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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势”是我家乡的方言，意为正好、真好、恰当，常指作物或人事，我很喜欢这个词，有味有质。有人说，现今世界能够安分守住自己的学人也已经不多了。我只觉得身边还在尽心读书为学的这几年愈发少了，我非常怀念八九十年代的那一帮读书的友人，近年读得较多的是民国时代如陈寅恪、王国维、胡适，那才叫读书人。有时思来想去读书教书写书数十年，掂掂己身分量，虽不敢稍然懈怠，终一腐书生，拙弱者，只能空羡那些智勇强者，或逐鹿中原天上地下闯荡，或弄潮商海钱湖。然而，此时窗外暑热炎炎，万籁寂静，我赤膊捧读于陋室，时嗔时喜时庄时谐，抛开天地的一切，品味庄周、屈骚、苏子，感悟加缪、萨特、卡尔维诺，渐渐心随云卷云舒，意似花开花落。暑热炎炎心自凉呀！

放下书来常胡思乱想，一介以教学生读书求知而谋稻粱者，在现今的世道里还是要能够守住一点内心的清凉，或找到一点也许是自以为是又难得的秉持学术的情趣其要旨，其弘义当然不为国策方略，但细节会决定成败。

想想每日要面对我的那些可爱的学生，可不能虚度，虚度是一种罪过。我辈读书当然不再如范仲淹断齑划粥，也达不到司马光警枕励志之情怀，觉得学问不是半桶水一桶水，只有像那涌泉之水，才能使肚里知识常青，让一日日在衰弱的生命之树多点绿色少点颓败。我常常对我的学生或好学的弟子说，读一些好书好文与那些智者善者交心接脉至少是一种幸福，至少可以让心得到一点充实与安妥，在喧嚣的欲念夹缝中让心沉淀，静心治学，平心处世，读点书吧。

古人说做学问要立德、立功、立言；也有人把做学问的人分为四种：一是学人，指掌握本学科基本知识的人；二是学者，指有丰富知识和独到见解的人；三是学家，能够建立独到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人；四是学道，能将为人与为学升华为一种“有而不有，知而不知”的境界，并修炼成一种“常无”的心境。像我这样一个教书先生，只能仰望“三立”“四家”，只是一种希冀自勉而已。算是“学人”大概不成问题，因一直在“学”；但距“学者”，虽一直以此自勉，总觉得仅是为之努力而已。作为一个传道授业解惑者，说不上担当与济世，只是一直战战兢兢地站在讲台上，一直笨笨拙拙地备着课，炎炎赤日苦读书是不敢懈怠呀！

又添了不少书刊，虽然一直在读，可暑假是一年中的读书最好时节；赤日炎炎读闲书，大概同古人“雪夜闭门读禁书”一样有味。每年暑假总要胡乱读三四十本，这里把暑假七月读的择要记个流水账，与爱书的朋友作个交流。

张五常等著《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杨小凯纪念文集》。此书是7月16日在内蒙古宁夏等地旅游途中于西宁图书大厦购得的。我不懂经济学，更加不懂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虽然也偶尔读一点中外经济学方面的著述，但也只是了解一点最基础的，尤其在这博大精深的学说面前完全似懵懂的孩子。之所以关注杨小凯，一是他特殊的求学及人生经历，这也是最感动与激励我的；二是他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贡献。作为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以其充满传奇色彩的奋斗经历和学术成就享誉海内外。他靠自学任武汉大学教师且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8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两次获诺贝尔奖提名。他与人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为“盖世杰作”。他的《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称为“对经济学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方法”。

读《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杨小凯纪念文集》时，不时被感动，又不时掩卷唏嘘，真是天妒英才！他的一生都在向经济学的最高峰苦苦攀登，尤其在患癌症以后与病魔对抗的顽强，在“文革”十年牢狱之灾作为难得的受教育机会，说他的离世是“这个不平静的世界里一个罕见传奇及其终结”一点不过分。

郭灿金的《古典下的秘写》。之所以买这本书，是几年前在一本读书杂志上读到《杜十娘：泡沫爱情的杰出代表》一文，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以一个全新的视角评说杜十娘的悲剧。有人说这部书是“在赞誉与诋毁之间前行”，有人说他“哗众取宠”“恶俗”“炒作”，我读后觉得没有这么可怕，本来一部历史，一部文学作品见仁见智都很正常，只不过我们长期以来听不得另类的解读，其实换一种眼光看问题也许会使问题更接近真相。全书最精彩的是《西厢记：古典浪漫爱情的终结》。全篇饱含着幽默的笔调、独到的见地与锋利的思想。如“我必须充满惭愧地承认，少不更事的我曾经长久地为《西厢记》的诲淫诲盗深深陶醉。及至弱冠，《西厢记》中的‘有情人皆成眷属’的虚伪光辉亦令我生出仰慕的感觉。而今年近四十，始知诲淫诲盗和皆成眷属是《西厢记》的两极，而两极的连接处却是我们的盲点。《西厢记》高度符号化的人物的所指是其一面，而作为另一面的能指被我们忘却了”。这种有趣而尖锐的文字比比皆是。只是，我觉得除了这两个篇章，其他写李白、李煜、木兰等几篇没有这种大气与深锐，有几篇只是在自说自话，甚至在强词夺理。

