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不得不回到童年和少年，诗意那隐秘的起源。

60年代，我们的60年代，其实单调，灰暗，物质贫困，似乎并非诗意的年代。可那时，在县城，孩童不用读什么书，却相对自由，心灵也因此得以敞开，朝向游戏，朝向田野和河流，朝向灰暗生活中任何一点可能的光亮。露天电影，广播中的配乐诗朗诵，手抄本，还有无尽的田野风光和游戏天地，所有这一切兴许已在孩童心里埋下了诗歌“毒素”。

大学期间遭遇的“朦胧诗”又加剧了这种“诗歌毒效”，或“文学魔咒”，以至于大学毕业时，不愿去外交部，不愿去经贸部，而偏偏要去《世界文学》。从小就在邻居家里见过这份杂志。32开。书的样子。不同于其他刊物。有好看的木刻和插图。早就知道它的历史和传统。也明白它的文学地位和影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索性称它为鲁迅和茅盾的杂志。不少名作都是在这份杂志上首先读到的。以前绝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竟然也能成为《世界文学》编辑队伍中的一员。

我所景仰的冯至先生、卞之琳先生、季羡林先生等文学前辈都是《世界文学》的编委。这让我感到自豪。记得刚上班不久，高莽主编曾带我去看望冯至、卞之琳、戈宝权等老先生。在这些老先生面前，我都不敢随便说话，总怕话会说得过于幼稚，不够文学，不够水平，只好安静地在一旁听着，用沉默和微笑表达我的敬意。冯先生有大家风范，声音洪亮，不管说什么，都能牢牢抓住你的目光。戈先生特别热情，随和，让人感觉如沐春风。卞先生说话声音很柔，很轻，像极了自言自语，但口音很重，我基本上听不懂，心里甚至好奇：如果让卞先生自己朗诵他的《断章》，会是什么样的味道？

阅读，编稿，因而成为我工作和生活的基本内容。除去稿子，还要大量阅读其他书籍。阅读面，自然也日渐宽阔。光从《世界文学》就读到多少独特的作品。卡夫卡的《变形记》，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马尔克斯的《迷宫中的将军》，帕斯的《太阳石》，米利亚斯的《劳拉与胡里奥》，莫勒托瓦的《会说话的猪》、格拉斯的《猫与鼠》，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曼德施塔姆、叶芝、布罗茨基、兰波、波德莱尔、休斯、奥利弗、勃莱、里尔克、博尔赫斯、阿莱克桑德莱、博纳富瓦、霍朗、沃尔克特的诗歌，川端康成、塞弗尔特、米沃什、普里什文的散文，都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印记。

在《世界文学》的氛围中，走上诗歌翻译之路，再后来，走上诗歌写作之路，也就自然而然。

许多朋友很羡慕我们，说世上竟然有这样的工作：整天读文学作品，编文学作品，译文学作品，写文学作品，实在是幸福。不仅是幸福，简直就是奢侈。这是文学所给予我们的，这是《世界文学》所给予我们的。因此，在内心深处，对《世界文学》，我总存有一份感激。然而，除去幸福和奢侈之感，除去欣悦之情，却也时常感到惶恐，并且随着时间流逝，愈加感到惶恐。

我感到惶恐，根本还是因为文学本身。我曾如此描述文学翻译：“这是个异常痛苦的过程，起码于我而言。感觉总在较劲。同文本较劲，同语言较劲，也同自己较劲。总恨自己的文学修养还不够深。总恨自己驾驭语言的能力还不够强。总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不够旺盛。难以转换。甚至不可转换。但又必须转换。译者的使命和作用恰恰要在这时担负和发挥。那意味着：语言与语言的搏斗。个人与语言的搏斗。有限与无限的搏斗。译事，就是这样的艰难。它考验你的修养和才情，同样考验你的毅力和体力。此外，面对文学翻译，最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热爱。而热爱又伴生着敬畏。时间流逝，我越来越敬畏文学翻译了，越来越觉到它的无边无际，无止无境。文学翻译中，完美难以企及，也无法企及，仿佛一场永远打不赢的战争。反过来，也正是这种难以企及，让你时刻都不敢懈怠，不敢骄傲和自满。”

我是在说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我也是在说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况且，不知不觉中，我们已身处一个对文学并不怎么太有利的世界。

惶恐，而又孤独。置于语言之中的孤独。置于文学之中的孤独。突然起风之时的孤独。告别和迎接之际的孤独。“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孤独，却不寂寞；不知不觉中，我竟然拥有了译者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如此，严格说来，我的诗歌创作已由诗歌翻译和诗歌写作两部分组成。它们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补充，有时，甚至融为一体。这似乎是孤独与孤独的拥抱，是孤独与孤独的相互激励和相互支撑。

“一个拿不出献礼的人/便只有歌唱……”此刻，我想起了捷克诗人霍朗的诗句。我正是一个拿不出献礼的人，只有用诗歌翻译和诗歌写作替代歌唱，一步一步孤独地前行。孤独，却又满足……

而这本书又照亮了我的孤独。为此，我要深深感谢黑马先生和张谦女士。

2016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