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过去了十五六年了，但我依然记得那一刻的情形。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里，我第一次读到了波兰女诗人安娜·斯沃尔的诗歌。仿佛被电击一般，我内心的震撼和感动久久难以平息。

一些朴实到极致的诗，一些简洁到极致的诗，却散发出巨大的内在的力量和能量。秘密何在？只要细细读，你会发现，这些文字仿佛剔除了所有杂质，也似乎摈弃了所有手法，只剩下了呼吸、凝视和燃烧，只剩下了血肉。这简直是用命在写作。就是用命在写作。这样的写作既在散发，也在消耗。巨大的消耗。搭进了情感和生命。安娜·斯沃尔，一个用命写作的女诗人。

安娜·斯沃尔（AnnaSwir，1909—1984），本名安娜·斯沃尔茨申思卡，出身于华沙一个画家家庭。她的童年实际上是在父亲的画室中度过的。据她自己回忆，她那时整天待在父亲的画室里，玩耍，做功课，睡觉。由于家境极度贫困，她被迫早早地就出去打工，替父母分担生活重负。用她自己的话说，“我那时极为害羞，难看，内心的焦虑山一般压迫着我。”上大学时，主攻中世纪和巴洛克时期波兰文学。她发现，15世纪的波兰语言是最有力量的。30年代，她开始发表诗作。最初的诗作带有明显的成长环境的印记，诗歌中的许多意象都来源于各类画作和画集，以及她对中世纪的迷恋。那些诗作大多是些短小的散文诗，像精致的微雕，隐去了所有个人色彩，具有浓厚的唯美主义倾向。微雕成为她一生钟爱的诗歌形式。

战争既改变了她的生活，也改变了她的创作。德国占领时期，她当过女招待，为地下报刊撰过稿。1944年华沙起义中，她担任过起义军护士。后被捕，在几乎就要被处决的一刹那，又幸运地死里逃生。她说：“战争让我变成了另一个人。只是从那时起，我的个人生活，我同时代人的个人生活，开始进入我的诗歌。”她极想把战争中经历的一切写成诗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苦于找不到恰当的形式。三十年后，她终于写出了描写战争的诗集《修筑街垒》（1974）。依然是些短诗，依然使用微雕手法，可斯沃尔的诗风已完全改变，由唯美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转向了内心。

可以说，直到这时，斯沃尔才基本确立了自己的风格，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她开始专注于内心，专注于情感。有段时间，她还写过不少儿童诗歌和儿童故事，并因此赢得了不小的声名。年过六十，她奇迹般出版了《风》（1970）和《我是一个女人》（1972）等诗集。诗集《我是一个女人》犹如一份女权主义声明。她在诗集中大声宣布：即使上了年纪，女人也同样有性爱的权利。之后，她又创作了许多直抒胸臆、感人肺腑的情诗。《快乐一如狗的尾巴》（1978）、《丰满一如太阳》（1980）等便是这一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诗集。这些诗直接，大胆，简洁，异常的朴实，又极端的敏感，经济的文字中常常含有巨大的柔情和心灵力量，有时还带有明显的女权主义色彩。

“诗人必须像疼痛的牙一般敏感。”女诗人说。“诗人的意识空间必须不断扩大。那无法震撼并激怒他人的一切，震撼并激怒诗人。”或许正是这种玩命的写作姿态，让她在晚年抵达了诗歌的高峰，写出了那么多动人心魄的诗作。一些燃烧的诗。一些奔跑的诗。一些滴血的诗。这些诗作终于点亮了她的同胞、旅居美国的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的目光。他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些诗作的中心主题：肉体，狂欢中的肉体，痛苦的肉体，恐惧的肉体，害怕孤独的肉体，充沛的、奔跑的、懒散的肉体，女人生产时的肉体，休息、打鼾、做早晨健美操的肉体，意识到时间流逝，或将时间浓缩为一个瞬间的肉体。米沃什认为，安娜·斯沃尔的这些感官的、剧烈的诗歌中，有一种罕见的干净。她诗歌中的肉体常常同灵魂纠结在一起。灵魂其实一刻也没缺席。

米沃什极为欣赏女诗人的才华，长期关注着她的诗歌创作。这是一个诗人向另一个诗人表示的敬意。也是一个诗人同另一个诗人之间的惺惺相惜。还有着同胞间的深厚情谊。他决定做点什么，要让更多的读者读到斯沃尔的诗歌。于是，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同人合作将女诗人的许多诗作译成英文，介绍给欧美读者，其中包括组诗《关于我父亲和母亲的诗》。这组诗以近乎白描的写作手法，通过一个个平凡而又动人的瞬间，表现出了一位女儿对父母深沉的爱。米沃什感叹：“在20世纪的诗歌作品中，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出色的表达对父母之爱的诗，一个以尽可能少的文字讲述的故事。”

安娜·斯沃尔总是在以尽可能少的文字，讲述她的故事，肉体的，灵魂的，女人的，男人的，女人和男人的，女儿的，父母的，女儿和父母的，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些故事贴着我们的肉体和心灵，贴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得不倾听。

2010年8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