杨义的《中国叙事学》（图文版）。本书有四分之一内容也是我在西北旅途中读的。读杨义先生的书要精神高度集中，尤其本书理论色彩强，术语不少，旅途匆匆，读得艰难。多年前读的是初版，这次读的是增订的新版。这是一本大书，读了有四五个白天黑夜。前段时间在给宁波市的一些骨干老师讲授“外国小说欣赏”，针对老师学生面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困惑很多，我提出由中国小说而进入西方现代小说，建立一种新的现代派小说阅读观念的观点，翻读了不少西方叙述学专著，但终究是舶来品。读杨义的著作主要是想看看我国叙事学体系有何新意。本书的“结构篇”与“时间篇”读得较艰难，“视角篇”与“意象篇”读得极有味，感触良多。杨义的学问之深之广当今学者很少有匹敌者，在多个学科领域均有建树，我以前读过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楚辞诗学》《李杜诗学》等书，受益良多。《中国叙事学》的最大之价值在于奠定了中国化的叙事理论体系，问世十年来召唤和影响一大批中国学人走自己民族化的理论之路。在杨义此作之前没有完整的中国原创的叙事学理论体系。叙事学是西方重要的文学文化理论，最初是作为结构主义分支出现，后发展成为独立学科的。它关注文本内部，重科学性、系统性，主要探讨叙事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

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加缪中短篇小说选》。加缪的书远比萨特的书好读，虽然我喜欢的是法国同时代的哲学与文学大师。回想20世纪90年代初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是一种折磨，比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还难懂，常常读得很沮丧，为自己的智商而苦恼，在这些文字面前总是懵懵懂懂糊里糊涂。我喜欢加缪，他具有很深的哲学思想，又有一种忧郁的文学气质，但更多的是关注生活的现实的哲思。有人说萨特是知识分子，而加缪是艺术家。我觉得很对。萨特关注的是宏大的时代，加缪注重的是现实年代，加缪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西西弗斯的神话》是加缪的成名作，出版时他只有29岁。这是一部哲学随笔，副题是“论荒谬”。全书各篇没有深奥的说教，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和强烈的色彩，但在平实的论述之中，我们感受到了作者清晰的哲学思想，在其近乎白描的叙述中，我们体会到了作者火热的激情。

在加缪的哲学思想中，荒谬是作为核心提出的。其荒谬实际上就是一种感受。萨特哲学观是“虚无”，对应的办法是逃避，而加缪的“荒谬哲学”对峙于人和世界，在于两者不协调的、不合理的对立关系中努力寻找。荒谬产生于“这种对人性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荒谬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加缪思考的重点与他哲学的核心是：面对荒谬人们应该怎么办？所以他笔下的西西弗斯是个荒谬的英雄。他藐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这必然承受种种折磨：在他身上只有一种力量，去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在几秒钟内又向着山下面滚下，而他则必须把这巨石重新推向山顶。他于是又向山下走去。我每每读到这里都感叹不已，加缪也好，我们也好，其实都是西西弗斯，这是人的宿命，也是人的伟大。

艾云的《用身体思想》。最近在多家刊物读到一些年轻女性批评家的论文，如梁鸿、邵燕君、李美皆、申霞艳等，觉得女性的文章更具感性，解剖文学文本更深入；这种感觉是前几年读崔卫平、戴锦华、肖雪慧等年龄长一些的女性学者的书形成的。艾云虽不是专业的批评家，写得多是散文随笔，但其开阔的视野、独到的眼光，及其深邃与真诚实在令人惊讶，所以一边读《用身体思想》，一边把以前的书刊特别是2006年的广东的《花城》杂志都翻出来，重新再读。《用身体思想》是我几年前在广州学习时于广州南方书城买的，200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记得以前在广州时粗粗翻读过，因那段时间刚好广西教育出版社急要我的作文教学的书稿的清样，没有时间，后来也就搁下了。这次想到再读，是因为读了2009年第3期的《钟山》杂志中艾云的长文新作《挣扎与阳光与苦难之中》，写萨特与波伏娃的故事及作者自己人生的感悟，觉得这是近年来我读到的思想类随笔中最好的篇章之一，读完想到艾云的《用身体思想》，这本书她虽谈的是女性的身体，但她切入的是人的灵魂深处、智力内部、身体内部，探寻和发现作为知识女性的深层的复杂性体验。有评论家把艾云的写作命名为“清晨的思想”，这是非常恰当的。

骆冬青的《心有天游——明清小说美学》。我在扉页上写着：2009年7月16日购于西宁图书大厦。头天由内蒙古宁夏到了青海，到塔尔寺玩，16日要去青海湖，我因为已经于前年暑假在去西藏时途径西宁时去过一次，这次一人便在西宁玩，中午没事在西宁图书大厦转了两个小时，买了四本书，在后几天的旅途中粗粗读了一点，回到家里细读。此书要义在“内篇美学精神”。以前我也读过几本小说美学的书，早年读过的吴公正的小说美学比较有新意，这几天刚刚在读的刘再复先生的新著《红楼梦哲学笔记》更让人耳目一新，其他一般也只是小说史及解读加上一点哲学、美学观点，新意不多，而骆著别有创意，本书从明清小说的“叙事”出发，以中国文化哲学精神为轴心，以道入心，直逼中国文化心灵的深层结构，“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一切都在心中”的观点，将明清小说史看作是中国的心灵的历史。

余虹的《文学知识学》。余虹先生已于2007年12月5日中午1时左右因为抑郁症的不堪重负而选择了自尽。本书是其好友陶东风先生及余虹的弟子们编的纪念文集。陶东风在编后记中写道：“在这个喧嚣而庸俗的社会里，边缘地游离着一个尼采式的特立独行的灵魂。”这是对余虹人生很恰当的评价。我以前曾读过余虹的《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等著作。全书最有代表性的是第一部分“文学知识学”，虽然是不完整的一些残稿，大多是其生前讲课稿片段。据王岳川等回忆，他曾设想在这本未完成的书里要谈中国知识的体系、构架，试图从两种知识碰撞当中揭示21世纪人类应该建立怎样的知识，但我们再也无法看到他思想中的精髓——他很重要的代表作了。但就现存的部分，才华闪烁，创意十足。其他内容依次是文学理论、伦理批评、艺术评论、散文随笔等，是其生前主要文字的辑录。阅读其文字，我同很多人的感觉一样，觉得他是一个把两种似乎难以共存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完美统一在一起的怪才。

