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謇拥护袁世凯的计划
江苏是清季二十二省精华之一，如果说直隶是北方政治的活动中心，南方便是江苏，而且该省又为全国经济重镇，若能加以控制，往往有左右全局之势。武昌起义后，上海和苏州先后在九月十四、十五（11．4、5）独立，江宁于十月十二（12．2）为革命军克复，与湖北遥相呼应，成为与北方对峙的两大势力。革命党在江苏的声威最盛，立宪派亦举足轻重，有地位的人物最多，活动方面最广，影响的力量最大。这里仅举具有代表性的张謇为例子，作为个案研究。张謇不仅代表江苏一省，全国立宪派几乎一半惟其马首是瞻。如果立宪派中尚有阶层之分，张謇实居于最上。汤化龙、蒲殿俊、谭延闿等人虽然有其面的影响，但与张謇比较起来，大有瞠乎其后之感。
武昌起义的当天，张謇正在汉口料理大维纱厂的事务。当他乘坐轮船离开的时候，看见武昌火光“横亘数十丈不已”，还不知道革命军已经夺下湖北首府。（前一天他在武昌，听说有两个革命党人被捕。离武昌去汉口的当夜，武昌起事。）到了安庆，才知道大事“不好”，武昌“失守”。他本来要在安庆与巡抚朱家宝商谈导淮问题，“但势处大难，无暇更说导淮事矣”，立即赶赴江宁。在船上，几经揣度，认为武昌事件可资利用，还不曾意料到事态的严重性。所以一到江宁，更要求将军铁良藉武昌的动乱，“奏请速颁决行宪法之谕”，同时派兵援鄂“平乱”。过去，他与铁良曾经多次商讨过有关立宪的问题，以为这一建议必定获得铁良的同意。岂知铁良推委，要他先征求总督张人骏的意见。不料张人骏竟“大诋立宪，不援鄂”，说“谁能首祸，谁能自了”。张謇晓以革命军顺流而下的利害，张人骏更抢白说，“我自有兵能守，无恐。”张謇失望而去。[1]但他的意志仍不动摇，又前往苏州，却得到了巡抚程德全的赞同。八月二十五日（10．16）便与他的门生雷奋、杨廷栋为程德全草拟了速布宪法开国会的奏议，这就是他文集中的“代鲁抚孙宝琦苏抚程德全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其要义是“先将现任亲贵内阁解职，特简贤能，另行组织，代君上确实负责，庶永保皇族之尊严，不至当政锋之冲突。其酿乱首祸之人，并请明降谕旨，予以处分，以谢天下。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2]此外，他又以谘议局的名义，去电北京，作相同的表示。[3]大体说来，武昌起义后十余日，张謇仍持反对革命的态度，欲利用革命，达成解散亲贵内阁及即开国会的目的。换句话说，张氏依然在立宪运动路线上努力。
到了九月中旬，张謇的态度完全变了，放弃了立宪主义，转而拥护共和。在“劝告铁将军函”中，他要铁良“纳满族于共和主义之中”，这是“共和主义”四字第一次出现于他的笔下。[4]九月二十三日（11．13），他与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等合电张家口商会转内外蒙古赞成共和。[5]及至清廷派他为江苏宣慰使，并简为农工商大臣，不仅不就，反而痛数政府的腐败劣政，谓“环观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之中。”[6]
此后，张謇发表了许多主张共和的文字，征引卢梭（J．J．Rousseau）的理论，谓“国土过大，则中央之支配力有鞭长莫及之虞”；征引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证明中国“宜于共和分治”。他又说：“大抵君主立宪，最宜于国小而血统纯一之民族；民主共和国，最宜于国土寥廓，种族不一，风俗各殊之民族。”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宜于君主立宪。今全国倾向共和，“为满计，为汉计，为蒙藏回计，无不以归纳共和为福利。”[7]他要求清廷同意共和，呼吁全国人民拥护共和。[8]在他所影响下的立宪派报纸，也“一折而为革命言论”。[9]
张謇由君主立宪而民主共和，作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一变，不过是一个月之间的事。何以张謇会变得这么突然？是否他真正地认识了共和与君宪的区别？或许他在革命起来之后才知道卢梭政治民主论的存在，但决不能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是在这时才读到的。他非不知中国国土之辽阔，非不知中国民族之复杂，何以十年来主张君宪，一旦便完全放弃？答案是：思想进步影响的成分甚少，真正逼使他变的是环境，国家的环境，个人的环境。当然他对朝廷的失望亦极有关系。
