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叶先生和唐老师居住在农展馆附近一幢六层居民楼里。那幢楼十分普通，简朴，显得有点灰暗，没有电梯。第一次拜访叶先生和唐老师，我发现他们住在六楼，惊讶不已。两位大学者，大翻译家，都已年过六旬，竟然住在没有电梯的顶楼，上楼下楼，那么费劲，多不方便。叶先生和唐老师常常爬一层，歇一下，再接着爬，进到家门，已气喘吁吁，要好一会儿方能缓过劲来。不要说他们两位，我爬过几回，都有点吃不消。叶老师苦笑着说：“这就是社科院日本所让我们学者享受到的待遇。所里当官的，哪怕是办公室的主任副主任，都比我们住得好，还口口声声说为科研服务，为专家学者服务。”接着，叶先生又黑色幽默了一把：“这倒也好，天天逼着我们锻炼身体，省得去爬山了。呵呵。”我意识到，叶先生所说的这一现象，在我们国家的许多科研单位普遍存在。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家，何时才能真正地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一切都要讲级别，一切都要凭关系，一切都要靠特权。而当官便意味着特权，便意味着金钱和利益。难怪有不少学者都不愿再做学问，而是削尖脑袋去当官了。这种现象居然越演越烈，到近些年，已发展到疯狂和病态的地步。

叶先生家是小三居，门厅极小，大屋用来做书房，放上书柜和书桌，基本上就没什么空间了。唐老师只好在卧室读书写字做学问。小屋就用来会客。这可能是我见到的最最逼仄的会客室。见一两个人，还勉强凑合，多了，就太拥挤和局促了。就在这名副其实的陋室里，叶先生和唐老师完成了一部又一部的著作和译作，实在是让人敬佩。我们每次到访，叶先生都会特别开心，先让我们到小屋坐下，再为我们沏上咖啡，然后，便是我最期盼的情景：到书房，取来几本新作，签字盖印，笑眯眯地递到我们手里，仿佛送上一份见面礼。这可是世上最美好最珍贵的见面礼。时间流逝，每每想起叶先生，我总会首先想到这一情景，那么的亲切，温馨，溢满浓郁的书香和真挚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