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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陆续续译过一些萨拉蒙诗作，为唐晓渡、西川主编的《当代国际诗坛》，为吉狄马加创办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为北岛主持的香港诗歌节，但都属于客串性质，依据的也都是些零星的资料。去年春天，在广州，同诗人黄礼孩相聚。礼孩说他决定将第七届“诗歌与人·诗人奖”授予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当我将这一消息告诉萨拉蒙时，他的欣喜溢于言表：“亲爱的高兴，获知这一消息，我的心里充满自豪、感动和幸福之情。你的名字真好，你的作用就是在世上传播幸福。可惜，我一点都不懂中文，但所有中国作家都说你翻译我，翻译其他诗人，都十分出色，有力。我怀着谦卑之心，欣然接受你们的负有盛名的奖项。托马斯^[1]是我的老朋友。我也十分珍惜欧金尼奥·安德拉德的作品。你将要翻译我的诗集，这让我的心智都感到温暖。请代我向黄礼孩先生表达我的欣喜之情和诚挚问候。”

为配合颁奖，需要翻译出版一本萨拉蒙诗选。此诗选先由礼孩以民间方式出版，然后再加以扩充，交由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得知这一出版计划，萨拉蒙十分开心，甚至有点激动，迅速快递给我他的四本诗集，以及翻译和出版授权书。手捧着他题赠的诗集，我的心里突然生出一种奇妙的感觉：他仿佛正透过镜片望着我，笑盈盈的样子，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哈斯所说的那种“天使般的微笑”。

于是，就在这“天使般的微笑”的注视下，几乎在京城最为闷热难耐的时刻，在大雨的悬念中和阴影下，我又一次开始翻译托马斯·萨拉蒙。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却由衷向往。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是一个典型。他对小国这一概念特别敏感。在他看来，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昆德拉如此。萨拉蒙亦如此。了解一下萨拉蒙的人生简历和诗歌道路，我们便能清晰地看到一位小国诗人是如何成为“世界性的人”的。

托马斯·萨拉蒙（Tomaz Salamun）于1941年7月4日出生于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市，成长于科佩尔小镇。科佩尔位于亚得里亚海滨城市的里雅斯特南部，历史上曾长期属于威尼斯管辖，一度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又回归意大利。上世纪40年代，科佩尔小镇仅有一万五千人口，大多数居民讲意大利语，小镇当时由南斯拉夫军队管理。1954年后，归入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共和国。1960年，萨拉蒙进入卢布尔雅那大学，攻读历史和艺术史专业。他自己坦承，那时，他“是一个迷茫而纯真的年轻男子，渴望在这世上留下印记，但更主要的是，渴望自由。只是稍稍被兰波、杜甫、索福克勒斯和惠特曼所打动。确实，当一位有力的斯洛文尼亚诗人丹内·扎奇克出现在我们的研讨会上，朗诵起他的备受折磨、伤痕累累的诗篇时，一丝小小的感染爆炸了。一场大火，一道我们崇高而古老的行当的火柱，燃烧着我，诱惑着我，定义着我。相对于行当，那更是一种命运”。从此之后，萨拉蒙便踏上了诗歌之路。

但在那特殊的年代，踏上诗歌之路，也就意味着踏上一条危险之路。果然，1964年，他在编辑文学杂志时，因发表“出格作品”，引起当局不满，曾被关押五天。阴差阳错，他却因此成为某种文化英雄，受到斯洛文尼亚文化界的瞩目。1965年，他获得艺术史硕士学位，并于翌年，以地下方式出版处女诗集《扑克》。人们普遍认为，这部诗集，凭借其荒诞性、游戏性，以及反叛色彩，成为战后斯洛文尼亚现代诗歌的肇始。之后，他又先后赴意大利和巴黎进修艺术史。回到卢布尔雅那后，曾担任现代美术馆馆长助理。从1969年起，他开始以环境艺术家和观念艺术家身份在南斯拉夫各地举办巡回画展。1970年夏天，他来到美国纽约参加国际画展。接着，又回到卢布尔雅那，并在美术学院讲授20世纪艺术。一年后，应衣阿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邀请，再度来到美国，一下子待了两年。正是在那里，萨拉蒙开始广泛阅读和接触美国诗人。也正是在那里，他同衣阿华诗人合作翻译出版了两部英文版诗集《涡轮机》（1973）和《雪》（1974）。事实上，这两本诗集出版时，萨拉蒙已又一次回到卢布尔雅那，做过一些奇怪的行当：写诗的同时，翻译过威廉·卡洛斯·威廉斯、阿波利奈尔、巴尔扎克和西蒙·波伏瓦，在乡村小学教过书，还当过推销员。1979年，他获得资助，得以前往墨西哥工作和生活了两年。在此期间，他始终坚持诗歌写作，不断地有新作问世。进入80年代，他的诗歌写作节奏有所放慢，诗歌中的基调也日趋阴暗。而随着他的诗歌被译成英语、德语、波兰语等语言，他已开始为国际诗坛所瞩目。

