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时间的见证，这唯一的通道，让我们再度回到过去。因了记忆，时间凝固，溶解，成为具象，化为一个个画面。

先生在不断地走来。

80年代初，先生已在《世界文学》工作了二十多个年头，临近退休，开始物色接班人。当时，我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出于爱好，更出于青春的激情，课余大量阅读文学书籍。诗歌，小说，散文，中国的，外国的，什么都读。不时地，还尝试着写一些稚嫩的文字，算是个文学青年吧。在80年代，不爱上文学，在我看来，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关于那个年代，我曾在《阅读·岁月·成长》一文中写道：

80年代真是金子般的年代：单纯，向上，自由，叛逆，充满激情，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那时，我们穿喇叭裤，听邓丽君，谈萨特和弗洛伊德，组织自行车郊游，用粮票换鸡蛋和花生米，看女排和内部电影，读新潮诗歌，推举我们自己的人民代表；那时，学校常能请到作家、诗人、翻译家和艺术家来做演讲。有一次，北岛来了，同几位诗人一道来的。礼堂座无虚席。对于我们，那可是重大事件。我们都很想听北岛说说诗歌。其他诗人都说了不少话，有的甚至说了太多的话，可就是北岛没说，几乎一句也没说，只是在掌声中登上台，瘦瘦的、文质彬彬的样子，招了招手，躬了躬身，以示致意和感谢。掌声久久不息。北岛坚持着他的沉默，并以这种沉默，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我们当时有点失望，后来才慢慢理解了他。诗人只用诗歌说话。北岛有资本这么做。

先生相信印象，更相信文字，在读过我的一些东西后，问我毕业后是否愿意到《世界文学》工作。我从小就在邻居家里见过《世界文学》。32开。书的样子。不同于其他刊物。有好看的木刻和插图。早就知道它的历史和传统。也明白它的文学地位。不少名作都是在这份杂志上首先读到的。我所景仰的诗人冯至和卞之琳都是《世界文学》的编委。于我，它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我当然愿意。

“你还是多考虑考虑。这将是一条清贫的道路。”先生建议，脸上露出严肃的神色。

当我最终表明我的态度后，我知道这是份郑重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