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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选题，组稿，编稿，已成为我工作和生活的基本内容。除去稿子，还要大量阅读其他书籍。阅读面自然也日渐宽阔。光从《世界文学》就读到多少独特的作品。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卡夫卡的《变形记》，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毛姆的《红毛》，托马斯·曼的《马里奥和魔术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劳伦斯的《狐》，卡尔维诺的《不存在的骑士》，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马尔克斯的《迷宫中的将军》，帕斯的《太阳石》，米利亚斯的《劳拉与胡里奥》，久·莫尔多瓦的《会说话的猪》、格拉斯的《猫与鼠》，门罗的《善良女子的爱》，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曼德施塔姆、叶芝、布罗茨基、兰波、波德莱尔、休斯、奥利弗、勃莱、里尔克、博尔赫斯、阿莱克桑德莱、博纳富瓦、霍朗、沃尔克特、希姆博尔斯卡、雅姆的诗歌，川端康成、塞弗尔特、米沃什、普里什文的散文，等等，等等，都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印记。诗人沈苇在一次研讨会上说：“我愿意把中国作家分成两类：一类是读《世界文学》的作家；一类是不读《世界文学》的作家。”他的言外之意是：《世界文学》完全可以成为衡量一个作家水准的坐标。我同意他的说法。

读《世界文学》的作家是一份长长的长长的名单：冰心，巴金，艾青，施存蜇，郑敏，徐迟，邵燕祥，邹荻帆，袁可嘉，王蒙，刘心武，陈忠实，贾平凹，北岛，林希，田中禾，莫言，铁凝，吉狄马加，陈众议，楼肇明，张玮，南翔，冯骥才，赵玫，于坚，陈超，唐晓渡，王家新，阎连科，潞潞，余华，苏童，宗仁发，西川，残雪，马原，苇岸，刁斗，郁郁，刘恪，陈东东，宁肯，车前子，毕飞宇，海子，寒烟，阿乙，止庵，沈苇，邱华栋，庞培，东西，汪剑钊，梁晓明，程巍，汗漫，小海，蓝蓝，树才，赵荔红，黄礼孩，鲁敏，沈念，田耳，李浩，黑陶，郭建强，钟立风，黄土路……其中，绝大多数既是《世界文学》的读者，又是《世界文学》的作者或译者。作家何三坡相信，每个优秀的中国作家都曾是《世界文学》忠实的读者。

读《世界文学》的作家中，我首先想到了已故的优秀散文家苇岸。1997年9月，在诗人林莽的努力下，《世界文学》杂志曾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共同举办“世界文学与发展中的中国文学”研讨会。会上，我有幸认识了散文家苇岸。苇岸，瘦瘦高高的样子，神情严肃，同时又极为朴实，说话语速极慢，慢到有时让人着急的地步，真正是字斟句酌，仿佛要为每个字每句话负责。他主动谈起了自己对《世界文学》的喜爱和看重，甚至告诉我他只订两份杂志，《世界文学》就是其中一份。我从内心敬重苇岸，感觉他是我接触过的最纯粹的作家，圣徒般的作家。《世界文学》能得到如此优秀的作家的认可，在某种意义上，也证明了它存在的理由。从1989年起，我一直在主持与中国作家互动的栏目，先是“中国诗人读外国诗”，后来进一步调整，最终固定为“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在我的郑重邀约下，苇岸为《世界文学》写出了《我与梭罗》一文。他在文中说到了初次读到海子借他的《瓦尔登湖》的巨大幸福感：“我对梭罗的文字仿佛具有一种血缘性的亲和和呼应。换句话说，在我过去的全部阅读中，我还从未发现一个在文字方式上（当然不仅仅是文字方式）令我格外激动和完全认同的作家，今天他终于出现了。”如今，苇岸已离开人世近二十年了。但每每想到他的为人和为文，我都会想到朴实、宁静、真挚和纯粹。而朴实、宁静、真挚和纯粹其实也是一份文学杂志应该追求的品质。

对于诗人陈东东，《世界文学》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时刻。在回答怎么会走上诗歌之路这一问题时，他如此写道：