一次又一次的出走和回归，“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这种自觉的追求，极大地丰富了萨拉蒙的阅历和视野。他也因此渐渐成为一个具有宇宙意识和全球目光的诗人。

在介绍东欧文学时，我曾说过：“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学的两个关键词。”萨拉蒙无疑是个东欧诗人，而且是个典型的东欧诗人。同时，当你阅读他的诗歌，当你了解了他的经历和视野，当你看到他流畅地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同别国诗人交流时，你会清楚地意识到，他绝对又是个世界性的诗人。不难看出，影响和交融，也是他人生履历和诗歌写作的两个关键词。在评析萨拉蒙诗歌时，罗伯特·哈斯认为，兰波，洛特雷阿蒙，惠特曼，赫列博尼科夫，德国表现主义，法国超现实主义，俄国未来主义，美国纽约派诗歌等诗人和诗歌流派，都曾对萨拉蒙的诗歌写作产生过影响。除去影响和交融，我们也千万不能忽视他的成长和生活背景：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某种程度上，这种特殊的现实，为萨拉蒙，也为东欧其他作家，提供了特殊的创作土壤。正是在这样的影响、交融和背景中，萨拉蒙确立了自己的声音，找到了自己的指纹：

诗人萨拉蒙笔下的历史，显然不是统治者的历史，而是个体的历史，而是诗人的历史，而是具体生存的历史，而是颠覆者的历史。诗人就该是独立的，不羁的，反叛的，像头“怪兽”，与众不同，而又充满人性、自信和能量。诗人就该成为历史的主角。诗人就这样登上了人生和世界舞台。可以想象，这样的定位和形象，对当时的斯洛文尼亚诗坛会构成怎样的破坏力和冲击力，同时，又具有怎样的建设意义。

破碎，即兴，随心所欲，丰沛的奇想，和强烈的反叛，有时又充满了反讽色彩，荒诞意识，和自我神话倾向，而所有这些又让他的诗歌流露出神秘的气息。诗歌中的萨拉蒙时而愤怒，时而忧伤，时而幽默，时而深情，时而陷于沉思和幻想，时而热衷于冷嘲热讽，时而站立于大地，时而升上太空，时而舒展想象的翅膀，时而又如孩童般在同语言和意象游戏。但不管怎样，他都有着鲜明的特色和坚硬的质地：

他是个艺术幻想家，又是个语言实验者。他注重诗歌艺术，但又时刻没有偏离生活现实。在诗歌王国中，他豪放不羁，傲慢无礼，鄙视一切成规，沉浸于实验和创新，同时也没忘记社会担当和道德义务。在介绍斯洛文尼亚人时，萨拉蒙说：“斯洛文尼亚人从来都中规中矩。”现实生活中，他可能也像他的同胞那样中规中矩。在同他的通信交往中，我发现他总是那么的温和，儒雅，周到，彬彬有礼，富有教养。但在诗歌写作中，他绝对是个例外。在诗歌世界里，他可以冲破一切的规矩。他通过否定而自我解放。他只信从反叛诗学。他是他自己的上帝。于是，我们便在《民歌》中听到诗人发出这样的宣言：

在几十年的诗歌生涯中，托马斯·萨拉蒙已出版诗集近四十部，较近期的有《自那儿》（2003）、《太阳战车》（2005）、《蓝塔》（2007）等。他被认为是中欧目前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在国内外获得过多种奖项，还担任过斯洛文尼亚驻纽约大使馆文化专员。他的作品常常出现在各种国际性期刊上。他本人也常常出现在各种艺术、文化和诗歌场合。至2009年，他已有《托马斯·萨拉蒙诗选》《盛宴》《献给梅特卡·克拉索维奇的民谣》《给我的兄弟》《牧人，猎者》《忧郁的四个问题：新诗选》《蓝塔》等十多部用英语出版的诗集。英语外，作品还被译成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汉语等几十种语言。他这样回顾和总结自己的诗歌生涯：“听见和倾听，迷失，或几乎被碾碎，受伤，同样，正如人类生命中通常会发生的那样，得到幸运的青睐。”这就是他的诗歌之路。因了诗歌，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幸福而又美丽。生活于一个仅有两百多万人口的小国，诗人萨拉蒙十分清楚翻译对于传播自己诗歌的重要。他显然乐意面对更加广大的读者。在某种程度上，他始终在为世界而歌。这既是他的志向，也是他的姿态。对于所有译者，他都一再地表示感激。

一个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诗人写出的诗，自然就构成了一道“想象的盛宴”（美国诗人爱德华·赫希语）。与此同时，一个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诗人，也就意味着不断地出走，偏离，脱轨，和游戏。翻译这样一个诗人，显然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次冒险。我因此兴致十足，同时又忐忑不安。被我译成汉语的萨拉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还是萨拉蒙？翻译过程中，我不断地发出这样的疑问。可我转而想到，一个出色的诗人必然能为读者提供不断阅读的可能性。翻译其实也是一种阅读。那就让我把这次翻译当作阅读托马斯·萨拉蒙的开始吧。

[1]指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曾获得过“诗歌与人·诗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