先从他失望于朝廷说起。张謇尝回顾他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以立宪运动的成毁关系最大。他衷心希望立宪有成，即使到了民国年间，仍不时耿耿于怀。回想革命之前，他从事立宪运动，用力之勤，不让其他任何立宪派人。他所采取的策略，既周密且持重。在文字上，从“变法平议”到刊刻《日本宪法》，草呈《立宪疏义》，种种撰述，不下十余万言；在行动上，联络官吏，奏请颁行预备立宪，奔走于上海、江宁、武汉之间，组织宪政团体，号召同志请愿，无非为宪政的实现而努力。在可以忍耐的情况下，莫不忍耐期待。宣统元、二年间三次请愿所得的结果，人人认为是政府存心敷衍欺骗，张謇岂能例外？但他依然忍耐，心想再忍耐三年，朝廷绝不可能再有拖延躲闪的余地，所以他在表面上故示满意，以期待宪政终能实行。
不过忍耐是有限度的。宣统三年亲贵内阁的出现，使他无法为清廷自圆其说。他在自定年谱中谓：“政府以海陆军政权及各部主要，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10]其实，他对清廷的失望，何止皇族内阁一事。在他转向共和之后，曾经把他的不满，做了一次总结。他说：“自庚子〔八国联军〕祸作，迄于事定，前后赔款，几及千兆，海内沸腾，怨叹雷动。謇时奔走江鄂，条陈利害，须亟改革政体，末获采陈。乃专意于实业教育二事，迭有陈说，十不行者五六。自……立宪之诏下，三年以来，内而枢密，外而疆吏，凡所为违拂舆情、摧抑士论、剥害实业、损失国防之事，专制且视前益剧，无一不与立宪之主旨相反。枢密疆吏，皆政府代表朝廷也，人民求护矿权路权无效，求保国体无效，求速国会无效，甚至求救灾患亦无效。……”[11]如果再不求变，国家个人均将走向绝路。
从张謇留下的文字来看，他清楚地了解中国所处的危境，要得中国不亡，必先有一安定的力量。过去他之所以扶持清室，在他来说，清室是安定的象征，必须维持此象征于不坠。万一清室不保，天下必将大乱，一朝大乱，必然给予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中国瓜分将属不免，瓜分之后将是万劫不复。所以保清室便是保中国。武昌事起，他主张扑灭革命，仍是基于此一观念。他以为如果不迅速扑灭革命，乱事一旦扩大，清室显然难保，清室不保，乱无已时，那就到了中国的末日。但是革命如火燎原，其迅速发展是张謇初所意料不到，因此为之震惊失措。他与程德全的独立自保，更属无济于事。[12]这时他才真正感到象征性的安定力量已经消失，个人的安全、国家的安全，都到了存亡攸关的时候。
失去了一个安定的力量，必须找出另一个安定的力量。张謇在革命发生一个月之内转而赞成共和，就是要寻求另一个安定的力量，并不是同情革命，更不是把革命党看作了新起来的安定力量。他的目光注视着再度出山的袁世凯，他认为只有拥护袁氏，大局才可以收拾。[13]但是要想使袁氏掌握政权，必须得到革命党的合作，要得到革命党的合作，只有与他们妥协。
张謇要在袁世凯与革命党之间发生作用，必须自身具备举足轻重的力量，在此必须先将与他有密切关系的江浙派略为说明。张謇是江浙派的中心人物。自从光绪二十四年从北京回到南方，从事实业与发展教育，历时十四年之久，已经奠定了个人的崇高社会地位。在实业界，南通的建设，开民间投资的风气，与上海的金融界已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与志同道合的汤寿潜，已成了好友。在教育界，他是江苏教育会的首领，从事教育的士绅们，对他有如众星拱月。在新闻界，张氏举足轻重，与《申报》、《时报》、《东方杂志》等行销广大，具有不可估计影响力的报刊的发行人如狄葆贤、席子佩、张元济等，都有深厚的交情。在政界，由于预备立宪公会的组成，他与赞助立宪的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知己知彼的政治同志，与退隐上海而却与各方面都有关系的赵凤昌，更是一唱一和。张謇与这些金融、实业、教育、政治各界有关系的人物所形成的势力，便是所谓的江浙派。[14]这个似无形而有形的团体，加上他自己的得意弟子，如雷奋、孟森、杨廷栋，至交如马良、沈恩孚等，均是他的得力帮手。他经常来往于上海、南通、江宁之间。每至上海，三五聚谈，不是在跑马厅前的教育会，便是望平街时报馆的息楼，[15]或赵凤昌的惜阴堂。[16]辛亥革命爆发后，张謇等的密商大计，即是在这几个地方。[17]