纪德说过，种子掉在地上不会腐烂。余虹、杨小凯虽肉身离去，但精神在场，他们在黑夜中探求，在阳光中奔波都已经留在历史的记忆里。七月的暑气已去，八月的赤日已斜，此时读书正好。

这是语文特级教师黄孟轲的暑假读书杂记，读来令人兴味盎然。如果你是黄老师的学生，相信在新的学期里，你一定又能领略到黄老师的书心文事了。

黄老师在短短的暑假里要读三四十本书，其数量可谓多矣。从所举书目猜测，大概以学术论著为多。学术著作以思想见长，常读这类书籍，其实也会上瘾。清人张潮有一段很绝妙的类比：“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每个人都有癖好，而且有的癖好可以传播。黄老师读书的癖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

要读书，总要买书。有意思的是，黄老师暑假里买的书，常常购自旅途中。《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杨小凯纪念文集》是在旅游途中于西宁图书大厦购得的，骆冬青的《心有天游——明清小说美学》也购于西宁图书大厦，这两本书想必是一起买的。黄老师不仅在旅途中买书，而且在旅途中读书，颇有几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风。今后我们外出旅游时，可不可以逛一逛当地的书店，亲自体验那种网上购书不曾有的感觉呢？

看得出来，黄老师是读书的行家里手。你看，黄老师几年前在一本读书杂志上读到《杜十娘：泡沫爱情的杰出代表》一文，便要买下郭灿金的《古典下的秘写》这本书。这叫“因文读书”。

你看，黄老师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比较着读，从《存在与虚无》观照《存在与时间》，又从《存在与时间》观照《存在与虚无》，相互观照，最终得出“萨特是知识分子，加缪是艺术家”的结论。这种读法，能读出感受、读出见解、读出新意，这叫“将书比书”。

你看，黄老师读了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便想到以前也曾读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楚辞诗学》《李杜诗学》等著作，由一本书推及一个人，进而走进这个人的学术殿堂，这叫“由书知人”。

书读得多了，自然就会相互联络，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纵横交错，经纬交织，最终形成一个网络，叫“知类通达”。

读书，是一个人的事，注定孤独。但是，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对于喜欢阅读和思考的人来说，读书主要还是一种心性趣味。因为读一些好书好文与那些智者善者交心接脉至少是一种幸福，至少可以让心得以一点充实与安妥，在喧嚣的欲念夹缝中让心沉淀，静心治学，平心处世。这大概就是我们研读学术论著的动力所在。

当我们读书的时候，时间一定会用最温柔的姿态停留在我们的脸上，人格的成长将变得迅速和强大，我们和周围的一切都将显得无比亲密，包括爱情。当你阅读了王一心的《他们仨——张爱玲苏青胡兰成》，你一定会有这种感受，尽管这种感受异于阅读小说。如果说阅读小说是在感性上体验现实，那么研读学术著作则在理性上观照世界。

明天我们夜读小组将到豁蒙楼读书。下午我给夜读小组的同学发了短信，提醒他们，也表达我自己的迫切心情：“明天上午八点半在鸡鸣寺门口集中，带上《中国哲学简史》，去豁蒙楼品茗读书，在天人交契的神秘氛围中感受中国哲学的丰饶、博大与壮阔。我等着你们！”不一会儿，回信纷纷飞来，如一群自由的小鸟落在我的枝头，发出欢快的鸣叫。

我们曾到先锋书店读书，穿行在书海之中，了解阅读的门径和方法，让阅读充溢书卷的芳香；也曾到王安石故居半山园读书，让读书激起历史文化的回响和共鸣；但我们的读书还应该有更深厚的哲学和宗教的背景和底色，有更多生命的沉思和自我的追问，因此我早就下了决心要带孩子们来豁蒙楼读书。可来一趟豁蒙楼不容易，从春节推迟到“五一”，又从“五一”延宕到现在，阴差阳错，一波三折。长期的等待成了一个心结，被期待的热情喂养，越长越大。我没有放弃，一直在等待机会。明天是高考前一天，学校做高考考点，教师培训，学生放假，我们正好读书，也了却心中的夙愿。

豁蒙楼在鸡鸣寺内鸡笼山上，也就是现在的鸡鸣寺茶社。我之所以老是把豁蒙楼挂在嘴边，而不提鸡鸣寺茶社，一来是喜欢“豁蒙”这个说法，二来也是想让学生了解豁蒙楼的来历。事先向丁帆老师要来他写的《豁蒙楼里话豁蒙》一文，印发给大家，让大家多少了解一下豁蒙楼的前世今生，引发他们探访思考的兴趣。

进入山门，我和孩子们一行十四人，说说笑笑，沿石阶盘旋而上，穿过一层层佛堂寺庙楼阁殿堂，不一会儿就来到山顶。这里绿树繁茂，佛堂肃静，佛塔庄严，佛号慈悲，游人稀少，尘嚣渐远，仿佛进入一个清凉明净的境地。进入鸡鸣寺百味斋，我们在茶社朝东的一排镶着铜环拉手的花格明窗前坐下。推开窗户，凭窗临风，视野开阔，丛林飞鸟房屋尽收眼底。朝东北望去，眼前是苍然蜿蜒的台城，再往前是幽暗浩渺的玄武湖，最后是远处横亘的钟山……我曾看过几幅20世纪20年代的老照片，猜想也是从这个角度拍摄的，照片上那六朝山水的水墨意境，竟然与眼前的景象一般无二，让人一下子穿越历史，回到历史的现场……佛界与人间，菩提与俗谛，历史与现实，幻境与实景，瞬间切换又融为一体，让我们沉浸其中，忘怀纷扰。

