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那时已年满六十，瘦弱，文静，有典雅的气质，说话总是慢慢的，轻轻的。一个和蔼的小老太太。退休前，所里要解决她的正高职称，她却淡然地说：“我都要退休了，要正高职称有什么用？还是给年轻人吧。”

先生安排我利用假期到《世界文学》实习，正好带带我，也让我感受一下编辑部的氛围。记得高莽先生初次见我，大声地说：“要想成名成利，就别来《世界文学》。”

那个年代，当编辑，就意味着为他人作嫁衣。先生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以至于，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挖掘选题，发掘并培育译者。先生做起编辑来，认真，较劲，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她常常会为了几句话，几个词，而把译者请来，或者亲自去找译者，对照原文，讨论，琢磨，推敲，反反复复。有时，一天得打无数个电话。那时，用的还是老式电话，号码需要一个一个转着拨。同事们看到，先生的手指都拨肿了，贴上胶布，还在继续拨。在编辑塞弗尔特的回忆录时，光是标题就颇费了先生一些功夫。起初，有人译成《世界这般美丽》。先生觉得太一般化了，还不到位。又有人建议译成《江山如此多娇》。先生觉得太中国化了，不像翻译作品。最后，先生同高莽等人经过长时间酝酿，才将标题定为《世界美如斯》。为几句话几个词而费尽心血，这样的编辑，如今，不多见了。

先生选材又极其严格，决不滥竽充数。每每遭遇优秀的作品，总会激动，眼睛发亮，说话声都洋溢着热情：“好极了！真是好极了！”随后，就叮嘱我快去读，一定要细细读。读作品，很重要，能培育文学感觉。先生坚持认为。在她心目中，作品是高于一切的。有一阵子，文坛流行脱离文本空谈理论的风气。对此，先生不以为然。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她不解地说。

“读到一个好作品，比什么都开心。呵呵。”这句话，我多次听先生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