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张謇与革命党的合离
为了寻求新的安定力量，张謇既认定了袁世凯，所以降心俯就，诸般策划，即使越出了一个绅士有所不为的范围，亦在所不惜。但是要促成袁世凯的大权，亦不能完全置革命党于不顾。让我们回头看看他如何应付革命党。
张謇对于革命党，原无好感，甚且带着偏见。以吴樾炸五大臣事件为例，他曾经抨击革命党为“盗贼”之流，敌意浓厚。但当他决定拥护共和之后，亦决定了与革命党合作。这一转变，似乎不出下面几种因素：
一，比较立宪与革命两党的理想，民权政治一点，是共同相通的。梁启超尝说：“立宪派人不争国体，而争政体。其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故对于国体，则承认现在之事实；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38]换句话说，如果议院政治能够实现，君主民主体制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一个富有弹性的理想。立宪派人固不主张用激烈的手段来改变现状，希望激烈的革命能够避免，但是革命既已发生，其汹涌之势无法遏阻，立宪派人不得不检讨他们的理想与革命主义的同异之处。代议制度是两党共同的信仰，既然他们的国会理想尚待努力，不如顺势同趋，或可实现于来日。[39]张謇对此，似曾反复权衡，这是他要与革命党合作的基本原因。
二，张謇过去之不慊于革命党，大概是因与革命党人无所接触之故。一旦有了接触，他才发觉革命领袖也是大多受过传统文化洗礼，奋发有为之士。张謇初晤黄兴、陈其美、汪精卫、章炳麟等人，是由赵凤昌介绍，在惜阴堂相见。[40]以后频频接触，彼此的观感都有改变，张謇对黄兴有深刻的印象，黄兴亦对他大是好感，此从胡汉民对黄兴的批评中可以得见：
〔黄兴〕骤与立宪派人遇，即歉然自以为不如。还视同人，尤觉暴烈者之祇堪破坏，难与建设。[41]
在张謇尚未实现他的拥袁目的之前，似乎也尝寄望于革命党，尤其是南方的秩序问题，非与革命党携手不可。加上黄兴一再推心置腹，希望共同协力民主共和，两党的合作，已成必然之势。[42]
三，张謇等立宪派人，处身于江浙革命党势力最盛的环境中，似乎觉得不与革命党合作，难保自身的安全。这当然是一种心理上的感觉。又因他们的背景与革命党不同，两党过去有许多互不兼容的历史陈迹，不无顾虑。不过，这是消极的合作因素，也是双方不能彻底合作的关键，所以才导致后日两党的由合而分。
四，张謇与革命党合作的最重要原因，仍是与他的拥袁计划有关。如果不能得到革命党的妥协，拥袁不成，大局不易收拾，立宪派避免国家不乱的希望，也将难于实现。
张謇与革命党的合作事实，第一是促成民、清的和议。他与袁世凯的明暗往还，虽是为了个人，但于调和南北，却为重要关键。第二是参加南京临时政府，筹款筹饷。南京临时政府所面临的重大困难之一，为财政问题。黄兴对此认识最深，曾建议孙中山请张謇担任财政总长，俾便筹得财源。由于革命党中有人反对，同时张謇本人亦无意斯职，终于转而出长实业部。但他在财务方面仍尽力不少。革命军攻下南京后，张謇和陈其美、程德全等前往筹组临时政府，此时南京大军云集，声称不发饷不出城。然而饷从何来？革命党人能想到的是两淮的盐税。张謇与两淮盐务关系极深，因此请其设法，由他向盐商会借得二十万元，如此才解决了军队出城问题。[43]
临时政府成立之后的财源，除了两淮的盐税，只增加了上海的关税。两项收入，尚不敷支出八千余万元。张謇劝孙中山举借外债，但缓不济急，仍希望在淮盐方面想办法。张謇不同意过分增加盐商的负担，转用他的大生纱厂作保，向日本三井银行借了三十万元，[44]随后又拨过五十万盐税，总共是一百万之数，[45]临时政府才算勉强渡过难关。
张謇主张举借外债，最先拟以沪杭铁路为抵押，向美国借七百万元，惟因汤寿潜的反对，未能成议。[46]不过最后还是以该路向日本大仓组合借款三百万元，用以向德国购买军火，此项军火运到中国时，政权已转移到了袁世凯的手中。[47]
张謇与革命党的合作是短暂的，为期不过三月。合作中止的原因，显然的，是由于他的联袁计划已经成熟。此外，还有许多直接间接的因素。第一是政见的不同。最明显的例子，是汉冶萍钢铁公司与日本合资的问题。孙中山与黄兴为谋解决临时政府财政上的困难，拟以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合作，增资三千万，从其中借用五百万作为政府的急需。不知何故，事先未与张謇相商，张謇得悉之后，认为不可，致函黄兴反对：
顷鄂人来书，诘问汉冶萍与日人合办事。鄙人前闻盛宣怀有以该公司抵借款项，转借与政府之说，谓是仿苏路办法，亦不介意。乃今日忽闻集股三千万元，中日各半，由公司转借五百万与政府等语。此事详情，两公必豫知之。顷有急电，请出以慎重，想蒙登览。汉冶萍之历史，鄙人知之最详。综要言之，凡他商业，皆可与他人合赀，惟铁厂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赀，惟日人则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断然不能得志，盖全国三岛，无一铁矿，为日本一大憾事。而我则煤铁之富，甲于五洲。鄙人尝持一说，谓我国铁业发达之日，即日本人降伏于我旗下之日。确有所见，非过论也。……
民国政府建立伊始，纵不能有善良政策，为国民所讴歌，亦何至因区区数百万之借款，贻他日无穷之累，为万国所讙笑。……中日合作之说，则万不可行。……此则区区之愚，愿两公熟思而深虑之者。[48]
接着他又电请辞去实业总长之职，虽经孙中山及胡汉民等挽留，仍坚执不移。张謇虽任实业总长，始终未正式到职，[49]既明电请辞，与分裂何异？
其实，反对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合资，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两党之间在合作时期，表面上虽然没有什么界限，实际上多年来的鸿沟依然存在。张謇时时感到革命党人不能容纳他的立宪派同志。他在致黄兴函中指革命党“轻于拘人击人”，“顾鳌拘后，而北方代表中各人惊走；林长民击后，而各省代表中有心人寒心；昨排秉三〔熊希龄〕，又排蹇季常，又击罗杰。”[50]他们都是立宪派人。此种情形，使立宪派人人自危，自然要引起分裂。[51]
