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湖之滨，喝了太多的酒。心灵回到最本真的状态。话语融入雨中，似梦非梦，一切都在浮动。古镇仅仅露出它的嘴唇。还有它的眼睛。穿越南方，你就会遭遇幻觉。瞬间，便又来到萨拉热窝。寻找萨宾娜。仿佛寻找一个主题。

十多年前，在罗马尼亚古镇阿尔杰西与萨宾娜相遇，也是参加诗歌节，也是在雨中，漫步，聊天，我们一起读了一首又一首诗，用各自的母语。母语最能透露内心的气息。母语，让我们都变得生动，自然。她告诉我，她的故乡，波黑东部的一个小城，也是说下雨就下雨，就看是哪朵云飘过天空了。她说，童年和少年，她也常常在雨中漫步，那真是一种温柔，诗意的温柔。忽然，她流着泪，断断续续地说：“很久很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温柔了。我那灾难深重的故土，总是没完没了的冲突和战乱。有时，真的想离开那里。可我又能去哪里呢？多么羡慕你，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中国，神秘的东方。我常用文字来想象。”随后，她讲到她读过的李白和王维，讲到她想象中的长城和扬子江。扬子江真的是蓝色的吗？她还问我。那一刻，内心深处，有种柔软的情绪在波动。但是，没有承诺。几天后，诗歌节结束，我们告别，并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也曾经通过几封信，还收到她发给我的照片。再后来，当我出版随笔集《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时，将她的照片配上了一篇文章。前年，在参与主办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时，我还曾想邀请她。想让她看看长城和青海湖，也想让她认识更多的中国诗人。我发了好几封电子邮件，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复。某种隐隐的担忧在心中闪现，变成一声声问候：萨宾娜，你还好吗？

萨宾娜，你还好吗？距离中，这一声声问候显得微弱，苍白。距离是客观存在的。你无可奈何。

于是，萨拉热窝之行，在我的潜意识中，伴随着心灵的一个使命：寻找萨宾娜。特意带了自己的书，上面有她的照片。问了塞纳丁。也问了诗歌节组委会主任哈热达雷维奇。他们都先是一愣，然后支支吾吾地回答：战争中，也不知她去了哪里。反正再也没见到她。

战争，一个巨大的悬念，一片无边的阴影。战争中，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不！不！萨宾娜不会有事的。她只是去了某个地方。我安慰着自己，也在祝福她。

其实，在萨拉热窝诗歌节期间，我们都很想了解，可又不敢贸然问及那几年的情形。毕竟，那是一个伤口。可一次闲聊中，杜尚不知怎么就主动说到了那个话题。“整整三年，没有水，没有电，冬天没有供暖，你们可以想象那有多难。”杜尚苦笑了一声，陷入沉默。

围困之城，许多事情都超越想象。巴尔干，实在让人困惑。英国历史学家马佐尔在《巴尔干，被误解的欧洲火药库》一书中发问：“巴尔干半岛上的种族混合已显著地存在了许多个世纪，在绝大多数时间中，根本没有种族冲突；为什么就在最近这一两个世纪中，各种政治因素都变得骚动不安呢？”融合，并存，包容，这些一直是萨拉热窝的迷人之处。可平衡还是被打破了。政治让一切变得复杂。宗教也失去了它的独立性。不管原因如何，在冲突和战争中，遭受苦难的永远都是平民百姓。塞纳丁告诉我：在波黑战争中，有数十万人失去了生命，有数百万人离开了家园。在萨拉热窝漫步时，我发现了那么多的墓地。就在四处的山坡上。就在风景中。当年，那些狙击手就埋伏在山坡上。加拿大女诗人卡伦说：从未在其他城市见过这么多的墓地。子弹从风景中飞出，击碎城市的面容和灵魂。面容可以修整，灵魂还能复原吗？

恍惚中听到了大提琴曲。我回过头，仿佛看到那名男子又坐到了废墟上，演奏起那首忧伤得让人落泪的曲子。萨拉热窝的大提琴手，萨拉热窝的公民，连续二十二天，为死去的二十二位同胞演奏，每天演奏两个小时。那二十二位同胞是在排队买面包时，被炮弹炸死的。大提琴手以他自己的方式哀悼。不仅仅是哀悼。哀悼超越了哀悼本身。事实上，大提琴手在演奏时，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任何想法。他已把自己交给了音乐。他已化成了音乐。就在他演奏时，枪声不时地响起，但迅即被琴声淹没。这一刻，只有琴声。琴声，渗入人们的内心。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波黑战争期间。加拿大作家斯蒂文·高勒威依据这一故事，写出了长篇小说《萨拉热窝的大提琴手》。走在萨拉热窝的街头，忽然就想起了这个故事，想起了这篇小说。萨宾娜，我轻声地喊道。没有任何回音。此时此刻，萨宾娜和那位大提琴手，又有什么关联？我在琢磨。

灵魂深处，琴声悠扬，一个旋律回荡着，一遍又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