以张謇为首的江浙派，计划拥袁以收拾政局，是在惜阴堂决定的。据黄炎培说，八月二十三日（10．13），赵凤昌、沈恩孚等遣雷奋、杨廷栋迎张謇去上海，八月二十六日（10．15）作成决议，[18]是为拥袁的开始。先是促成袁为内阁总理，进而拥之为共和政府的总统。
再看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愈可了解拥袁的来龙去脉。张謇和袁世凯是在吴长庆的军幕中认识的。从辛亥上溯二十七八年，那时张是袁的老师辈。虽然后来袁一改“师生”的关系，分庭抗礼，甚为张所不满，但袁的才华与机智早已看在张的眼中。到了袁氏掌握北洋大权，种种表现，着实令张大为叹服。[19]立宪运动初起，张认为袁是促成宪政的惟一希望，甚至把袁看成了中国的伊藤博文，[20]立宪大业非袁不可，曾一再函促袁氏向朝廷建言。果然，袁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奏请之后，随即便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如果不是摄政王载沣对袁畏忌，予以罢斥，宣统年间的宪政运动，或不致由“真立宪”变为“假立宪”。无论如何，袁是各方面属意的国家“栋梁”，张謇亦持此观念。他知道袁早晚必定再出，袁亦静待时会的到来。宣统二、三年间的局势愈演愈坏，张謇意识到大祸迫在眉睫，只有袁世凯才能收拾。辛亥年五月，张謇进京，特绕道彰德访晤袁氏。这是出于刘厚生、雷奋、杨廷栋的安排。此行张对袁的印象更好，“觉其意度视二十八年前大进”。[21]他把国家民族的安危与袁的再出与否相联系，袁亦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张的身上。袁对张说：“有朝一天……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你的意恉而行……并且要求你同我合作。”[22]这是武昌起义后，张、袁暗中往还的伏线。
张、袁之间的暗中往还，沟通意见，大约有三条路线：一是藉赵凤昌通过洪述祖转达，[23]一是张謇本人或由赵凤昌通过唐绍仪转达，[24]最重要的是张謇直接与袁世凯密电往还。[25]下面选录十月初一（11．21）洪述祖致赵凤昌的密函一件，以见一斑：
竹哥鉴〔凤昌字竹君〕：上〔九〕月初在少川〔唐绍仪〕处读哥密电。次日弟草一诏稿，托人转说前途，迄未有效。直至项城〔袁世凯〕入京，方以此稿抄两份分途达之，（少川之力）项城甚为赞成而难以启齿。不得已开少川之缺，（非开缺不肯行）于二十七日〔11．17〕入都定商办法。弟二十八日〔11．18〕入都。于二十八日少川自往晤老庆〔庆亲王奕劻〕，反复言之，老庆亦谈之声泪并下，然亦不能独断，允于次日决定。不料一夜之后，（想必与载沣等密商矣）二十九日全局又翻，说恐怕国民专要共和云云。菊人〔徐世昌〕、项城均力争不得。项城退直，焦急万分。少川代谋，即以此宗旨由项城奏请施行。（约五日后即可见）倘不允，即日辞职，以去就争之。时机千载一时，南中切勿松动。（惟到汉议员殊难其人，以少川来，南中人愿否？乞密示）手此密布，敬请道安。敝寓天津宿伟路。弟洪述祖十月朔日。[26]
这封信的内容，从张国淦所记赵秉钧的话，可得进一步的了解：
唐绍仪到北京，住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直隶候补道洪述祖，在北洋时与唐有旧，力劝其不就邮传部大臣职务，乘此机会，仿照美、法，将中国帝制改造民主。其进行，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其对于宫廷、亲贵、军队、外交、党人〔革命党〕都有运用方法。照此做去，能使清帝退位。清廷无人，推倒并不甚难。可与宫保〔袁世凯〕详密商定。制建共和局面，宫保为第一任大总统，公为新国内阁总理。[27]
张謇与袁世凯的密电，更简要而明白。他对袁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为人民无量之休，亦即为公身名俱泰，无穷之利。”[28]袁复电说：“近日反对极多，情形危险，稍涉孟浪，秩序必乱。……非好为延缓，力实不足，请公谅之。”[29]袁氏的姿态，显示进行拥戴的来由已很久了。
