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杨乐云先生已在《世界文学》工作了二十多个年头，临近退休，开始物色接班人。当时，我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大学。出于爱好，更出于青春的激情，课余大量阅读文学书籍。诗歌，小说，散文，中国的，外国的，什么都读。不时地，还尝试着写一些稚嫩的文字，算是个准文学青年。在上世纪80年代，不爱上文学，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那真是难以复制的年代：开放，真实，自由，阳光明媚，个性空间渐渐扩展，整个社会都在倡导读书，鼓励思考、创造和讨论，号召勇攀科学高峰，就连空气中都能感觉到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关于那个年代，我曾在《阅读·岁月·成长》一文中写道：

80年代真是金子般的年代：单纯，向上，自由，叛逆，充满激情，闪烁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芒。那时，我们穿喇叭裤，听邓丽君，谈萨特和弗洛伊德，组织自行车郊游，用粮票换鸡蛋和花生米，看女排和内部电影，读新潮诗歌，推举我们自己的人民代表；那时，学校常能请到作家、诗人、翻译家和艺术家来做演讲。有一次，北岛来了，同几位诗人一道来的。礼堂座无虚席。对于我们，那可是重大事件。我们都很想听北岛说说诗歌。其他诗人都说了不少话，有的甚至说了太多的话，可就是北岛没说，几乎一句也没说，只是在掌声中登上台，瘦瘦的、文质彬彬的样子，招了招手，躬了躬身，以示致意和感谢。掌声久久不息。北岛坚持着他的沉默，并以这种沉默，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我们当时有点失望，后来才慢慢理解了他。诗人只用诗歌说话。北岛有资本这么做。

通过文字、印象和长时间的通信，杨先生确定了我对文学的热情，问我毕业后是否愿意到《世界文学》工作。“爱文学的话，到《世界文学》来工作，最好不过了。”她说。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空气中的召唤。从小就在邻居家里见过《世界文学》，32开，书的样子，不同于其他刊物，有好看的木刻和插图。早就知道它的前身是鲁迅先生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译文》。新中国成立后，鲁迅先生创办《译文》时的战友茅盾先生在北京与其说创办，不如说又恢复了《译文》，后来才更名为《世界文学》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索性称它为鲁迅和茅盾的杂志。不少名作都是在这份杂志上首先读到的。我所景仰的冯至先生、卞之琳先生、季羡林先生、楼适夷先生、戈宝权先生、王佐良先生等文学前辈都是《世界文学》的编委。于我，它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我当然愿意。

“你还是多考虑考虑。这将是一条清贫而又寂寞的道路。”杨先生建议，脸上露出严肃的神色。为让我更多地了解《世界文学》，也让我感受一下编辑部的氛围，杨先生安排我利用假期先到《世界文学》实习。

1983年7月，我从西郊坐了好几趟公交车，来到建国门内大街5号，第一次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第一次来到《世界文学》编辑部。当时，编辑部有两间相通的大屋子，还有六七个小隔间。编辑部主任冯秀娟（诗人李瑛先生夫人）同秘书组，以及金志平先生负责的西欧组在大屋子里。其他人都分散在向南和向北的几个小隔间里。小隔间也就五六平米大小，主编高莽和副主编李文俊各自有个单间，其余编辑都是两人一间。印象中，苏杭先生和张晓军老师一间，杨乐云先生和沈宁老师（夏衍女儿）一间，郑启吟先生和贺晓风老师（贺敬之女儿）一间。两张办公桌一摆，基本上就没什么空间了。我只要来找杨先生谈稿子，沈宁老师就得让出去。如此工作条件让我感到意外，但杨先生告诉我，搬进科研大楼，已经比原先条件好多了。在过道里，正好遇见从小隔间出来的高莽先生，他高大威武，身着沾有不少颜料的工装服，一副艺术家大大咧咧的样子，握手的刹那，突然大声地对我说道：“要想成名成利，就别来《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