我告诉孩子们这里就是豁蒙楼。甲午战争后某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曾携得意门生杨锐游鸡鸣寺，就在豁蒙楼里置酒论道，纵论天下大事。席间，杨锐反复吟诵老杜《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一诗最后四句：“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吟六公篇，忧来豁蒙蔽。”听者无不动容。诗中咏叹往昔异族侵犯，中原板荡，深切的忧患终于豁然荡开心中的蒙蔽。百日维新失败后，“六君子”之一的杨锐被斩菜市口，后来张之洞重游鸡鸣寺，不禁悲从中来，于是倡议起楼，亲题“豁蒙楼”匾额，既是纪念学生，更是留意后人。什么叫“豁蒙”？“豁”就是豁开，使之敞亮，“豁蒙”就是把蒙蔽之物揭去，去蔽解惑，让人眼明心亮。这也是夜读课程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来豁蒙楼读书的原因吧。

这次来豁蒙楼读书读的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这是学生自己选的，他们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中读这样的书最合适，也最有味道。征得茶社的同意，我们把四张小茶几拼起来，又给每人点了两个素菜包子、一份茶水和点心，师生聚坐一起，说说笑笑，兴味盎然，开始我们的中国哲学读书之旅。

我告诉大家，为了准备这次读书会，我把家中旧藏《中国哲学简史》翻了出来，重读了一遍。这本书是1985年北大版，书前有我2007年重读时写下的题记。我打开书，把题记展示给大家看，让学生当众读了一遍——

冯友兰氏尝撰写一联，概括其一生学术成就：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指的是《中国哲学史》（两卷）、《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六书”指的是“贞元六书”（乾卦有“元亨利贞”说法，分别象征春夏秋冬，“贞元之际”即“由冬到春”），书中提出了对历史文化、现状未来的思考，有着对民族未来的坚定信念。“六书”分别是：《新理学》（1938年）、《新事论》（1939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42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

本书是冯1947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学时用英文写成的。先后有两种译本：一是涂又光译本，1985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二是赵复三译本，2005年天津社科院出版社出版。本书在国外影响很大。李慎之先生说：如果中国人因为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也因为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本书并非《中国哲学史》的缩写本，而是在写作“贞元六书”有了自己的严密体系之后自出手眼的结撰，有一种中西会通的通识眼光和通人气象。全书见识精粹，论述合一，逻辑清晰，通俗易懂，语言雅驯，是治文史哲必读的公共入门书。

阅读《简史》是一次中国哲学思想的探险之旅。书中那些伟大的思想、深刻的见解、深入浅出的剖析阐发，精彩纷呈。儒佛道如三座主峰，周围群山绵延不绝，我们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中，被沿途的风光所陶醉。

说起来是《简史》，但对高中生来说一点都不“简”，况且我们读书研讨的时间有限，只能开快车匆匆走一遭，略有所知，略有所疑，略有所获，开个头，示个范，为今后阅读打下基础。原书二十八章，我们选择研读第四章孔子、第七章孟子、第九章老子、第十章庄子、第二十一章中国佛学、第二十二章禅宗，重点集中在儒道释的有关内容上，最后再梳理一下中国哲学的精神，让学生对传统哲学思想和智慧有个大略的了解。读书的基本程序和办法是先指定学生逐章概括，然后提出问题，最后师生试着讨论回答。余下章节，留给学生自己阅读。

夏蕴萱同学概括第四章“孔子：第一位老师”后，不是很自信，问我说：“书中有不少地方读不懂，怎么办？”

我笑着说：“这本书又不是为高二学生写的，读不懂很正常——这类哲学书涉及我们陌生的话语系统，理解上会有不小的困难——我当年下放的时候，正赶上‘批林批孔’，当时杨国荣的《简明中国哲学史》很流行，我发誓要读此书，书读完了，可就是不懂！即使是现在，冯友兰这本书我读过多遍，有的地方仍然不懂。读不懂的书读它有用吗？有！我想起胡耀邦曾说过的话，他说他读爱因斯坦，也读不大懂，可就是读懂的那一小部分，已经让人受益无穷！”

读不懂怎么办？第一，要有耐心，反复地读，咬牙坚持，不轻言放弃。第二，可以放一放，先跳过去。要学会把不懂的地方包裹起来，隔离开来，不让它影响整本书的阅读。第三，还要学会“观其大略”。早年诸葛亮与徐庶等三人一起读书，“三人务于精熟，亮独观其大略”，这里的“大略”不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而是抓住关键的地方，抓大思路大结构大问题。看到有的同学仍然不理解，我便以孔子一章为例说明。孔子一章讲了很多内容，但反复阅读你会发现孔子的“知命”说法给我们启发。冯解释“知命”说：“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这样做，就叫‘知命’”，“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将永不患得患失，因而永远快乐”。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尽人事以待天命”，看似消极，其实是儒家积极进取有所担当的精神的表现。初次阅读，能抓住这个就算有所得了。

葛吕不时插话，有些急不可待，我就让他概括第九章“道家的第二阶段：老子”，可他事先没有准备，匆忙应付，对原作章节概括时有遗漏和曲解。我停下来，告诫学生读书要做到一个“敬”字。我引用冯友兰《新世训》中的论述，告诉学生“敬”就是外不欺人内不欺己，把一件事当一件事去做，全神贯注，专心致志，认真把事做好。读书，“敬”的态度和精神不可少。

