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编辑部人才济济，最多时共有各语种编辑近三十人，分为苏东组、英美组、西方组、东方组和秘书组，每周一必开例会，先是主编高莽、副主编李文俊、编辑部主任冯秀娟和苏杭、郑启吟、金志平、唐月梅等各位组长碰头，随后再招呼全体编辑开会，主要讨论选题、组稿和发稿。各语种编辑在介绍选题时都会自然而然地夹杂一些外语，比如作家名、作品名等。这时，你就会听到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朝鲜语、阿拉伯语、捷克语和罗马尼亚语先后响起，此起彼伏，十分热闹。头一回参加这样的会议时，我不由得产生了一缕幻觉：仿佛在开联合国会议。某种意义上，《世界文学》就是一个文学联合国。

有意思的是，每位编辑受专业影响，举止和行文上都会多多少少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总体而言，学俄语的，豪迈，率真，稍显固执；学英语的，幽默，机智，讲究情调；学法语的，开明，随和，不拘小节；学德语的，严谨，务实，有点沉闷；学日语的，精细，礼貌，注重自我……当然，这并非绝对的，事实上常有例外。学俄语的高莽先生似乎就是个典型。学英语的李文俊先生也是，每当聚会结束，总会主动帮女士从衣架上取下风衣或大衣，将衣服打开，双手捧着，方便女士穿上，即便在他后来当上主编后照样如此，极具绅士风度。学法语的金志平先生在李文俊先生退休后成为《世界文学》主编，他总是那么温文尔雅，与世无争，从未见过他计较什么，平时特别关照年轻编辑。记得有一次，几位前辈在为我们几位年轻编辑讲述编辑工作的意义。高莽先生以一贯的豪迈说：“马克思当过编辑，恩格斯当过编辑，列宁当过编辑，李大钊当过编辑，毛泽东当过编辑，周恩来当过编辑，历史上无数的伟人都当过编辑……”正说得激动时，李文俊先生轻轻插了一句：“可是，他们后来都不当了。”会议气氛顿时变得轻松和活泼。高莽先生毫不在意，也跟着大伙哈哈大笑。事实上，正是这些不同和差异构成了编辑部的多元、坦诚和丰富，构成了一种特别迷人的气氛。

而逢到节日将临，编辑部先是开会，然后就是会餐，算是过节。这一传统还是茅盾先生当主编时形成的。先生当时担任文化部部长，兼任《世界文学》主编，公务繁忙，偶尔会来编辑部开会。每次会后都会餐叙。《世界文学》出了好几位美食家。茅盾先生绝对是美食家。编辑部老主任庄寿慈也是。还有李文俊、张佩芬、严永兴诸位先生。高莽先生独爱北京烤鸭，常常说：“发明烤鸭的人，应该得诺贝尔奖。”李文俊先生时常回忆起庄寿慈先生家做的狮子头：“实在太好吃了！即便有人那时打我嘴巴，我也不会松口的。”杨乐云、严永兴、庄嘉宁等前辈还有制作美食的才华。李文俊先生甚至开玩笑道：“来《世界文学》工作的人，都得是美食家。”他的逻辑是：热爱美食，就是热爱生活，而热爱生活，才有可能热爱文学。

郊游、会餐等聚会为编辑部平添了不少人情味，也加深了同事间的相互了解，增强了整个团队的凝聚力。

原文校对和刊物检查已成为《世界文学》编辑工作中的两大传统。

一部译稿交到编辑手里，光读译文或许感觉不错，但一对原文，就有可能发现种种问题：理解误差，腔调不对，细微含义缺失，笔误，漏译，常识谬误，等等，等等。再优秀的译者也难免会犯错的。但凡做过一点译事的人都明白，文学翻译中，完美难以企及，也根本无法企及，仿佛一场永远打不赢的战争。虽然如此，无论文学译者，还是文学编辑，都应该尽量追求完美。文学译者和文学编辑都应该首先是完美主义者。换句话说，正是完美的难以企及，让我们时刻都不敢懈怠。尽量让译品好点，再好点，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检验，对得起读者，对得起作家，对得起文学。这就是《世界文学》编辑坚持校对原文的理由。

每次新刊出版后，编辑部都会召开刊检会，几十年不变，一直延续至今。刊检会最实质性的环节就是挑错，而且是互相挑错，领导和编辑一视同仁，毫不客气。每一次都会检查出一些问题，有时还会发现一两个硬伤。这实际上是在不断提醒大家，编刊物本身就是项遗憾的事业，一定要细而又细，认真再认真，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尽量减少遗憾。80年代曾经有好多年，每次刊检会一开始，我们先会读一封特殊的来信，那是《世界文学》的老译者和老朋友水宁尼先生的“校阅志”。水先生实际上是电子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但他喜好文学，业余还从事写作和翻译，曾在《世界文学》上发表过好几篇译作，还曾兼任过《北京晚报》栏目主笔。每次收到《世界文学》，他都会从封面、封底到内文和版权页，一字不差地仔细校阅，并写下一页页校阅志，然后邮寄给编辑部。水先生的来信通常五六页，多时竟达二十来页，一一列出他发现的错误或可商榷之处。如此坚持了十来年之久。这得花费多少心血和工夫啊。用他的话说，他就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世界文学》的爱。2001年某一天，时任编辑部主任李政文先生忽然意识到水先生好久没有来信了，于是派庄嘉宁先生到电子工业部一打听，原来水先生已于1999年4月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由于他单身生活，且又在家里，悲剧发生时，现场没有任何旁人。听到他领养的好多只猫不停地在叫，邻居们觉得奇怪，才在几天后打开水先生的家门，但为时已晚。我们说不出的难过。一份杂志是有自己的亲人的，水宁尼先生就是《世界文学》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