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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时断时续。斯堪德里佳桥边，一位少女站在雨中，修长，饱满，美丽，却那么的忧伤。她可能是附近女子高中的学生，可能正在等候喜欢自己的男生。贺楠告诉我，因为女子高中的缘故，许多男生常常会来到斯堪德里佳桥，寻觅心仪的女生。斯堪德里佳桥因此被称为情人桥。等候情人的少女，却没有丝毫的喜悦感，而是满脸的忧伤。我无法忘记这幅画面。我无法忘记她的忧伤。那位少女就是我在书店里遇到的莎姆拉迪。就是为我当翻译的阿米娜。就是我在寻找的萨宾娜。就是每回见面总会紧紧拥抱我的梅捷莉。在萨拉热窝访问期间，几乎我所遇见的每个人，无论年龄大小，都在有意无意中流露中忧伤的神情，尤其是那些少女。

她们在阴影下长大。她们依然在阴影中生活。阴影和记忆会压迫人的。在同几位年轻的大学生聊天时，他们告诉我，一个国家，好像有两个政府，总在争论，总也达不成决议，什么事都那么费劲，什么事都那么复杂。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和前途。所以，许多年轻人，一有机会，就会出国。法国，美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都成了他们向往的国度。参加诗歌节闭幕式时，我认识了拉莫维奇，一位英俊的小伙子，说着一口地道的美国英语。当我夸奖他英语说得地道时，他自我介绍说：他在美国生活过多年，现在是法国公民。语调透着得意和骄傲。随后，他贴着我的耳朵，悄悄对我说：“坐在我右边的姑娘太漂亮了。我已把她搞定了。”那一刻，我感觉，拉莫维奇已不是一个波黑青年，而更像一个法国公子。

也正是在闭幕式上，土耳其诗人亚辛将他的萨拉热窝朋友塞纳丁介绍给了我。我们后来成了好朋友。塞纳丁高大，壮实，豪爽，曾在波黑战争中上过前线，战后，到意大利生活了十年。作为诗人，他最终还是回到了祖国。他，同其他波黑诗人一样，特别愿意将诗歌展现给我们，翌日早晨，给我们带来了好几部诗集，希望我们马上就读读。翻开他送给我的诗集，我读到了这样的诗句：

诗歌是能拉近人的距离的。尤其在萨拉热窝。无须名片，也无须介绍。读读诗歌，或者谈谈诗歌，就行。闭幕式那个夜晚，亚辛，塞纳丁，和我，在清静的萨拉热窝街头逗留了很长时间，谈论着我们共同喜爱的诗人和作家：霍朗，萨拉蒙，阿米亥，格罗斯曼，布鲁诺，贡布罗维奇……亚辛兴奋地说：“三个来自不同国度的人，竟喜爱着同一些诗人和作家。这真是美好。”亚辛生在土耳其，长在塞浦路斯，目前在英国剑桥大学教书，是个典型的“国际诗人”。我问他：“到底该把你当作土耳其诗人呢，还是英国诗人？”他耸了耸肩膀：“无所谓，真的无所谓。哪国都行。”说着说着，他就从兜里拿出一包东西：“瞧，这是中国米饼，来一块吧。”

5月15日，诗歌节安排与会诗人前往风景胜地摩斯塔，并在那里过夜。由于16日要回国，我和亚辛怕时间太紧，原本打算放弃这次旅行。塞纳丁坚持说：“我开车接送你们。保证让你们当天晚上回到萨拉热窝。摩斯塔不去，太可惜了。”贺楠也说：“那是个值得看看的城市。”于是，15日一大早，我们三人就冒着大雨上路了。

抵达摩斯塔后，塞纳丁去摩斯塔大学讲课。我和亚辛先在城里转转，随后到老桥与他会合。一进入摩斯塔，我们立即感觉到了曾经的战争。北约轰炸期间，摩斯塔遭到重创。到处都是战争的废墟，到处都是战争的痕迹。街道上，市中心，居民区，一幢幢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建筑物依然留存着，仿佛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不清理，重建？是要让人记住那场战争吗？还是因为资金问题？我和亚辛都在发问。风景和废墟，这构成巨大的反差和巨大的悖谬。来到老桥时，我和亚辛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废墟边的美，我们究竟该如何来描述呢。

暴雨倾盆而下。我们站在一家酒吧的顶棚下，望着面前的老桥。桥下碧绿的河水在悄悄改变着颜色。雨中的老桥，显得格外的单薄和脆弱，美得让人心痛。它会在暴雨中倒塌吗？这个念头在我心中闪过。历史上，它曾一次次倒塌，又一次次重建。最近的一次就是在北约轰炸中。《结束和开端》，我不知怎的就想到了波兰女诗人辛博尔斯卡的诗句：“每次战争过后，总会有人去清理废墟，而整洁不会自动出现。”可波黑却拒绝清理废墟，至少拒绝清理所有的废墟，仿佛要让一部分废墟存留着，永远的，告诉人们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一切。是这样的吗？还是有着其他更为错综复杂的原因？

结束和开端，历史就这样行进着，经过了多少腥风血雨。辛博尔斯卡的诗，表面上幽默和诙谐，可往深里读，你就会读出巨大的悲哀和无限的辛酸了。走和留，这成了波黑人的生存问题和生存状态。东欧不少人，包括作家和诗人，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和状态。在走和留之间，日子摇曳。这是帕斯献给昆德拉的诗歌：

雨始终不停。“萨拉热窝也在下雨吗？”我问塞纳丁。“今天，全波黑都在下雨。”塞纳丁望着已经浑浊的河水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