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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荷兰著名思想家、古典经济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在1705年出版的长篇讽喻诗《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起首的第一段。曼德维尔1670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常年旅居英国。他本是一名医生，但显然有点不务正业。当年在英国著名作家笛福经常出入的伦敦咖啡馆和酒肆中，便可常常见到他的身影。《蜜蜂的语言》以蜜蜂王国比喻人类社会。“这些昆虫生活于斯，宛如人类，微缩地表演人类的一切行为。”它以讽喻的形式，在戏谑与诙谐中，展开对人类社会繁荣、秩序及隐身背后的人之本性的探讨，初步形成了最早的“社会秩序的自发生成说”。寻找、探求和解释复杂经济世界秩序之美的历程，就是从蜜蜂的故事开始的。正如美国伟大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所说：“在蜂群中，所有这些问题，即使牵涉到极度复杂的相互合作的分工（秩序），也都自动地被所谓‘生物的本能’所解决。”

《蜜蜂的寓言》如同其名，是一个以蜜蜂为载体的寓言故事。它描述了一个蜜蜂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存有一个奢华庞大的蜂巢，里面生活着众多蜜蜂。“大群的蜜蜂涌进兴旺的蜂巢；那众多的蜜蜂更使他们繁茂；数百万蜜蜂无不在纷纷尽力，满足着彼此间的虚荣与贪欲。”这个蜂巢拥有良好的政府、军队和繁荣的经济，亦有各式各样的社会角色。它们按照各自的分工，秩序井然地努力工作着，互相满足着彼此的需要，并因此使蜂巢成为幸福的乐园。

不仅如此，曼氏以蜜蜂喻人类，以蜂巢讽人类社会。通过蜜蜂行为的“由恶向善”导致蜂巢的盛衰变化，道出了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私人恶德即公共利益。”

“有些拥有丰沛股本，痛苦很少，他们全力投入生意，收益丰饶；有些则注定使用斧头和铁铲，肩负着一切艰苦辛劳的重担；那些不幸者，则情愿日日地挥汗，气力用完、四肢疲惫才能吃饭。”（［荷］伯纳德·曼德维尔语）直到有一天，好心的神面对众蜂们虚伪的祷告，“吾辈若诚实该多好”，便让蜂巢从此全无欺诈。顷刻间，“诚实便充满了蜜蜂们的心窝”。他们羞于自己犯下的罪行并虔心忏悔，“伪善面具统统被丢在了地下”。而此时，伪饰虽然已不复存在，但蜂巢却被另一种可怕的面貌取而代之：“土地和房屋的价格急剧下降，贬值的还有绮丽的殿宇宫墙”，“节制欲望的众蜂在努力学习，不学如何花钱，而学怎样生活”；“不单是商号，而且所有公司，现已将工场作坊全部关闭。各行与各业无不弃绝扯谎”。最后，蜜蜂的数量急剧减少，“他们纷纷飞进一个空树洞里，以便去安享满足与诚实无欺”。

在这里，曼德维尔告诉我们，勤俭节约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对社会而言未必是好事。而奢侈浪费对个人来说是劣行，但对国家来讲确实是好事。他认为，如果人人都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就会导致生产下降、商业衰落、失业增加。假如人人都不花钱，最终人人都将没有工作，亦没有收入。因此说，消费会促进各行各业的发展，从而使社会更加繁荣。例如，降低工人工资，对厂商来说，可以降低工资，增加利润，而且可以增雇工人，增加生产。但是，如果每个厂商都降低工资，就会引起整个收入水平的下降，人们的消费就会减少，对产品的总需求就会下降。这时，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能卖不掉，因而不得不减少生产和就业。这就是曼氏的悖论。

故事的寓意很明确。人类生来自私，可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他们却可以被引导自愿做好事。从这一核心思想出发，曼德维尔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学观点：不是人之善，而是制度之善。制度使社会有序，使坏人也可为大众的福祉服务。而制约自私行为肆意妄为的大多数制度是在人类实践中自然生成的。它们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并非人类有意识设计的产物。正是在构思这一核心观点的思维过程中，曼德维尔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有序的社会制度结构（包括法律和道德、市场、货币、语言以及技术知识进步等）自发生长的经典模式。