刘昊同学补充了葛吕的概括，概括了第十章“道家第三阶段：庄子”，提出讨论的问题：老子与庄子到底有什么区别？葛吕还是抢先发言：“老子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不是知识不够，而是知识太多，反而迷了人心。庄子对于政治方面的观点和老子是一样的。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庄子对于个体存在的观点不同，就是说怎么样进行修炼，来达到至人，与道合一。如果说老子更多的是面对社会问题，那么庄子就比较倾向于个人。”

刘昊不急不慢，侃侃而谈：“刚刚葛吕也提到了，老子在社会治理方面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他希望百姓都是“愚”的，他反对知识，认为知识过多则导致想法过多，最后导致社会的动乱。他的想法是百姓应该无知，作为君主应当无为，这样就能保证社会的安定运行。庄子比较倾向于个体修养，比如我们学过的《逍遥游》，他认为我们要体验到道，最后人道合一，站在至高的、无限的意义上来审视人间。另外他是抹杀事物的分别的，比如两个人辩论，不需要去区分谁对谁错，这个世界也是这样的，不需要区别。老庄偏向于比较消极的人生态度，但是这种态度可以和儒家的积极进取形成互补。”

我根据自己的理解，试着给同学作出阐发。道家与儒家的许多观点是对立的。儒家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责任感，有担当意识。道家呢？可以说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然而又“无为无不为”：看似什么都没做，但是什么都做了。这里“不为”实际上是指不乱为、不妄为，要有智慧。比如树下落叶，我不去打扫，看起来是“不为”，实际上是“无不为”，树叶落入泥土，转化为养分，顺应自然，树木生长得很好，这就“无不为”了。老子和孔子都提到“水”。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强调的是时不我待、奋发进取的精神，体现了儒家的入世精神。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体现了道家的出世精神。这个感性的细节折射出儒道两家人生哲学的差异和不同。似乎可以这样区分儒道两家：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讲究仁义道德，道家讲求修身养性；儒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道家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儒家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道家是政治渺小艺术永恒……然而儒道两家又是互补的，冯友兰在书中说：“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是也互相补充。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这使得中国人对于入世和出世具有很好的平衡感。”李泽厚进一步指出：“表面上看，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以及艺术意念。”^[3]所以我们一般人很灵活，往往得意时用儒家，失意时用道家。

茶越喝越淡，探讨越来越深入。刘越重点概括了第二十二章“禅宗：静默的哲学”。看得出来，他读得有质量，准备很充分，发言有概括也有阐发：“禅宗是佛教东传，结合本土的道教观念，创造出来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宗教。禅宗后来传到日本，在日本继续发展。禅是梵文的音译，意思是沉思、静定。禅宗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神秀和慧能，他们有两个有名的偈子，上次写作文有位同学就把这个偈子写进去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的偈子讲究的就是当下的顿悟。就像西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他的贡献在于把上帝搬到人的心里面来了，原来的布教修行是牧师在教堂里宣讲，现在是上帝在你的心里，你对它有解释权了。同理，佛并不仅仅就指的是释迦牟尼这个偶像，指外在的戒律、仪式，你只要心向着佛，你能够在静定之中感受到佛的存在，那么你就是佛。这样多方便啊，知识分子只要在家里，不用出家都可以修行，可以享受到精神生活。懂一点禅宗，有助于我们去解读很多诗歌，诗歌中有很多顿悟的因素。比如这次月考中考到的诗歌：‘着意寻春未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阅读的时候，把它和你学过的禅宗思想联系起来，这样就能把作品读通、读活，理解得深一点、透一点。”

大家都点头称赞，很佩服。这样，中国哲学上几个重要的思想就出来了，第一是儒，第二是道，第三是释。儒释道共同塑造了后世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塑造了我们的自我，而自我知识是我们一切知识的根。抓住儒释道这三家，再来看中国哲学史，就能大体把握了。这中间最主要的是儒道两家。刘再复说中国文化就像人的躯体，有动脉，有静脉，儒家经典就是人的动脉，而道家经典就是人的静脉。南怀瑾说儒释道是三个店：儒家是粮店，管你一日三餐，须臾不可离；道家是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一旦生病，非进药店抓药不可；佛家是百货店，什么都有，有时间可以去逛逛。而李泽厚提出儒道互补。其实，禅宗是佛教的道家化，或者说是道家的佛理化，推而广之，我们也可以说是儒释道互补：儒家让你拿得起，道家让你想得开，佛家让你放得下。

冯先生论述中国哲学的精神时指出，中国哲学喜欢用富有暗示的名言隽语、比喻论证等形式，也因此特别富有文学意味。中国哲学这棵大树上不仅有智慧的果实，也缀满了鲜艳的花朵和婆娑的绿叶。我们寻幽探胜，一路走来，随手采摘带着露水的花草。我让学生说一句自己阅读中印象最深刻的语句。李茜雯欣赏的是一则禅宗公案：“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霍晨则欣赏程颢的诗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陈世琰欣赏的是王阳明语录中的一则：“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亮起来。”丁志伟找出他在书上勾画的一段话是王国维的，表达他学术和精神追求的勇决和挣扎，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和共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尤爱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

我也喜欢这一段话，补充说：“本书有一个重要观点，在冯友兰的其他作品中也提到，就是中国哲学并不是给人一种积极的知识，它给你增加的是一种境界，让你达到更高的境界，超越现实，获得高于现实的价值。我们读这本书学习中国哲学应有这样的观念。”我回忆起赵越胜《燃灯者》中周辅成先生的话：“不是要思考哲学，而是要哲学地思考。”因此要反思，思考“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样的终极问题。这对人的境界提升有帮助。

