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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秋子是我敬重的散文家。平日里，我更愿称呼她为秋子姐。这么多年，秋子姐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整理、编辑已故散文家苇岸的遗稿，并想方设法促成苇岸作品与更多的读者见面。今年7月的一天，秋子姐打来电话，希望我能写些纪念苇岸的文字。苇岸是秋子姐和我共同的朋友。按理说，我早就该写点纪念文字了。唯有我自己明白，我迟迟没有写出纪念苇岸的文字，同某种微妙的心理障碍有关。但这一回，我无论如何不能辜负秋子姐的期望。

谈论苇岸，还得从我所供职的《世界文学》说起。那是鲁迅的杂志，是茅盾的杂志，是冯至的杂志，是一个特殊时代的“风中之旗”。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中，《世界文学》曾影响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作家。诗人沈苇在一次研讨会上说：“我愿意把中国作家分成两类：一类是读《世界文学》的作家；一类是不读《世界文学》的作家。”他的言外之意是：《世界文学》完全可以成为衡量一个作家水准和境界的坐标。我同意他的说法。

读《世界文学》的作家是一份长长的名单。但不知怎的，每每想到这份长长的名单，我总是会第一个想到苇岸的名字。大约是1997年9月，在诗人林莽和时任《世界文学》副主编许铎的努力下，《世界文学》杂志曾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共同举办了“世界文学与发展中的中国文学”研讨会。记得不少著名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都应邀参加了那场研讨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散文家苇岸。那场研讨会分外热烈，有几位小说家还在昆德拉话题上发生了争论。作家们大多坐在圆桌旁，而苇岸却低调且安静地坐在后排，瘦瘦高高的样子，神情严肃，同时又极为朴实，发言时，说话语速极慢，慢到同会议的热烈程度形成巨大反差，有时甚至让人着急的地步，真正是字斟句酌，仿佛要为每个字、每句话、每种观点负责。后来，进一步了解他的为人作文后，我才充分意识到，苇岸真的是那种要为每个字、每句话、每种观点负责的作家。当今时代，这样的作家还能找出几个？会后，他主动对我谈起了自己对《世界文学》的喜爱和看重，甚至告诉我他只订两份杂志，《世界文学》就是其中一份。几乎从第一刻起，我就对苇岸油然而生一种尊敬，感觉他是我接触过的最纯粹的作家，圣徒般的作家。《世界文学》能得到如此优秀的作家的认可，在某种意义上，也证明了它存在的理由。我自然为此而感到骄傲。

《世界文学》向来特别注重同中国创作界和美术界的联结。这是鲁迅和茅盾确立的传统，缘于他们作家和翻译家的双重身份。从1989年起，我一直在主持与中国作家互动的栏目，先是“中国诗人读外国诗”，冯至、陈敬容、海子等中国诗人都曾为此栏目撰文，后来栏目进一步调整，最终固定为“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在我的郑重邀约下，苇岸答应为《世界文学》写稿。我一直期盼着，期盼着。过了差不多半年时间，他终于给我寄来了《我与梭罗》一文。这倒是符合他的节奏，缓慢却扎实的节奏。

从文中我了解到，苇岸遭遇梭罗并终生以梭罗为楷模，实际上同海子有关。苇岸以他特有的准确和细致如此写道：“梭罗的名字，是与他的《瓦尔登湖》联系在一起的。我第一次听说这本书，是在1986年冬天。当时诗人海子告诉我，他1986年读的最好的书是《瓦尔登湖》。在此之前我对梭罗和《瓦尔登湖》还一无所知。书是海子从他执教的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借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的版本，译者为徐迟先生。我向他借来，读了两遍（我记载的阅读时间是1986年12月25日至1987年2月16日），并做了近万字的摘记，这能说明我当时对它的喜爱程度。”接着，一反文章开头的客观和冷静，他以近乎热烈的笔调描绘了初次读到《瓦尔登湖》的巨大幸福感：“我对梭罗的文字仿佛具有一种血缘性的亲和和呼应。换句话说，在我过去的全部阅读中，我还从未发现一个在文字方式上（当然不仅仅是文字方式）令我格外激动和完全认同的作家，今天他终于出现了。”梭罗的出现，对于苇岸，是命定的，历史性的，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完全改变了他的文学生涯。从此，他便从诗歌转向了散文。

实际上，在《世界文学》1998年第5期正式发表的《我与梭罗》已与苇岸最初寄来的稿子略有不同。在初稿文章的开头，他还以详尽的笔调记录了他收藏的各种版本的《瓦尔登湖》，详尽到每个版本除了标明出版社和出版时间外，还加上了印数。但在编辑加工时，我觉得罗列所有版本的出版信息，显得有点啰唆，还会让人误认为是在为出版社做软性广告。打电话同苇岸商量后，他稍加思索，便同意对文章这一部分进行修改和精简。之后，他在发来修改稿时，又特意附信，表示修改和精简看来是必要的，妥当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在苇岸辞世之后，我反而为此越来越感到不安和愧疚，总觉得当时并未深解苇岸的心意。详尽罗列出版信息，其实只能说明他对《瓦尔登湖》和其作者梭罗的喜爱程度。而苇岸正是那种善于以细节不动声色地表明自己心情和态度的作家。