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对后世影响是深远的。大卫·休谟等继承曼德维尔早期的秩序思想。他认为，人类赖以活动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社会经济制度，并不是设计的结果，而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自然演进的结果。曼德维尔关于自由竞争和社会分工的思想，也被亚当·斯密所吸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更是在他的经典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赞赏和推崇蜜蜂的寓言。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则从其“秩序内生于人性的思想中得到启发，建立了区别源于外部安排的‘建构秩序’和‘人为秩序’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代合约理论创始人张五常教授曾说：我们不难明白，蜜蜂的例子发表后就立刻大名远播。蜜蜂的翻飞，衬托着大自然的风和日丽，而又那样新奇，怎会不触发经济学者的想象力？

1.如果说哲学是学术之树的树干，那么经济学则是从哲学这个树干上分出的树枝。你还知道哪些学科是从哲学中分出去的？

2.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请你用这个公式阐释一下“曼德维尔悖论”。

3.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中使用“看不见的手”这个词有三次：一次是在《道德情操论》中；一次是他谈到早期宗教思想时，他幽默地写到希腊神话中朱庇特“这只看不见的手”；一次是在被誉为“经济学圣经”的《国富论》中。在这里，“看不见的手”是一个隐喻。尽管亚当·斯密只使用三次，但是这个隐喻所表达的思想是渗透在他的全部社会和道德理论之中的。结合曼德维尔早期的秩序思想，如果从道德理论上理解，“看不见的手”隐喻什么？

在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的底座上，镌刻着这样一首诗：

这首名为《新的巨像》的美丽诗篇，是美国著名犹太女诗人爱玛·拉扎勒斯的不朽杰作。一百多年来，当人们乘船到达美国纽约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赫德森河口高高耸立在水天之间的自由女神像。她犹如一座巨型灯塔，“为他们举灯照明”，指引民主与自由的航船破浪前行。

灯塔，一般是指引船舶航行的标志。在经济学中，灯塔却成为一个常用的经典案例。灯塔与蜜蜂的寓言一样，频繁地出现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借以说明某种经济理论。灯塔在经济学上的运用，最早可追溯到1848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出版了使他扬名于世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在该书中，穆勒以灯塔为例，用以说明公共产品的提供当属于政府的职能。到19世纪下半叶，被誉为对经济学作出巨大贡献的最后一位政治哲学家亨利·西奇威克，在他的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83年）中，以灯塔为例，阐释了市场提供公共设施方面的无能为力。他承认生产中的外部性——著名的灯塔例子，是“市场失灵”的根源。他根据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背离，建立了关于政府干预的纯一般性理论。穆勒和西奇威克主要关心的是灯塔服务难以收费。过往船只享受了灯塔照亮服务后，便逃之夭夭，拒不付钱。所以，两位经济学家主张政府施以援手，强制向船主收费（抽税）。

后来，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福利经济学之父”阿瑟·庇古，在他的不朽巨著《福利经济学》（1920年）中，借用西奇威克的灯塔例子，以此证明非补偿性服务。庇古虽然同意穆勒和西奇威克收费困难之说，但却主张政府不仅不要强行向船主收费，而且还要用纳税人的钱建造灯塔，免费让船主使用。可以说，在灯塔问题上，大师之见各不相同。但事实却告诉我们，一个多世纪以来，灯塔的光芒，一直照耀着经济学前行的航程。

美国经济学泰斗、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在他“流动的百科全书”《经济学》（第18版）中这样写道：“很多年来，灯塔都被列为典型的公共品。它们可以拯救生命和船只。但是灯塔的值班人却不能向过往船只一一收取费用；就算可以收费，也不能说明这种社会服务符合了效率的要求。灯塔服务只有在完全免费提供时，才可能达到效用最大化。”在这里，萨缪尔森以灯塔为例，来说明外部经济效应成为政府合理活动的理由。萨缪尔森将灯塔看作是公用品的经典案例，可以说是奇峰突起。

萨缪尔森认为，灯塔作为“公共品”，并非都是必然由公共提供的。常见的情况是没有人提供。而且，仅仅因为它是私人提供这一点，并不意味这样的提供就一定是最有效率的。或者只要经由市场机制，就能够完全收回灯塔的成本。英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灯塔的提供，能够同另一个物品或服务相连接，如船只的吨位，并且如果政府给私人权利让他们收取必要的费用，那么，就会产生一个资助公共品的替代机制。而这个办法，在收费无法同吨位联系起来时，将收效甚微（比如在国际海域）。如果政府坚决将收取费用的权力私人化，则这个办法就会完全不起作用。

