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萨拉热窝，实际上，也就是从一种节奏，到另一种节奏。当缓慢和松散，一夜之间，变成现实时，我还真有点不能适应。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有点异化了。我们已不太会享受“缓慢的乐趣”了。昆德拉曾在小说《缓慢》中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

我这是在萨拉热窝。我这是在萨拉热窝。我提醒着自己。

似乎等了很长时间。下午一点多，终于，几位学生模样的男女青年来到饭店，带领几十名突然冒出来的各国诗人，不紧不慢地步出饭店，溜溜达达，说说笑笑，朝着斯肯德里亚青年宫走去。萨拉热窝诗歌节将在那里开幕。

萨拉热窝诗歌节，同萨拉热窝电影节以及萨拉热窝时装节一样，在国际上已享有一定的声誉，是萨拉热窝，乃至波黑以及前南地区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学传统。它于1962年创办，每年一届，已连续举办了四十九届。说实在的，当我看到四十九这个数字时，一种敬意在心中油然而生。国内也有五花八门的文化节，不少初办时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可往往办不了几届就悄无声息，再无下文了。这其中有着各种各样涉及体制和动机的微妙的原因。而巴尔干一个小国的一座小城，却连续这么多年坚持不懈地让诗歌的声音一次次响起，实在令人尊敬和感动。这才是真正的诗歌热情。这才是真正的文化形象。诗歌节期间，我听到波黑诗人在不同的场合反反复复强调，即便在严酷的战争时期，萨拉热窝诗歌节也从未中断，骄傲之情流于言表。迄今为止，已有数千名世界各国著名诗人应邀参加过萨拉热窝诗歌节。他们有理由骄傲。

一路上，各种语言此起彼伏，成为语言的交响。英语，各种口音的英语，俄语，阿拉伯语，波斯尼亚语，还有一些我分辨不出的语言。忽然，我竟然听到了十分熟悉的罗马尼亚语。仔细一看，一名女士正同一位先生在用罗马尼亚语热情地交谈着。“你们好！”当我用罗马尼亚语问候他们时，两人流露出明显的惊讶之情，稍稍顿了一下，随后便是拥抱。“太不可思议了！”罗马尼亚女诗人诺拉·尤佳发出感慨：“在萨拉热窝的大街上，罗马尼亚人诺拉，塞尔维亚人杜尚，中国人高兴，在罗马尼亚语中，聚到了一起。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诗人之间，没有太多的客套，不知怎的，就谈到了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赫尔塔·米勒。“她总在谈论自己在罗马尼亚受到的‘迫害’，显然已把这种‘迫害’当成资本了。”听到诺拉·尤佳的这句评论，我不禁为我们的共识感到一阵欣喜，随即告诉她：“看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罗马尼亚，不少人都是有洞察力的。”在到访波黑之前，我刚刚在《中华读书报》《世界新闻报》和《世界文学》上发表过一些文章，谈论赫尔塔·米勒写作中的政治策略。我坚决认为：赫尔塔·米勒的获奖，是文学和政治的某种微妙平衡。

青年宫正在举办先锋绘画和雕塑作品展览。我们三三两两走进展厅时，只见诗歌节工作人员正在往展品中间放置一些椅子、凳子和话筒。不少诗人索性席地而坐。另一些诗人参观起了展览。大约又过了二十来分钟，我们忽然听到了一段热情、优美的音乐五重奏。一段五重奏，拉开了诗歌节的帷幕。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五重奏表演结束后，女主持人埃达走近话筒，用波斯尼亚语眉飞色舞地说了一大通话。但没人翻译。接着，诗歌节组委会主任、诗人哈德泽姆·哈热达雷维奇走上前去，同样用波斯尼亚语念起了发言稿。还是没人翻译。应该是欢迎词吧。反正当地诗人笑，我们就望着他们笑。当地诗人鼓掌，我们就跟着鼓掌。这样的场合，你就把表情当作语言吧。表情是人人都懂的语言。艾达的表情相当生动，我敢肯定，她的语言也一定十分有趣。随后，阿塞拜疆诗人成吉斯·阿里奥格鲁、加拿大诗人科林·卡贝莱、美国诗人布里安·亨利、罗马尼亚女诗人诺拉·尤佳、澳大利亚女诗人罗比莹·罗兰德、土耳其诗人穆罕默德·亚辛先后走近话筒，朗诵了自己的诗作。有几位诗人用忧伤的话语和诗句对萨拉热窝市民表示了同情。诺拉却说：“我希望看到你们笑。”随后，又是一段热情、优美的音乐五重奏。开幕式就这样结束了。

开幕式当晚，“国际诗歌之夜”在波斯尼亚研究院举行。这是所有与会诗人的一次集体亮相，也是诗歌节的一场重要活动。我们又看到了那个五人乐队。我们又听到了热情、优美的五重奏。四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都演奏得特别投入。高大的金发女郎阿迪萨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用波斯尼亚语和英语当起了主持。她显然很陶醉于自己的角色。几乎所有到会的外国诗人都先用母语朗诵了自己的诗作，再由翻译用波斯尼亚语朗诵一遍。组委会希望我用中文朗诵我的诗作《一天》。在简短的发言中，我讲起了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在中国的影响。我说，如果你要访问中国，建议你带这么一张名片，上面写上：来自萨拉热窝的公民。肯定特别管用。一阵掌声。会后，好几位观众走到我面前，伸出手，说：来自萨拉热窝的公民。哈哈！握手！

临近子夜，诗歌节为诗人们准备了欢迎晚宴。年轻的萨拉热窝副市长到场。这时，北京时间已是凌晨六点。我就把这晚宴当作早餐享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