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然明白高莽先生的意思。那个年代，当编辑，就意味着为他人作嫁衣。编辑部的不少前辈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几乎所有时间，他们都在阅读原著，寻找线索，挖掘选题，寻觅并培养译者。我和杨先生接触最多，发现她做起编辑来，认真，较劲，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她常常会为了几句话，几个词，而把译者请来，或者亲自去找译者，逐字逐句对照原文，讨论，琢磨，推敲，反反复复。有时，一天得给译作者打无数个电话。那时，用的还是老式电话，号码需要一个一个转着拨。同事们看到，先生的手指都拨肿了，贴上胶布，还在继续拨，看得冯秀娟老师直心疼，在一旁连连说：“老杨，歇会儿，快歇会儿。”在编辑塞弗尔特的回忆录时，光是标题就颇费了先生一些工夫。起初，译者译成《世界这般美丽》。先生觉得太一般化了，没有韵味。又有人建议译成《江山如此多娇》。先生觉得太中国化了，不像翻译作品。最后，先生同高莽、苏杭等人经过长时间酝酿，才将标题定为《世界美如斯》。世界美如斯，多么典雅而又韵致，弥散出艺术气息，真正合乎一部文学作品的气质。先生告诉我，菲茨杰拉德的著名中篇《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是《世界文学》首发的，译者最初将标题译为“伟大的盖茨比”。研读作品后，李文俊先生觉得这一译法尚不到位，用“伟大的”来形容小说中的主人公盖茨比显然不恰当。“great”在英语里实际上有众多含义，既有“伟大的”基本意思，也有“真好”“厉害”“真棒”“了不起的”等其他含义。而用“了不起”来形容盖茨比恐怕最为贴切。于是，中国读者就通过《世界文学》读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汉语译著。为几句话几个词而费尽心血，这样的编辑，如今，不多见了。说实在的，当时，前辈们的这种认真劲儿既让我钦佩，同时又把我吓着了。当文学编辑，同读文学作品，绝对是两回事。文学阅读是单纯的、愉悦的。而文学编辑却是复杂的、劳苦的。

《世界文学》选材向来极其严格，决不滥竽充数。常常，一个选题要经过长时间酝酿，斟酌，反复讨论，还要物色到合适的译者和作者，方能获得通过。稿子到后，还要经过一审、二审和三审，方能备用。刊用前，要求稿子做到“齐、清、定”，还要再过发稿审读这一关，再经过一校、二校、三校和多次核红，方能付印。发稿至印制的每一环节，编辑部主任都亲自监督。不少优秀作品就是如此打磨出来的。有时，一个选题，尤其是篇幅较大的头条专辑，从提出选材到最终见诸版面，往往需要打磨好几年时间。每每刊出优秀的作品，每每看到手稿变成了铅字，杨先生总会激动，眼睛发亮，说话声都洋溢着热情：“好极了！真是好极了！”随后，就叮嘱我快去读，一定要细细读。波兰作家伊瓦什凯维奇的散文《草莓》、匈牙利作家厄尔多尼的《一分钟小说》、法国作家莫洛亚的《大师的由来》、德国作家沙密索的《出卖影子的人》、俄罗斯作家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等作品都是杨先生推荐我读的。读作品，很重要，能培育文学感觉。先生坚持认为。在她心目中，作品是高于一切的。有一阵子，文坛流行脱离文本空谈理论的风气。对此，先生不以为然。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她不解地说。

“读到一个好作品，比什么都开心。呵呵。”这句话，我多次听先生说过。面对优秀的作品，永远怀有一种热情，新奇，兴奋，赞赏，和感动，这就叫文学情怀，这就叫文学热爱。

高莽、李文俊、金志平、杨乐云、苏杭等前辈都既是出色的编辑，又是优秀的作家、译家或画家。但他们当编辑时就主要“为他人作嫁衣”，全凭良心和自觉，严格控制刊发自己的文字。只是在退休后才真正开始投入于翻译和写作，主要文学成就大多是在退休后取得的。高莽先生一边照料病中的母亲和妻子，一边译出和写出那么多文学作品。李文俊先生每天翻译五六百字，坚持不懈，日积月累，译出了福克纳和门罗的好几部小说。杨乐云先生在耄耋之年还在苦苦翻译赫拉巴尔赫塞弗尔特，孤独，却不寂寞。许多人不解：工作了一辈子，好不容易退休了，该享受享受清福了，何必那么苦那么累？“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喜欢文学。”杨先生有一回对我说。文学照亮了他们的内心。因此，他们都是内心有光的可爱的人。

瞧，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编辑，这就是《世界文学》的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