天有些热，窗外传来一阵阵蝉鸣。

大家起来休息一会儿，入座后，又讨论了中国哲学的精神，重点探讨中国哲学的即凡入圣、注重体验的特点。我让大家打开手上的《中国哲学简史》，扉页上有冯友兰晚年手书的一副自励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我问这副对联的意思，大家面面相觑，无人回答。我告诉大家这副对联是用古人现成的句子写成的。上联的意思是阐发传统文化为国家民族服务，下联语出《中庸》，意思是在日用常行之中一步一步地走到极高的道德境界上去，理想人格的培养必须落小落细落实，让平凡的生活具有不平凡的超越性。中国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强调知识，而强调体验。所以，学习中国哲学你就要养成一种人格，不但要“知道它”，而且要“体验它”，最终目击道存，成为君子。中国哲学是体悟之学，是践履之学，必须是一种体验式的学习，就像今天我们来到鸡鸣寺，我们也学着点三支祈愿香，像香客一样许一个愿，这就是直觉的体验式的。

我让学生读《中国哲学简史》最后一章中有“人生的境界”一节。冯友兰认为人生有四个境界：第一是自然境界，它是混沌未开的；第二是功利境界，只是为了自己得到好处，为利而活；第三是道德境界，是为人为公，造福社会；第四是天地境界，与天地万物合一。怎么样能达到第四个境界呢？要靠觉解。觉解的程度越高，境界就越高。这个说法影响很大。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路遇金岳霖，金开玩笑说：“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遂大笑而去。但不少人对冯的一生颇有微词，认为其人犹在功利境界。讽刺之处在于，中国哲学重在体验、体悟，强调最后能成君子甚至圣人。拿这个标准来衡量，结果发现他的一生很潦草也很尴尬。不过，我们也不应轻浮苛责，应抱“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我们读过的《故国人民有所思》有一章“冯友兰：哲学斗争的个人挣扎史”，读后可以体会到冯在当时现实环境的夹缝中，或躲避或迎合以求自保的不堪和悲怆，让人同情……

游人越来越多，不少人好奇地走过来看着我们师生。茶社负责人几次走过来催促我们。我一看手表，不知不觉已经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于是我们起身，仿佛从一场梦幻中惊醒，依依不舍地离开豁蒙楼，结束了这次中国哲学读书之旅。

我想，这次读书之旅，沿途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美丽风景将永留在学生的心中，和他们身体一起长高长大。

曹勇军老师带领学生到豁蒙楼读《中国哲学简史》，我们仿佛看到了古代书院教育的历史叠影。

一是读前积极营造气氛，在“史”上做足文章，并发古之幽情，引发学生对人文历史的浓厚兴趣。比如，找来丁帆先生的《豁蒙楼里话豁蒙》一文，印发给大家，让学生了解豁蒙楼的前世今生，引发他们探访思考的兴趣；讲述“豁蒙”的含义，引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被斩后，张之洞重游鸡鸣寺，亲题“豁蒙楼”匾额的故事，“豁蒙”就是把蒙蔽之物揭去，去蔽解惑，让人眼明心亮。“豁蒙”难道不是学术论著研读的应有之义？

二是对学术论著研读有较为合理的定位：“我们读书研讨的时间有限，只能开快车匆匆走一遭，略有所知，略有所疑，略有所获，开个头，示个范，为今后阅读打下基础。”如果将上述定位概括起来，就是“三略”“两个”。为此，阅读主体发挥的示范作用特别重要，其中，引导学生写题记、读题记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读书法。题记主要概述作者学术成就、论著主要内容及其学术影响，而充满人文性的题记就是对阅读主体的生命体悟。

三是重视读书方法的指导和读书态度的养成。譬如，当学生问“读不懂怎么办”时，教师马上指出三种办法：第一，要有耐心，反复地读，咬牙坚持，不轻言放弃。第二，可以放一放，先跳过去。要学会把不懂的地方包裹起来，隔离开来，不让它干扰影响整本书的阅读。第三，还要学会“观其大略”，这里的“大略”不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而是抓住关键的地方，抓大思路大结构大问题。另外，教师告诫学生读书要做到一个“敬”字，而“敬”字又出自冯友兰先生的《新世训》，告诉学生“敬”就是外不欺人内不自欺，把一件事当一件事去做，全神贯注，专心致志，认真把事做好。读书，“敬”的态度和精神不可少。

四是在方式上，学术论著提倡“切磋琢磨”的研读。首先，切磋什么，琢磨什么，是一个问题，阅读先行者要心中有数，对论著内容进行梳理和探究。其次，谁切磋，谁琢磨，是一个问题，学生当然是切磋琢磨的主体。再次，谁引导切磋，谁引导琢磨，也是一个问题，教师往往是引导者。最后，谁来终结切磋琢磨，还是一个问题，教师或高水平的学生是切磋琢磨的终结者。譬如，曹老师在研读的最后，以赵越胜《燃灯者》中周辅成先生的话作结，真是掷地有声：“不是要思考哲学，而是要哲学地思考。”因此学术论著研读，不仅仅就是讨论几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提升人的境界。

五是在内容上，学术论著讲究“同中有异”的研读。譬如刘昊同学提出讨论的问题：儒家与道家到底有什么区别？葛吕抢先发言：老子认为社会乱的原因不是知识不够，而是这些知识太多了，反而迷了人心。庄子对于政治方面的观点和老子是一样的，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庄子对于个体存在的观点不同。就是说怎么样进行修炼，来达到至人，与道合一。如果说老子更多是面对社会问题，那么庄子就比较倾向于个人。由道家再到儒家，由儒家再到释家，对中国传统思想逐渐清晰起来。既找出有规律性的东西，又找出有差异性的东西，才是研读的真谛。

