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曾在一份自传中检讨自己不够进步，不够关心政治。母亲的影响，让她从小就喜欢上了文学。先生曾走过许多地方，先是读书，后来又教书。无论走到哪里，总离不开文学。

亲近文学，从逻辑上来说，也就是在关心政治，只是表达方式不同。没有口号，没有空洞的姿势，远离热闹和流行，静静地读书，写字，这既是先生的选择，也是阅历的选择。这种选择里有着洞穿，有着清醒，有着智慧，有着发自内心地对人生和人性的关注。亲近文学，怎么会没有热情？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她的善良，她对同事和亲友的关心，她对文学的恒久不变的喜欢。我们又如何解释她完全是凭个人兴趣，利用工作之余，硬是学会了捷克语。喜欢，就是喜欢。先生总这么说。而喜欢，实际上，就是最大的热情。

汶川地震时，先生特意打来电话，叮嘱我替她捐款。看着电视上的画面，真难受，她轻轻说道。

宁静，思想，内心的需求，先生把这些看得太重，因此，才显得那么冷静，低调，谦逊，富有理性，不太愿意表达。进入晚年后，她更是拒绝空泛和宏大。有工夫听那些大话，还不如读一本书，还不如来谈谈文学呢。她表面柔弱，骨子里却十分倔强。

我常常想：先生那一代文人身上总有某种闪光的东西，吸引着我们。究竟是什么呢？是童心。是人品。是对精神生活的看重和追求。他们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

“既然长生不可求，那就让我们在身后留下一些什么吧，用以证明我们曾经生活过。”先生翻译的这句话，正是先生想说而没有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