革命党对于立宪派，固然难以要求人人有黄兴、宋教仁等的气度。反之立宪派亦未必对革命党有正确的认识。张謇对革命党有偏见，于孙中山亦不例外。他对于孙中山尝有似是而非的批评：
与中山谈论政治，知其于中国四五千年之疆域、习俗、政教因革损益之递变，因旅外多年，不尽了澈；即各国政治风俗之源流，因日在奔波危难之中，亦未暇加以融会贯通。[52]
综括张謇在辛亥革命中联袁合孙的故事，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早先他想维持清政权的延续，及事不可为，转而寄望于袁世凯，因而不得不应付革命党。他对于袁的才能并没有估计错误，然毕竟知之不深。同时对革命党亦乏真正认识。如何解释这一种心理状态？恐怕是进取与保守两种心理因素相互冲突的结果。他要求立宪，是求变、是进取的想法。但他不愿意大变，不愿意把旧制度、旧社会系统完全废去，这是保守性的使然。革命发生了，时代变了，他随着变，这是他进取的一面。但是他要为旧政权寻找一个“光明”的下场，[53]要在旧传统中去找一个继承人，而不去观察、体味近在眼前的新时代的代表者——革命党，这又是他的保守的一面。革命党希望得到他的合作，他并不作反对的表示，这是进取心在支持着他。但是并非全心一意的合作，而且对人对事有一己的看法，这又是保守心理的作祟。总之，积极的进取与保守的影子无时不紧随着他。他想做一个划时代的领袖，所以他有求变的表现；但是受传统的赐予太多，又不愿完全摆脱传统，虽要求改变而不能全变。他是一个士大夫，有领导风气的责任感；他吸收新知，推进新的建设，但是他又怕时代的巨轮转得太快，又有退缩畏惧之感。他知道自己地位崇高，革命党不至于威胁到他什么，但是他又常常顾虑自己的安全。最小的一个例子，他能把自己的辫子剪下，表示他是进取的，但一定要将之妥为收藏，有所不舍，则又是保守的。
无论如何，张謇是拥护共和的。一个典型的传统士大夫能够如此，其他立宪派的态度，可以想见。
[1]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925），页70；张謇日记又云：“〔八月〕二十三日诣铁将军，说援鄂，奏速定宪法。铁嘱商张。二十四日，诣张督，申昨说。大否之，谓‘我自能保’，其无心肝人也。”
[2] 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页37—39。
[3] 原电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收电簿》。
[4] 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页39—40。
[6] 张謇，“致袁内阁代辞宣慰使农工商大臣电”，《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页40—41。
[7] 张謇，“辛亥九月致内阁电”、“建立共和政体之理由书”，《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页41—44。
[8] 有关此类文字，如“复北京内阁歌电”、“与汤蛰先复北京将士促进共和电”等均属之。见《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页42—44。
[9] 姚公鹤，“上海报纸历史”，《小说月报》，卷8期1（1917年6月）。以《时报》为例，该报对武昌起义之报导，在“论鄂乱”社论中称革命为乱事，希望清廷能“绥靖叛乱”（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对于革命军文告中痛诋清廷之语词，一概以□□代之。革命发生一星期后之社论“哀哉制造革命之政府”，尚欲以指出清廷之错误，希冀“知所悔悟”（八月二十五日）。九月十一之后，态度改变，称革命军为义师。九月十七之社论“论国民今日不可存疑虑之见”，谓“今日战衅已开，政府与国民决无并存之望，非我灭彼，即彼灭我。”已完全为革命论。新年刊“中华民国立国记”，正月四日，用“中华民国”纪年。
[11] 张謇，“致袁内阁代辞宣慰使农工商大臣电”，《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页40—41。
[12] 苏州于九月十五宣布独立，据说是仿效庚子事变时的自保故事。见“程德全传”，《四川云阳县志》，卷33，页6。独立宣言，一说为张謇起草，一说是沈恩孚起草。见“辛亥上海光复前后——座谈会记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四），页3。独立之后，程德全为都督，先拟以张謇为民政部长，应德闳为财政部长，伍廷芳为交涉部长，郑言为司法部长。后以谘议局改为临时省议会，张謇仍任议长，蒋炳章任副议长。都督府人选为：总参谋长程德全自兼，次长顾忠琛、钮永建、陶保晋；政务厅长宋教仁；外务司长马良，次长杨廷栋；内务司长张一麐，次长沈恩孚；财政司长熊希龄，次长姚文枬；通阜司长沈懋昭，次长陶逊；军务司长陈懋修，次长专一爵；参事会长范光启，副会长郑芳荪，多为立宪派人。见“江苏都督府重要人事”，《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各省光复》（上），页446。
[13] 张謇的心意，从他日后致徐世昌的函中可见。他说：“辛亥之役，海内骚然，中外人士咸以非洹上〔袁世凯〕不能统一全国，故南中各省拥护不遗余力，凡可巩固中央者，几不惜牺牲一切以徇之，苏鄂两省尤为显著。”见“劝告袁氏退休致徐菊人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4，页15—17。这是张謇反对袁之称帝而作，悔恨辛亥拥袁，道出了心底的隐痛。
