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辈子，太多的荒废，太多的消耗，什么事也做不了。先生常常感慨。

我能理解先生内心的苦楚。先生这一代人，从事东欧文学，总是生不逢时。50年代，刚刚能做些事情，中国和东欧关系恶化，陷入僵局。不少东欧文学学者还没来得及施展自己的才华，便坐起了冷板凳，而且一坐就是几十年。之后又是“文化大革命”。清查。大批判。下干校。折腾来，折腾去，政治总是高于一切，专业则被丢弃在一旁。到了70年代末，国家开始走上正轨时，他们大多已人过中年，临近退休。到了80年代末，一切正要展开时，又遇上了东欧剧变。东欧剧变后，困境再度降临：学术交流机会锐减，资料交换机制中断。看不到报刊，看不到图书，看不到必要的资料，又没有出访机会，这对于文学研究和翻译，几乎是致命的打击。这种局面持续了好几年，到后来才逐渐得到改观。而此时，不少人已进入老年。先生他们走的是一条异常艰难而残酷的人生道路。

我也能理解先生退休之后近乎拼命地劳作了。就是想做点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喜欢，没错，就是喜欢。先生不会说热爱，也不会说敬畏，而是说喜欢。热爱和敬畏，对于她来说，太浓烈了，也太严重了。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昆德拉在中国迅速走红。一股名副其实的“昆德拉热”也随之出现。这显然已是种值得研究的现象。最初，有人将昆德拉小说划入“伤痕文学”。也有人将他的小说定位成“抗议小说”。还有人笼统地将他的小说归为“政治小说”。这时，先生觉得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她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开始为世界所瞩目》一文，以冷静、客观的笔调、专业的知识背景介绍了昆德拉和昆德拉小说。先生指出昆德拉的思想特点是失望和怀疑，而他的小说的重要主题就是展示人类生活的悲惨性和荒谬性。“昆德拉把世界看成罗网，小说家的作用就是对陷入罗网的人类生活进行调查。因此，怀疑和背叛一切传统价值，展示罗网中人类生活的悲惨性和荒谬性，就成了昆德拉小说的重要主题。”这就一下子抓住了昆德拉小说的实质，找到了恰当的路径，对于深入研究昆德拉至关重要。在“昆德拉热”刚刚掀起，人们的阅读还带有各种盲目性的时刻，这篇论文，以及先生后来发表在《世界文学》上的文章《“一只价值论的牛虻”》，对读者起到了一种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