与苇岸的交往从此开始，常常是通过电话，常常是他主动打来电话，语速一如既往地慢。与苇岸交流是需要有耐心的。与所有出色的、独具个性的作家交流可能都是需要耐心的。同苇岸的交流，让我学会了倾听。他缓慢地说着他读的书，他读的文章，说着他对某些作家某些作品的看法，声音低沉却又温和，一般不动声色，有时略显沉重。只是有一回，他稍稍提高了嗓门，流露出些许激动和生气的口吻。那是在他刚读到一篇某位著名作家写的有关托尔斯泰的文章之后。那位作家深受托尔斯泰的影响和启发，对托尔斯泰绝对怀有真诚的敬意。可是有一天，偶然读到一篇质疑托尔斯泰道德水准的文章后，那位作家先是大为惊讶，随后经过激烈而又痛苦的思想斗争后，又接受了那篇文章的说法。苇岸对此不可理解，更不能理解和原谅那位作家竟然在自己的文章中大段大段地引用了那篇质疑文章，用苇岸的话说，这等于是在帮助扩散流言。除了梭罗，苇岸同样热爱托尔斯泰，他不能容许任何人哪怕是以无意的方式如此轻率地抹黑他心目中神圣的作家。

还有一回，他又打来电话，说他要进城，想同我见见面，并邀我一同看一位朋友的画展。他居于偏远的昌平，进一趟城不容易。我无论如何都该抽出时间去同他见见面的。然而，当时，我正陷于某种低谷，明显地自闭，怕出门，怕同人见面。尤其是苇岸，略显沉重的苇岸，圣徒般纯粹的苇岸，既让我敬重，同时又令我胆怯，怕见，形成某种微妙的心理障碍。我觉得我完全没有相应的境界来面对苇岸。就这样，原本该多几次的见面永远地错失了。

再次见到苇岸，已是在昌平，已是在他罹患重症之后。我同几位朋友多次去看望过苇岸，同林莽、树才和蓝蓝去过，同宁肯和田晓青去过。苇岸其实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在他朴素却整洁的二居室里，他平静地接待着每一位来看望他的朋友，平静地安排着他自己的后事。有一个温暖的细节至今让我难忘和感动：他请每一位来看望他的朋友选一张他摆在书桌上的明信片，写上几句话。我因此看到了不少动人的句子：

相知是永远的，永远叫人无法开口。苇岸兄珍重。（周所同）

我会在西南想起这京郊春天的傍晚并为您祝福！杨树上那些红的嫩牙是我在北方看到的最动人的风景，让我们共同为充满生机的希望祝福。（潘灵）

树才告诉我，他把雅姆的诗译出来了　我能想象得出，你读到这些诗时的心情，因为我同你一样热爱雅姆朴实动人的诗篇，所有这一切，雅姆、你、梭罗、朋友们、天公、大地、雨水，都在我身上，心中。（蓝蓝）

苇岸，如你一样全心全意关怀“大地上的事情”的作家，又有几人？（于君）

从这些句子中，从这些特殊的“临别赠言”中，我分明能感到朋友们的默契：大家都在祝福苇岸，为苇岸祈祷。而苇岸却已在以特别的方式同朋友们告别。这是世上最美丽、最温暖、最深情、最动人心魄的告别！我愿意称之为“苇岸式告别”。

“苇岸式告别”还在持续。几乎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苇岸执意要请几位好朋友游览康西草原，由他的弟弟负责接待。印象中，田晓青，周晓枫，宁肯，树才，还有我，相约在积水潭长途汽车站，一同去了。好像还有文联出版社某位姓薛的女士。苇岸那时已十分虚弱，几乎走不动路，躺在宾馆的床上同我们短暂见了见面，说了几句话。他说得更慢了，断断续续地说，每说一句，都仿佛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都不忍心看他那么累，嘱咐他快快休息，赶紧跟着他弟弟走出房间，来到了康西草原上的牧马场……

苇岸凝聚并影响了一批朋友，林莽，冯秋子，周晓枫，田晓青，宁肯，彭程，孙小宁，蓝蓝，树才，等等，等等。他们大多活跃在文学领域。看到他们，或读到他们的文字，我都会不由得想起甚至看到苇岸。是幻觉吗？我问自己。有一点是确定的，苇岸正以种种方式活着呢。这才是生命的奇迹，我时常这么想。

如今，苇岸离开人世快二十年了。但每每想到他的为人和为文，我都会想到他的朴实、本真、宁静、真挚、善良和纯粹。苇岸是面镜子，对照苇岸，我常常为自己感到羞愧。我愈加地明白我迟迟不敢写纪念苇岸的文字的微妙心理了。我一直在想，自己该更朴实些，更本真些，更宁静些，更真挚和纯粹些，才配写纪念苇岸的文字。换句话说，纪念苇岸，需要不断提升自己、完善自己，已具有心灵和精神性质。从这一意义上说，纪念苇岸，将是我和我们一生的事情。

是幻觉吗？此刻，我分明又听到了树才为苇岸翻译，并且在告别苇岸时朗诵的雅姆的诗篇《为同驴子一起上天堂而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