[14] 张謇、程德全、汤寿潜为江浙派三领袖，他们过从密切，函件往还频仍。详见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页163—165。
[15] 关于息楼的记载，严独鹤说：“狄楚青﹝葆贤﹞在时报馆楼上辟有精室，题名‘息楼’，作为朋侪憩坐清谈之所。当革命风云勃起的时候，狄楚青和一些对政治有兴趣，或有关系的友人，常在息楼上聚谈，或对政治有所讨论，于是息楼人物无形中也成为一个自然集合而又含有政治性的小团体。史量才和雷奋都是息楼上的坐客。”见严独鹤，“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闻界动态”，《辛亥革命回忆录》（四），页84。余芷江说：“时报馆楼上有一个息楼，对外称俱乐部，吃吃喝喝的地方，其实里面都在搞政治活动。赵凤昌、沈恩孚、李平书、狄平子〔葆贤〕、袁希涛、陈
、雷奋、史量才、龚子英，都是息楼里面的人物。”严谔声说：“息楼以张謇为首呢。”见“辛亥上海光复前后”，《辛亥革命回忆录》（四），页3。据《时报》编辑包天笑的说法，革命前，息楼确实是一个俱乐部：“他﹝狄葆贤﹞就收拾了两间房子，安排一些娱乐品，另外雇用了一个茶房，凡是走熟的几位朋友，都请到那里坐，可以随意看报，颇有一些俱乐部的性质。”他认为息楼有四个好处：一、人人可以在此聚会；二、可以招待朋友；三、工作人员休息之处；四、避免来往人直入编辑室。但同时又说：“只有几个极熟的人方到这里来。”见包天笑，《海上蜃搂》（上海，1926），页141—142、148。按息楼在包著中隐为“止楼”，可以想见在辛亥时，成了一个秘密处所。
[16] “惜阴堂”是赵凤昌的私人书斋。地方宽敞，时人在此之会议多半有记录。记录簿现藏北京图书馆。辛亥革命时出入惜阴堂的人物有张謇、汤寿潜、张元济、黄炎培、温钦甫、史量才等人。见严独鹤，“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闻界动态”，《辛亥革命回忆录》（四），页84。按赵凤昌为《申报》大股东之一，著有“惜阴堂笔记”（见《人文》，卷2期8），偶亦提及时人轶事。赵凤昌之子赵尊岳著有“惜阴堂辛亥革命记”（油印本）；逯耀东，“辛亥革命前后张謇的转变”一文中略有征引。见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丛刊》（五）（台北：正中书局，1964），页213—229。
[17] 黄炎培，“我所亲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一），页62—63。
[18] 黄炎培，“我所亲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一），页62—67。
[19] 张謇，《张謇日记》（宣统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观直隶别馆，颇觉袁为直督之能任事，此人毕竟与人不同。”
[20] 吴闿生沈祖宪编纂、，《容庵弟子记·四卷》（台北：文星书店，1962），卷3，页18；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57），页233。
[21] 《张謇日记》，宣统三年五月十一日，“午后五时至彰德，访袁慰庭于洹上村。道故论时，觉其意度视二十八年前大进，远在录录〔碌碌〕诸公之士。其论淮水事，谓不治，则人将以是为问罪之词。又云，此等事乃国家应做之事，不当论有利无利，人民能安业，即国家之利，尤令人心目一开。”张謇在自订年谱中对袁的评语为“议论视二十八年前大进”。改动了两字。
[22]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上海书局，1985），页181—182。
[25] 张静庐编，《辛亥史料》，册107—109（北京图书馆藏，抄本），转见徐仑，“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收入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408—425。
[26] 张静庐编，《辛亥史料》，册107—109，转见徐仑，“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收入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页415。
[28]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页150。
[29]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页150。
[30] 张静庐编，《辛亥史料》，册107—109，转见徐仑，“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收入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页408—425。
[31] 张静庐编，《辛亥史料》，册107—109，转见徐仑，“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收入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页408—425。
[32] 张静庐编，《辛亥史料》，册107—109，转见徐仑，“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收入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页408—425。
