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楠来过，为我带来电热水壶，电压转换器，和拖鞋。在萨拉热窝，沏上一杯白茶，坐在阳台上，望着面前又高又直的白杨，望着一片密集的暗红色的屋顶，是何等的惬意。麦克法兰说：“茶叶改变了一切。”茶叶是否改变了一切，我没有研究，不敢妄言，但起码，此时此刻，它确保了我的心情。

想写点什么，最终还是放下了笔。感觉还不够充沛。事实上，关于这座城市，还没有太多清晰的印象。毕竟，刚来一天。一切还没有完全展开。

思绪却在散漫着。

英国女作家韦尔登在她的短篇小说《萨拉热窝失恋记》中如此描绘这座城市：“萨拉热窝是个美丽的城市，巴尔干风格，四面环山。一条宽阔湍急的浅河穿城而过，送走了山上的积雪，河上有一座座的拱桥。”

我所供职的《世界文学》杂志发表过这篇小说。是黄梅老师的翻译。这篇小说之所以给我留下了印记，是因为它把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当作了小说有机的部分。一场前途莫测的恋爱，和一个发生在遥远的过去的历史事件，成为两条线索，不断地交叉，又分离，再交叉……女作家这样做，似乎就是要让现实遭遇历史，从历史中获取某种启示，再理性地看待现实，处理现实。这样，历史上的“大事”同现实中的“小事”之间还可形成某种张力。此外，她可能还在强调时间、地点和人物的意味。有时候，时间和地点，再加上人物，就是宿命，就注定了一切。有点像中国古人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普林西普，十七岁的塞族青年，因患肺结核而显得病弱、苍白，两次行刺费迪南大公，第一次未遂，他消失在人群中，走进一家咖啡馆。没想到，大公的司机由于惊慌失措，迷了路，把车停在了街拐角，正好被坐在咖啡馆中的普林西普撞见。天赐良机。他站起身，冲出咖啡馆，举枪，瞄准，开枪，第一枪未中，第二枪打中大公的妻子索菲亚，第三枪打中了大公本人。而这三枪的后果便是一场世界大战。三千万，或四千万人被战争夺去了生命。这些都只是韦尔登的叙述。此刻，身处萨拉热窝，我感兴趣的当然只是小说中的历史叙述。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叙述，韦尔登特别提供了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流露出诸多言外之意，也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比如普林西普开枪时手的颤抖，毕竟他是头一遭在杀人。比如他的年龄，就因为他才十七岁，所以还不够上绞刑架。比如他死于监狱，肺结核病可能是重要原因，而不仅仅是迫害和折磨。再比如，战争死亡人数是三千万，或四千万，这一含混不清的说法正好证明了人们的冷漠和健忘。

再看其他书籍，有关这一事件，许多细节已不一致。有的说，普林西普当时十九岁，是塞族爱国青年团体的负责人。他共开了两枪，击毙了大公和他的妻子。有的说，普林西普一直在人群中伺机行事，看到车队驶近拉丁桥，离他仅仅两米时，才冲出人群，刺杀了大公和他的妻子。还有的说，普林西普是波斯尼亚恐怖组织“黑手会”成员。那天，他已行刺过一回，却失败了，原本已放弃了这项任务。没想到，就在咖啡馆里，看到了大公的车。他完全是因为种种偶然因素才成为历史人物的。在塞尔维亚，他被视为爱国英雄。而在某些西方国家，他却被当作恐怖分子。关于费迪南大公，也有着种种的说法。其中一种是：他已遭遇过一次刺杀，却坚持要去医院探望那些为保护他而受伤的人。就这样才坐车重新进入了普林西普的视野。据说临死前，大公还对怀有身孕的妻子说：“别死，你要为我们的孩子活着。”谁能想到，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不到一百年，已众说纷纭，竟有了好些个版本。

有一天，贺楠专门陪我来到了这个历史地点。街角处嵌有一块石碑，上面用英语和当地语两种语言写道：“1914年6月28日，加弗格里·普林西普从此处刺杀了奥匈帝国王储弗兰茨·费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索菲亚。”但人们所说的脚印我好像没有注意到。墙面的橱窗里展览着一些当时的照片：车队，大公和他的妻子，受审中的普林西普，等等。不远处便是拉丁桥，后来改名为普林西普桥。说实在的，街角和桥，都并不特别起眼。也没有什么人驻足。萨拉热窝人显然已把它们当作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不刻意去牢记它们的历史意义。我记得，头一天漫步时，也曾经过此地，但并没有想到，这竟是一个如此重要的历史地点。

望着这一地点，我感慨万千。起码这一地点是真实的。起码萨拉热窝是真实的。可历史，我们所读的历史究竟还留下多少真实性呢？历史，兴许都会蒙上层层雾霭。角度，情绪，记忆失误，语境，各种需要，以讹传讹，这一切都有可能扭曲历史，以至于到最后，历史，可能会演变成历史传说。因此，在任何时候，面对历史，怀疑和考究，都应有必要的姿态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