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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先生在写泰山时发觉，“它太大了，写起来没有抓挠”。我写树才，遇到了类似的困难：在我的脑海中，树才太密了，反而不知道从何说起。

干脆老老实实从第一次见面说起吧。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在朋友王伟庆的宿舍里，树才端着一杯红葡萄酒等候我的到来。谦和，安静，质朴，说话永远不紧不慢，身上隐隐有点沉重和忧伤的气息，同时又让人感到某种温暖的力量，这是我对树才的最初印象。

我们几乎一开始就谈起了诗歌。那个冬天的夜晚，似乎也适合谈论诗歌。树才谈起了我译的索雷斯库。我谈起了树才译的勒韦尔迪。我接着又谈索雷斯库。树才接着又谈勒韦尔迪。索雷斯库和勒韦尔迪，成了我们的名片。

关于勒韦尔迪，树才说过这样的话：“感受勒韦尔迪的诗，就像在淡泊朦胧的月光下感受悲凉。他把身心都靠在宁静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句话成了我理解树才的重要线索。

树才又约我见了几次面。在青年湖高大的塔楼上。在社科院狭窄的办公室里。话题总是围绕着诗歌。那时的树才似乎只愿谈诗。大多是树才在说。他有奇特的语言艺术，不动声色中打开话题，然后用低沉的、富于变化的声音缓缓地、不断地说，像一条河，绕着许多弯子，但一直在向前流淌。他的味道恰恰在他的弯绕中。而且，他的说一点不让人觉得闹，反而使你看到他内心的静。丰富的静。常常，我听得入迷，而忘了言语。有树才在说，我就不用说了。

一天，树才请我到东单吃匈牙利烤鸡。老远就见他胸前挂着一个买菜用的布袋子，一晃一晃地来了。好玩的形象。“知道里面放着什么吗？红皮护照！唉！谁又能想到呢？！最安全不过了。唉！”树才一本正经地说。他是来告别的。他就要去非洲当外交官了。

而且一去就是四年。这段时间，正好可以读读他的诗了。他早期的诗。一些忧伤的、内在的、灵魂和生命意识很浓的抒情诗。字里行间有水和泥土的印痕。在一个不容易被感动的年代，他的不少诗，还是深深地感动了我。比如，那首《母亲》，至今还记在心里：

天空般的母爱，无处不在的母亲的眼睛，照亮了树才的心灵，并成为他时时刻刻的安慰和支撑。“要为哭泣而坚强！”直抵心窝的诗行，让我看到了树才根子上的东西，看到了他善良、质朴、坚韧、沉重，甚至忧伤的源头。天上的母亲，也让他过早地参透了生与死：“生必须慢慢完成。而死却是一下子。”

从非洲归来后，树才似乎敞开了许多。可能是那片遥远的土地的神奇影响，也可能就是树才的本来性情。他那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亲和力，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了友谊的中心。无论住在哪里，水碓子，马甸，还是法华寺，他都是中心。想想，我都觉得纳闷。朋友中，树才的年龄其实算是小的。可偏偏是他扮演着某种青年领袖般的角色。而且，不管男女老少，都服。男女皆宜、老少皆宜的树才啊！他和他妻子的真诚、热情和慷慨，许是我们一次又一次聚会的理由。每次都好吃好喝。每次都尽兴尽致。有时，十几个人聊得忘乎所以，都到凌晨了，树才和他妻子照样微笑着给递烟倒茶，还放上点法国音乐当背景，适意极了。聚会聊天还不算什么，有的时候，外地甚至国外来的朋友，就这么住下了，在他们家并不宽敞的两居室里。有的一住就是个把月。我从来没听树才有过半句怨言。如此的家，如此的主人，恐怕打着探照灯都难找啊。

正是在树才家里，我认识了一拨又一拨的人。写诗的，写小说的，写评论的，当编辑的，教书的，拍电影的，搞出版的，都有。一般都和文学有些瓜葛。有几位意气相投的，成了我的可以称兄道弟的哥们。刘恪，莫非，车前子，高尚。我和车前子是老乡。我们在苏州并不认识，却在树才家相遇了。

还碰到了那么多的漂亮女孩。有些把树才当诗歌一般爱着，有些把树才当哥哥一般亲着，并且都和树才的妻子成了好姐妹。刘恪老大哥代表我们大家说了句绝妙的话：“女孩要是不喜欢树才的话，那这个女孩准有病。”不喜欢树才，是不可能的。当他的两个比亲人还亲的妹妹一口一声“树才哥！”叫着的时候，让我们好生羡慕啊。树才身上有些东西，我们是永远学不来的。比如他的语调，比如他的用词，比如他的目光。只要他一开口，我们就只好旁听了。刘恪称树才的语言具有抚摩的力量。是语言抚摩，杀伤力很强的。当然，最最关键的还是树才本质上的某种东西：他的善良，他的亲切，他的慷慨，他的细心，他的体贴，他的宽厚，他的纯洁无邪，他的善解人意，他对人生和世界的独特理解。而所有这些又来自灵魂。“上半身是树，下半身是泥土”的树才是把灵魂看得高于一切的：除了灵魂，我一无所有/我只能拿它，去热爱亲人/我只能凭它，去度过一生。