袁一时不明白表示接受张謇一派的拥戴，世人皆知其所顾虑者，为革命党人的态度是否与张一致。因此张又不得不再向袁解释，在另一密电中说：“南省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秩序不安宁，暂设临时政府专为对待独立各省。揆情度势，良非得已。孙中山已宣言，大局一定，即当退位。北方军队由此怀疑，实未深悉苦衷。若不推诚布公，急求融洽之方，恐南北相峙，将兆分裂，大非汉族之福，心窃痛之。”[30]
张謇一面劝促袁氏，一面亦为袁的处境设想——清室的“孤儿寡妇”虽属可欺，究不便立即公然赞成共和。张的计划是用国民会议方式来表决，曾授意雷奋、孟森在上海发起全国会议团。但又怕力量不足以影响全国，进而想利用军人。十一月二十三日（1912．1．10）他给袁的密电中说：“謇前以第三位自任，今危象已露，不容坐视。现以纱厂事须亲自赴鄂，拟借与段芝泉〔祺瑞〕密商。一则表示南方设立政府，绝无拥护权利之思；一则酌拟国民会议办法数条，请其与黎元洪双方结约，作为南北军人之公意，各自电请政府照办。意既出于军人，设南北政府不允照行，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则南北政府得以军人为借口，可免许多为难。此事与敬舆〔张绍曾〕密议数次而定。知公以为可行，请一面迅速电复，一面密告芝泉，俾可决于陈请。倘公不以为然，亦请明晰电示，謇亦不便再过问。但恐一决裂，此后即难收拾耳。所拟办法如下：一，开会地点及议员，照应〔德闳〕代表与伍〔廷芳〕代表签订办法；二，蒙藏即派在京王公喇嘛；三，开会期至迟不得过两旬；四，多数决定政体后，双方即须照行；五，政体决定共和，即举总统。千万秘密，切盼。謇。养。”[31]
张謇到汉口见过段祺瑞，再致袁一电：“窃谓非宫廷逊位出居，无以一海内之视听，而绝旧人之希望；非有可使宫廷出居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在鄂及北方军队中诚甚少通达世界大势之人，然如段芝泉辈，必皆受公指挥。设由前敌各军以同意电请政府云，军人虽无参预政权之例，而事关全国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峙，自为水火。拟呈办法请政府采纳执行，否则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云云。如是则宫廷必惊，必畀公与庆邸为留守，公即可担任保护，遣禁卫军护送出避热河，而大事可定矣。所拟办法如上，公如以为可行，须请密电段芝泉等。謇默观大势，失此机会，恐更一决裂，此后愈难收拾。幸公图之，亟盼电复。謇。鱼。”[32]张謇教唆袁世凯利用军人干政，开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大恶例。袁虽表示“极多困难”，[33]但诀窍已为张所点破。十二月初七、八（1912．1．25、26）两日，段祺瑞等明电要求共和，[34]此与张謇的策划，自有关系。但袁的办法更为直截了当，索性要求共和，国民会议的幌子也不要了。[35]
及清帝退位，袁氏掌握了北京政权，张謇继续支持，稳定了袁的大权。另有两事亦是出于他的策划：第一件是内阁人选。革命党原不放弃国务总理，经张謇与赵凤昌商量的结果，提出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出任国务总理。通过汪精卫的解说，改黄兴的陆军总长为参谋总长。[36]这样协调了袁与革命党之间的争执。第二件是袁世凯南来就任总统的问题。袁的势力在北方，当然不轻易离开北京。但孙中山所提的条件是南下就职。张謇为了除去袁的困扰，给袁一函说：“目前第一难题即要公南来。解此题者，只有二法：一从在京外交团着手，一从数省人民着手。飞箝捭阖，在少川心知其意而妙用之。若不着一毫痕迹，使不欲南之意不出于公，当可有效。”[37]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九日的北京兵变，如果不是出于袁世凯的手法，其效果比张謇所提出的计策更为简单。袁在北京就职，达成了袁与立宪派人维持北京为政治中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