1994年秋季，学校决定选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实验教材（周正逵主编），高一为《文言读本》，高二为《文学读本》，高三为《文化读本》，教材按“能级”编排。那一时期，师大附中教学正常，教师整体素质较高，应试意识不强，学生学得比较轻松，我们有能力也有条件做这样的教学试验；同时，尽自己的义务，为教育改革去探路，提供经验教训，我们认为，这是“名校”应当做的事。

那时，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学生的写作，无论在思想层面还是表达能力，都要上一个台阶。钱理群教授说过，青年要“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这个“想大问题”想什么，怎么想，如何把“想”的过程表达出来？几年后与钱老师交流时，我也说到这个意思。从教学层面分析，“想大问题”绝非空想，而需要一个具体的表达形式，体现学生的语文素养。其他国家母语教学是如何做的，我在几年后才陆续看到一些资料；但在中国，早就有人提出了“扫一屋”与“扫天下”的关系。观察古人的读书写作，十多岁的少年思考经世济民的“大问题”，那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而我们的学生虽然从小就敢谈政治理想，却不了解国计民生，高中生的写作甚至常常纠结在一次“三好生”的落选，一场球赛的胜负，同学间的一场误会，争论究竟“失败是成功之母”还是“失败是失败之母”……

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学生作一些高层次的作文尝试呢？

只要教师有胆识，给学生搭起台子，他们就敢在上面翻跟头；台子越大，他“想”的天地也就越广阔，识见与胆量就越大，“艺”也就越高。学生的所谓“创造力”，绝对和教师的修养有关。

因为有这方面的思考，也就能抓住试验的机会。1997年初，初三备课组设计活动课程，我们想到可以尝试让学生写社会科学小论文。当时的设想是：经过高中两年半的写作学习，学生有一定的写作基础，大部分学生初步具备了关注社会、关注自然和关注自我的意识，他们也需要有一次展示个人思考的机会。如果我们漠视这种愿望，也就失去了一次发展创造才智的教育契机。至于他们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论文”能力，我们认为并不重要，重要的让他们敢于实践。

当时在高三年级任教的还有徐志伟、徐昭武和李书澄三位老师，假期前的小结活动，我提出设想，大家都很振奋，一拍即合。备课组委托我隔天给全体学生作一次辅导报告，因为就要放寒假了。这次重要的写作活动没向学校汇报，当时我们有这样的经验：一是在社会应试教学氛围下，高三假期不补课已经是“对着干”，动静过大，学校在方方面面的压力下，会犹豫不决；二是语文组有这样的组织能力，在学校得到广泛的尊重与信任。事不宜迟，夜长梦多，两天后，我们在全年级组织了一次“社科论文写作”辅导报告，提供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学不同类别的14个参考选题（可以考虑自己的兴趣，根据这些参考题类别，自行命题）；如何对材料作取舍，如何立论和论证阐述，如何把握分寸，作了大略的指导。坐在台下的不是做学问的硕士博士，只是中学生，他们准备做一次小小的尝试；在他们12年的母语学习即将结束时，准备写一篇“关于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的”“长一些的”文章，仅此而已。

寒假过去了，开学第二个星期，学生交来了初稿，全年级300多名学生，每人一篇，字数都在2500字以上，最长的学生写了7000多字。我们看了很兴奋。这些文章选题丰富，很多文章表达了个人独到的见解，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我们以此了解了学生所关注的、感兴趣的问题。比如，有个学生收集资料，访问业内人士，写了铁路“春运”的困难所在，有理有据，她的观点和分析是当时媒体也不愿公开的。十多年后的今天，每逢“春运”高峰，我仍然会想起她当年那消极的预言。当时用的是“小组交流、推荐，全班汇报”的方法，每班评出最佳三五篇，交由年级任课教师评选，最后借《树人》出论文专辑，年级所有学生的论文选题收入目录，供下一届学生参考。

两个月后，教育部搞“首批国家级示范高中评审”。那几年，学校真老实，不像有些学校那样胡吹，评审组到达的前一天，学校问“语文组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放进袋子的”（因为“袋子”比较“瘪”）。我们说有“高三社会科学论文写作”这回事，校方大喜，立刻让我们选了四篇（我还记得有《读三国演义杂记》《捍卫汉语》等），把打字员找来打印，放入每个评委的“材料袋”。后来有人转告，当评审委员们看到高三学生写的“论文”，很惊讶，看完了，半晌不作声，继而终于赞叹：“这就是素质啊！”——学校在大会上表扬了语文组的创新。我们最高兴的，是不仅得到了各科老师的支持，得到家长的理解，更在于很多学生对问题产生了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学生完成了写作计划，高考复习开始了。如果学生敢碰那样的大题目，能写2 500字以上的文章，高考作文那“不少于800字”算得了什么呢？当时高考阅卷时，复查组的一些大学教授看到师大附中的《高三社科论文专辑》，很感慨，如果不是低水平的高考干扰，语文教育本可以做成多少事啊！

这项教学活动在师大附中延续了12年，虽然在应试压力下，各项指标有所下降，但是当年的尝试，是有益的探索，体现了名校的示范作用。那个时期，学校管理工作也不像后来有诸多复杂因素，人与人的关系相对比较简单，教研组做的许多事没有功利意识，这项教学任务用去教师很多时间，没有任何一名教师提出过要算工作量，老师们感兴趣的只是能从教学中获得愉快。

从写作实践考查，我们达到了什么目的呢？

首先，学生结合《文化读本》课程学习，对“文化”“文明”观念有了直接的认识，开拓了视野，有了关注“大问题”的体验；他们尝试研究具体问题，在活动中开始了人文思考，有了初步的公民意识。