1980年10月的一个下午，我坐在上海师范大学主楼第五层的期刊阅览室里，面前是一本已有些破旧的《世界文学》（1980年第1期）。我刚过了十九岁生日，考进那所大学的中文系也才一个多月……当时，我对诗的理解主要来自《唐诗三百首》之类的读物，我还不曾写过诗或填过词。秋天的阳光照得橘黄色的杂志封面微微泛红，这正是一个宁静安逸、适合闲览的下午。

但是，突然，仿佛被人在背后狠拍了一掌，我从漫不经心的状态中惊醒——我看到这样的诗行出现在纸上：

这是李野光译埃利蒂斯的长诗《俊杰》中的一小节，它带来震颤！它那宏伟快捷的节奏凸显给我的是一群如此壮丽的诗歌女神！于是，一次作为消遣的阅读变成了一次更新生命的充电，诗歌纯洁的能量在一瞬之间注满了我，并令我下决心做一个诗人。

陈东东将此称为“他最重要的《世界文学》时刻”。因了这一时刻，一个诗人诞生了。这样的时刻，对于我们这些编辑们，同样意义重大。每每想到这样的时刻，我们就会觉得，所有的辛劳都是值得的。

前辈学者和作家季羡林先生生前担任过许多刊物的编委，包括《世界文学》。在一篇文章中，季先生坦承自己每月收到的刊物颇多，但衷心钟爱者并不太多。《世界文学》就是他钟爱者之一。先生钟爱《世界文学》的重要原因是：

创刊几十年以来，世界动荡不安，国内也是风风雨雨。这个刊物，同我们人一样，所走的道路并非总是阳关大道。上面的政策多变，读者的口味也决非停留不变。我们的刊物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于是就经常遇到麻烦。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我们都遇到过。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刊物，同一个人一样，很容易变得见风使舵，摇晃不定，窥测方向，六神无主。然而我们的《世界文学》却没有这样，它始终保持住自己的一双铁肩，忠诚于当年创刊时的精神，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得到了国内外有相当高欣赏水平的读者的青睐，历数十年而不衰。这样的刊物，国内罕见其匹。

作家和画家车前子初中毕业后就遇见了《世界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忠实却又挑剔的读者，始终关注着《世界文学》的成长。用车前子的话说，“复刊后的《世界文学》，刚开始是一片稻田，后来农作物的品种越来越多，除了水稻，又有了棉花，又有了玉米，又有了甘蔗，甚至还有了猕猴桃。它终于变成一个植物园了。”他曾同一位诗人绝交，“说起来很简单”，就因为“他借了我1985年一年的《世界文学》，而不还我”。而一位小说家常说他的坏话，“说起来也很简单”，就因为“我借了他1985年一年的《世界文学》，而不还他”。

中国作家独爱《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外在和内在的原因。自创刊起，《译文》以及后来的《世界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新中国唯一一家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杂志。唯一，本身就构成一种绝对的优势，因为读者别无选择。早在上世纪50年代，透过这扇唯一的窗口，不少中国读者第一次读到了众多优秀的外国作家。可以想象，当《译文》以及后来的《世界文学》将密茨凯维奇、莎士比亚、惠特曼、布莱克、波德莱尔、肖洛霍夫、希门内斯，茨威格、哈谢克、福克纳、泰戈尔、杜伦马特、艾特玛托夫、皮兰德娄等世界杰出的小说家和诗人用汉语呈现出来时，会在中国读者心中造成怎样的冲击和感动。同样可以想象，上世纪70年代末，当人们刚刚经历荒芜和荒诞的十年，猛然在《世界文学》上遭遇卡夫卡、埃利蒂斯、阿波利奈尔、海明威、莫拉维亚、井上靖、毛姆、格林、莫洛亚、博尔赫斯、科塔萨尔、亚马多、霍桑、辛格、冯尼格等文学大师时，会感到多么的惊喜，多么的打开眼界。那既是审美的，更是心灵的，会直接或间接滋润、丰富和影响人的生活，会直接或间接打开写作者的心智。时隔那么多年，北岛、多多、柏桦、郁郁等诗人依然会想起第一次读到陈敬容译的波德莱尔诗歌时的激动；莫言、马原、阎连科、宁肯等小说家依然会想起第一次读到李文俊译的卡夫卡《变形记》时的震撼。审美上的新鲜和先进，心灵上的震撼和滋润，加上唯一的窗口，这让《世界文学》散发出独特的魅力，也让《世界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人视作理想的文学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