评论员文章发表要经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审阅同意，而特约评论员文章可以不用送审。而且这个名义也可表明文章的重要性和权威性。  

       文章发表后引发的激烈交锋  

    1978年5月10日，《实》文首先在《理论动态》第60期上发表。5月11日，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新华社于当天发了通稿。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解放日报》等地方报纸全文转载。13日，又有15家省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实际上批判了“两个凡是”的主张，进而涉及盛行多年的个人崇拜。它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触犯了“两个凡是”的提出者和坚持者，引来了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的责难、批评和压制。  

    5月18日，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点名批评了《实》文和《人民日报》5月5日发表的《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他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还说“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这个关”。  

    《实》文发表后在全国引起的强烈反响，是很多人所始料不及的。许多干部群众和理论研究工作者都赞成文章的观点，感到文章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应当开展讨论。继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转载此文之后，到5月底，全国先后有三十多家报纸刊登了这篇文章。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协党组还作出决定，支持并参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上海举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报告会    

    《实》文刚发表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后来他听说有人对这篇文章反对得很厉害，才找来看了看。5月30日，邓小平在听取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他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思潮，着重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的讲话，新华社当天就作了报道。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第一版以《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的通栏标题，对邓小平的讲话作了报道。6月6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在第一版全文发表邓小平的讲话。这篇讲话不仅使那些思想仍处于僵化状态的同志受到震动，而且也使要求解放思想、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同志受到鼓舞。一些报刊继续组织讨论文章。一些单位开始筹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  

    但是，激烈的交锋并没有就此结束。直到7月份，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同志还在不停地继续批评《实》文是把矛头对准毛泽东。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愈演愈烈。9月，在沸沸扬扬的讨论中，邓小平访问朝鲜回国后，在东北三省视察，沿途大讲思想路线问题，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抨击。  

    总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生活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不仅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拨乱反正的启动和开展，推动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且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这场讨论对改变党和国家的历史命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