[33] 同上。袁世凯复张謇电：“张季直大人：鄂鱼电悉，国会公决，系朝廷存亡关键，须经皇室同意，非行政官所得擅专，扱多困难。连日协商，渐有头绪，已迭电少川矣。凯阳第一电。”
[34] 原电见《辛亥革命》（八），页172—173、175。
[35] 北方军人公开要求共和之后，张謇与汤寿潜曾有电文公开表示欢忱，谓“尚望〔军人〕作华盛顿之助”，是连续的拥袁计划。原电见张謇，“与汤蛰先复北方将士促进共和电”，《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页44。
[36] 张静庐编，《辛亥史料》，册107—109，转见徐仑，“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收入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页408—425。
[37] 张謇，“为时局致袁总统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4，页7—8。
[38] 梁启超，“初归国演说辞”，《饮冰室文集》，卷29，页4。
[39] 民国初年，原立宪派人士争国会，反对袁世凯的帝制，亦皆本于此一观念。
[40] 据黄炎培说，赵凤昌在革命党与立宪派之间，为一穿针引线者。见黄炎培，“辛亥革命前后之上海与上海新闻界”，《国讯》，期314；参看刘厚生，《张謇传记》，页182；“辛亥上海光复前后——座谈会记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四），页15；严独鹤，“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闻界动态”，页84；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页292。
[41]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收入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辑，《革命文献》（台北：文物供应社，1958），第3辑，页58。
[42] 薛君度谓黄兴在议和时期对革命党有极大的影响力，权力甚而大过孙中山。见Chün-tu Hsüeh，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129；证诸刘厚生的记载，这种看法大致是可靠的。见刘厚生，《张謇传记》，页195。
[43]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页72；Samuel C．Chu，Reformer in Modern China：Chang Chien，1853 192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5），p．76．
[44] Chün-tu Hsüeh，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pp．131 132；Samuel C．Chu，Reformer in Modern China: Chang Chien，1853 1926，p．72．
[45]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页73；徐仑，“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收入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页418—419。
[46] “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上海探电”，《辛亥革命》（五），页399；张静庐编，《辛亥史料》，册107—109，“赵凤昌、庄蕴宽致汤寿潜密电”；转见徐仑，“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收入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页417。
[47] 刘厚生，《张謇传记》中说：“还有一项秘密事件，是任何官私文书所不载……黄兴曾以陆军部长之资格，向德商某洋行购德国最新式之武器，其价额总数在三百万元左右。而所付定银，则在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原订六个月内交货。为袁世凯侦知，将该洋行买办秘密诱至北京，不惜巨资，令其唆使该洋行将此项军械悉数改送天津交货。”（页201—202）
[48] 张謇，“为汉冶萍借款致孙总统、黄部长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4，页5—6。
[49] 详见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页174—178。
[50] 张謇，“为时政致黄克强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4，页4—5。
[51] 参看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350。
[52] 张謇，“追悼孙中山演说”，《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7，页11—12。张謇对孙中山的批评，日记（民国元年元月三日）中谓：“与孙中山谈政策，未知涯畔。”
[53] 清帝退位诏是张謇草拟的，退位后的年俸，是张謇设计的。见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页153—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