同时，萨缪尔森还以美国为例。他说：美国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从早年开始，美国就相信航海救援应该由政府提供。而事实上，美国第一届国会的第一批法案中，美国的第一个公共工程法，都曾写明：“所有的灯塔、信号灯和浮标等相应设施，其维护和维修都应该由美国的财政部进行支付。”萨缪尔森还指出，公共物品如灯塔有利于整个社会，作为一种公共事业，即使能收灯塔服务之费，也不应该收，而维持这种公共事业的费用应当来自税收。

但是，萨缪尔森也认为，与许多公共品不同，灯塔所需要的资金比较有限。他意味深长地回顾美国历史上，没有航海服务时，特别是没有灯塔时所发生的故事：在美国佛罗里达东海岸，有一条很不太平的航道，水表下几英尺处，就有蜿蜒200多英里长的暗礁。而此海域又处于大西洋飓风最活跃的地带。因而，这条海上通道很自然地就成了风暴、海滩和海盗的集中之地。直到1825年，这里才出现灯塔。而在这之前，甚至连私人灯塔也不曾有过。只有在美国政府出资，沿佛罗里达海岸建设了灯塔之后，船只失事的数量才开始明显下降。灯塔照亮了这里的航线，使来往船只享受到安全与幸福。

然而，“灯塔今天已经不再是公共品的争议焦点，而主要是旅游者们的好奇之物。灯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卫星为基础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取代。GPS也是一个由政府免费提供的公共品。灯塔的历史提醒我们，那些由于公共品未能被有效地提供而产生的问题，并非已经完全消失”。

一百多年来，从穆勒、西奇威克、庇古到萨缪尔森，这些“传统智慧”经济学家们看来，建造灯塔根本无利可图，除非政府用强迫的办法收税，否则，灯塔将会无人建造。他们认为，虽然灯塔能够为船只导航，并可以保全船员的生命和货物的安全，但却很难向获得好处的船主收费。因为，船主们虽然借用了灯塔的光芒，但他们可以谎称自己并没有借助灯塔，没有享受灯塔的“灯光服务”。这种“搭便车”现象，使船主们不愿意缴费。所以，在经济学中，灯塔现象是一个饶有趣味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

灯塔有太多悲喜交集的故事，但灯塔却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光明。中国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在他的名为《灯》的散文中说：如果你远航在海上，“黄昏留下来的最薄弱的一道光亮，也被海水吞了似的。漫漫无尽的黑夜，只有海的啸声控制了一切。你禁不住战栗。忽然，远处隐现出一线光亮，也许那只是指路的灯塔，可是你会马上恢复勇气，你有勇气战退与黑夜俱来的恐怖，至少你不会航错了方向”。正可谓：“惟怜一灯影，万里眼中明。”

1.一百多年来，灯塔的光芒为何一直照耀着经济学前行的航程？

2.灯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以卫星为基础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取代，在你看来，全球定位系统（GPS）应该如何解决未能被有效地提供而产生的问题？

3.“蜜蜂的寓言”和“灯塔的光芒”都是经济学理论的经典比喻，你认为如何研究经济学理论才能长久保持学术价值呢？

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中，以灯塔为例说明公共产品的提供当属于政府的职能。西奇威克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以灯塔为例阐释了市场提供公共设施方面的无能为力。两位均主张政府施以援手，强制向船主收费。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借用西奇威克的灯塔例子，以此证明非补偿性服务。他虽然同意穆勒和西奇威克收费困难之说，但却主张政府不仅不要强行向船主收费，而且还要用纳税人的钱建造灯塔，免费让船主使用。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以灯塔为例说明外部经济效应成为政府合理活动的理由。他认为，灯塔作为典型的公共品，可以拯救生命和船只，但是灯塔的值班人却不能向过往船只一一收取费用；就算可以收费，也不能说明这种社会服务符合了效率的要求。灯塔服务只有在完全免费提供时，才可能达到效用最大化。

在你看来，政府该不该提供灯塔？灯塔该不该收取费用？你有没有关于“灯塔经济学”的新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