只能拿灵魂去热爱亲人。这就是树才。在树才的眼里，朋友就是亲人，有时比亲人还亲。在朋友的眼里，树才就是亲人，绝对比亲人还亲。

他总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向你伸出手来，给你实实在在的援助。精神的和物质的。在朋友圈里，树才的慷慨和博爱是出了名的。他会主动为无家的朋友提供自己的房子，恨不得再备好半年的米。他会在你遇上经济困难时给你递来一张存款，还加上一句：“拿着吧。这钱要是能帮你救救急，也就真正派上它的用场了。”他会在你沮丧的时候，整天整天地陪你说话，每句话都风一般贴着你的心。比亲人还亲的妹妹在西藏受了伤，他比谁都焦急，立即放下了手头所有的事，每天都要跑好几趟医院，以各种方式安慰她，照顾她。在广州认识了没几天的英国诗人情侣想到北京来，他用异常柔和的英语当着百来人的面说：“用得着我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用不着我的时候，也给我打电话。”有这么好的中国诗人哥们，那对英国佬自然要来喽。树才忙前忙后，天天组织聚会，请客吃饭，还精心安排他们去看戏，去喝茶，去看长城和定岭。“中国诗人太棒了！”英国佬感动得不行，一遍遍地说，最后一定要请大家一顿，以表心意。可到末了，树才又悄悄地去付了账。这样的树才，外国姑娘更喜欢呀。聚会时，那位英国金发女诗人每隔五分钟，都会用悠扬的声音喊一句：“树——才！”那一声声意味深长的“树才”啊！不会汉语，反而让她有了更加丰富的表达。那一个星期，树才家的新房正在紧张装修哩，全撂给了妻子小林。连我们都看不过去了。小林善良，顶多数落树才几句，心里还是离不开他的。

很长一段时间，树才供职于经贸部一家公司。收入颇丰，但时间受限。树才恰恰需要时间去做些他热爱的事：阅读和写作。于是，出现了这么一幅有趣的画面：树才的办公桌上，时常左边摆着公司文件，右边摆着法文诗集。他就这样读完了一本又一本的诗集，还常常让诗歌在办公室里发出了声音。我好几次到他办公室去找他时，他的那些女同事都会热情地接待我，并兴奋地谈起树才。可以想象，在经贸部的公司里，树才肯定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有两位女同事甚至还背起了树才在非洲写的诗。

但树才的兴趣毕竟在诗歌。他需要一个更加贴近诗歌的环境。“生命太重要，每时每刻/都必须放弃。”树才最终放弃了仕途，放弃了优厚的物质待遇，来到了一贫如洗的社科院。

一晃在社科院已经待了五年了，树才仿佛变了个人。浑身的活力和能力都在往外涌。可喜的变化。他显然被某种东西激活、打开了。但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属于诗歌机密。

我曾与他共同参加过几场活动。场合中的树才，无论主持还是发言，都能牢牢吸引住所有在场者的眼睛和耳朵。而且，场面越大，他越兴奋，嗓门越高，动作越潇洒，发挥得也越出色。难怪每次活动后，许多女学生女教师女编辑都会围着他，让他签名，邀他合影。树才的诗集就这样一本又一本地送出去了。“害人啊！”程巍的玩笑话兴许说出了某种真实。我还惊讶于树才的号召力。在几次他参与组织的活动中，来的差不多都是他的朋友，有些还是特意从全国各地赶来的，都是来为他捧场的。

向来温和的树才如今似乎也添了不少豪气和野性。这在他打乒乓时体现得尤为清晰：生龙活虎，奋不顾身，常常迸出惊人的爆发力。有时，他挥舞起球拍，正要大力扣球时，会在空中忽然定住。原来是手机响了，他得赶紧接电话，万一朋友们有事哩。听说在杭州，他在酒后跳起了非洲舞。还在太原光着膀子和人拼白干。而在上海，一帮当地诗人陪他和莫非喝咖啡，最后要实行AA制时，树才一下火了：“岂有此理。这还是在中国嘛。今天所有人的咖啡，我请了。”就在最近的广州国际诗会上，他伙同几个诗人剃了光头，隆重亮相，让不少出席者心生疑惑：诗人为何都是光头？

这实在与我原来印象中文静瘦弱的树才对不上号。

再看看他的诗歌，也有了另一番面貌：

我们都能闻到四处散发的酒气了。然而细细品味的话，在酒气的深处，你依然会感到悲凉和忧伤。大悲凉和大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