其次是开始关注探究问题的方法，学生在缺乏足够的专业背景和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学习科学判断，学习自主收集材料，学习判断和选择，同时，在与他人的交流中提高了语文表达能力。我们也通过这样的写作活动，有效地考查了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对学生的探究能力、审美能力等有了大致的了解。

我们对这次论文写作实践作了比较客观的判断，因为仅仅是一次试验，无所谓“成功”与否。大略计之：约有30%的学生通过论文写作显示了较强的综合素养，有相当一部分能写得“像模像样”。这些学生读书多，接触社会的能力和判断能力较强，有个性，有自己关注并长期感兴趣的问题，他们的文章有自己的发现和见解。约有40%的学生通过这次实践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写作能力。这部分学生有能力完成各科学习任务，读书虽然不多，平时不太注意周围的事物；但在教师的启发下，能发现问题，他们的文章见解探讨不够深入，但能知道论文的大致要求。约有30%的学生虽然完成写作任务，但不合要求：有的缺少有价值的论题（甚至从晚报上借新闻题）；有的是一般的资料罗列，没有见解；有的干脆大段抄写，一些语句连自己也未必知道是什么意思。其中有些学生语文学习比较被动，平时连千字议论文也不会写，不具备这方面的基本能力。

多年后反思，当时是可以考虑分层次试验的，至少在进行到第三年时，可以作些改进，采取“论文”和“研究性阅读报告”的办法（甚至可以再分出第三层次），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自主选择。可是当时担心挫伤学生的学习自信，也缺乏足够的依据对学生作能力分级，毕竟智慧不够，顾虑多，没有迈出这一步，以至于让一些学生增加了学习压力，或对自己作出了错误判断。这个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2002年，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专家特地来了解我校社科论文写作情况，这时，我们的论文写作实践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了。

2004年以后，南京的教育形势因所谓“高考之痛风波”发生变化，应试派强势加压，素质教学遭受不间隙的质疑、打击，直至拆台，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教学试验也就孤掌难鸣了。学校《树人》文学社指导教师周春梅长期负责编《高二社科论文专辑》，她发现，虽然每年不乏高质量的文章，但整体素质并没有提高。也难怪，应试教学大兴，教师站得不高，学生自然也就“矮”下去了。2009年，我意外得知，“高三社科论文写作”被停了。谁决定的？没有人回答我。

1998年和1999年，南京和上海分别有名校搞过“高三社科论文写作”，宣传力度很大，弄得“中央级媒体”也报道了。有老师说：“王老师，你送出去的《专辑》，在你朋友的学校‘结果’啦！”我看了那些宣传，对同事说，他们愿意学，也是好的，只是我担心他们放个烟花就算了。不幸言中。在功利的社会，在功利的时代，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这里，也曾有校长大惊小怪，听到我称赞学生有关文化建设的论文，热情地说“我来把它寄到国务院去”，——我拒绝了，不要把学生的文章当作自己的“政绩”，用来吹牛抬轿子。再说，“寄到国务院去”做什么呢？国务院不负责改中学生作文。

社科论文写作活动虽然中止了，我并不沮丧，我仍相信，它只是“中止”而不是“终止”。

毕竟，师大附中的老师们把一项其他学校不敢想、不敢做或者“不屑做”的事做了12年，了不起。

著名特级教师王栋生主要是从教师“教”的角度思考南京师大附中社科论文写作的实践，如果换一种角度，从学生“学”的角度观察社科论文写作，同样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启示。

首先，社科论文写作是“想大问题，做小事情”的重要途径。我们经历了十几年的基础教育，已经有了一定的写作积累和人生阅历，有了关注社会、关注自然、关注自我的意识，也就是说基本具备了进行高层次写作实践的条件。与平时写作不同的是，社科论文写作要具备一种“格局”，即便没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襟怀，至少也要有立足学校、放眼社会的眼光。有了这种眼光，才能在更高层次更广层面打量这个世界。

其次，社科论文写作是“用广角镜，照小侧面”的重要手段。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文学、教育、建筑等不同类别，范围广，视野宽。如何选题，如何准备参考资料，如何对材料进行取舍，如何立论和论证阐述，如何把握分寸，都需要作者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社科论文虽然是“关于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的”“长一些的文章”，但是与写短文章的道理是一样的，那就是用广角镜头，观照社会科学范畴中的一个小侧面，做到“大视野，小切口”。因此，在参考选题的基础上，确定所写的内容就显得十分重要，如《捍卫汉语》。

再次，社科论文写作是“看大数据，得小结论”的重要方式。尽管以前没有“大数据”一说，但是也要参考大量的数据。而社科论文写作往往是关于宏观社会层面的研究性写作，也是基于事实和数据的实证分析，分析问题和得出结论都要有条有理、有根有据。王老师特别写道：“有个学生收集资料，访问业内人士，写了铁路‘春运’的困难所在，有理有据，她的观点和分析是当时媒体也不愿公开的。十多年后的今天，每逢‘春运’高峰，我仍然会想起她当年那消极的预言。”我们无从得知这一预言的具体内容，但是我们相信这一预言就是这位学生从事实和数据中得出的结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社科论文写作，需要打通语文与其他学科的通道。这就需要我们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的“一万小时定律”可以给我们启示。所谓“一万小时定律”，就是说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只要经过1万小时的锤炼，任何人都能从平凡变成超凡；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需要10 000小时。按比例计算就是：如果每天工作八个小时，一周工作五天，那么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至少需要五年。“一万小时定律”应用于所有领域、所有学科。只要孜孜不倦地沉醉其中，就能走进学术研究的洞天福地。

总之，想成为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应当从学生时代开始，尤其是中学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