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陕甘立宪派人的消极与反动
陕甘立宪派人,对于革命或沉默或反抗,是整个立宪派中特出的例子。陕西省宣布独立,与湖南同日,主其事者为新军将领及哥老会人物,立宪派在独立过程中,几无闻者。谘议局副议长郭忠清(希仁)“于举义之初,赞襄筹划,总司一切,为民军内部最尽力之人。”但是郭氏进入谘议局不久,便参加了同盟会,不能以立宪派人物视之。[33]
甘肃仅有局部性的独立。谘议局议长张林焱,副议长刘尔炘、刘光祖等,在共和大势几成定局的时候,竟仍致电伍廷芳反对。[34]从黄钺所记“陇右光复记”中,证明张林焱曾附和良弼的宗社党,“拟保潼关以西,倡迎銮之说,冀作小朝廷之苟安局面。”[35]该省迁延至民国元年三月十五日始由藩司赵惟熙与议长张林焱宣布承认共和。是时袁世凯已经当选了临时大总统,宣布共和,表示他们拥袁而已。[36]
陕甘两省立宪派人,一为消极的沉默,一为积极的反革命,何以至此?原因不外是保守闭塞观念的作祟。此种观念由来已非一朝一夕。请愿国会时期,即不闻有甘肃代表参加,陕西虽有数人赴京,亦未见任何表现。全国二十二省中,除新疆不计外,甘肃的情况几与黑龙江无异。黑龙江因强邻的刺激,尚有自励振作的倾向,甘肃文风虽然较盛,新观念却极贫乏,即君主立宪,亦不表示接受。倡议预备立宪初期,陕甘总督升允竟出而反对,要求停止,其影响人心趋向保守,自无敢谈革命者。张林焱等反对共和,是无足惊异的。
陕西民智虽较甘肃进步,然传统的保守观念亦根深蒂固,加之革命党与袍哥相合,士绅更不敢与之接近。独立初起时,官吏大都避匿不出,谘议局议员亦多深藏,不问世事。
总之,陕甘立宪派之特殊情形,是环境之使然,是保守风气之使然。在陕者,见革命党势大,则退隐不出;在甘者,见官方尚能应付,则附和对抗革命。论者谓立宪派对革命无动于衷,甚而加以反对,只有陕甘两省是不争的事实。
[1] 南琴轩,“辛亥滦州起义”,《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各省光复》(下),页299;王葆真,“滦州起义及北方革命运动简述”,《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402—403。
[2] 王葆真,“滦州起义及北方革命运动简述”,《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403—404。
[4] 王葆真,“滦州起义及北方革命运动简述”,《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407。
[5] 凌钺,“辛亥滦州起义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各省光复》(下),页294—298。
[6] 上海自由社编,“记事”,《中国革命记》(上海:上海自由社,1912),册6,页7。
[7] 上海自由社编,“记事”,《中国革命记》(上海:上海自由社,1912),册6,页7。
[8] 陈之骥,“北地见闻散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434。
[10] “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辛亥革命》(八),页143—144。按顺直谘议局在十二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又曾两度电逼清廷退位,承认共和。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收电簿》;此最后两电系袁世凯派张镇芳督直后所发,是时袁氏控制了北方局面,谘议局的表示,出于袁之授意而为,与十月间两电性质上大有不同。
[11] 邹鲁,《中国国民党党史稿》(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页916—918。
[12] 张荩臣,“辛亥河南失败之经过”;逸名,“辛亥河南革命事略”;段剑岷,“辛亥年河南革命轶事”,《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各省光复》(下),页145—152;邹鲁,《中国国民党党史稿》,页918—922。
[14] 段剑岷,“辛亥年河南革命轶事”,《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各省光复》(下),页152。
[16] 吴沧洲,“河南的两次军事行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359。
[18] 原电见《辛亥革命》(八),页148、157。
[19] 袁世凯授意的电文,见《辛亥革命》(八),页177—178。
[20] “宣统三年十月二十日河南谘议局致内阁电”,《辛亥革命》(七),页379。
[21] 郭孝成,“河南革命惨史”,《辛亥革命》(七),页363—364。
[22] “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河南巡抚齐耀琳致内阁请代奏电”,《辛亥革命》(八),页177—178。
[23] 上海自由社编,“记事”,《中国革命记》,册7,页1。
[24] 秦诚至,“辛亥革命与张榕”,《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597;宁武,“东北辛亥革命简述”,《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541—542。
[25] 宁武,“东北辛亥革命简述”,《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536—559。
[26] 名单取自秦诚至,“辛亥革命与张榕”,《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559。
[27]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页261—262。
[28] 秦诚至,“辛亥革命与张榕”,《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599—600。
[29] 秦诚至,“辛亥革命与张榕”,《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600。按聂汝青走漏消息,盖与蓝天蔚私人关系不谐之故。
[31] 吉林几位有影响力的立宪派人:
庆康,字锡侯,姓萨克达氏,是光绪丁酉科(三十三年,1897)举人,在地方上为相当有能望的绅士。当选谘议局议长之后,领导立宪运动,“应付裕如”,9月26日的保安会便是庆康协助组成的。由于他与各方面的关系处得很好,民国成立之后,又连任省议会议长。庆康的态度开明,若非巡抚陈昭常反对革命,他是可能同意独立的。见张穆安,“吉林旧闻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577。
庆山,字祝三,姓佟佳氏,隶蒙古族。出身官僚家庭,任谘议局副议长,曾至北京参加请愿国会,对革命之态度大致与庆康同。见张穆安,“吉林旧闻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578。
赵学臣,谘议局副议长,倾向革命,武昌起义后,曾潜赴上海,“代达北方赞成共和之意,与各省代表联成一致,卒使南北意见藉以疏通。”见佐藤三郎,《民国之精华》,页346。
松毓,字秀涛,姓赫舍里氏,出身秀才,曾做过黑龙江兵备道。预备立宪期间回到吉林,发起地方自治会,被推为会长。对于改良地方风气,普及教育,提倡实业,开办报馆,灌输维新思想等,贡献甚多。巡抚朱家宝对之颇为器重。但不知何故,后来与陈昭常意见不合,愤而转向革命,与孙中山曾有信函往还。武昌起义后,拟有所发动,以陈昭常镇压严厉,未能发生作用。见张穆安,“吉林旧闻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576。
文耆,满族,后改姓名为杨策,是吉林自治会的副会长,曾与庆山至北京请愿国会。革命之后,松毓将之推荐于孙中山,以吉林代表名义,前往南方选举临时大总统,但未赶上投票。见张穆安,“吉林旧闻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577。
[32] 方子明的“在黑龙江参加辛亥革命运动的回忆”,叙述倾向革命的秦广礼在黑龙江活动种种,曾提及谘议局人士与秦的过从,语焉不详,但透露谘议局人士无何主动地位。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581—585。
[33] 郭孝成,“陜西光复记”,《辛亥革命》(六),页42。
[34] “宣统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甘肃谘议局议长等致袁世凯转伍廷芳等电”,《辛亥革命》(八),页158。
[35] 黄钺,“陇右光复记”,《辛亥革命》(六),页53。
[36] 《时报》,民国元年三月十五日。《时报》记:“张林焱,字晓坞……富有家资,以翰林起家,为人无所特长,生平于人物亦无所臧否。为谘议局议长时,唯唯诺诺,将顺政界,未尝建一崇论闳议。甘人有识者颇不称许,惟其党人重重,其党则谘议局占多数也。”见《时报》,民国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时报》又记:“刘尔炘,字晓岚……前清翰林院编修,在籍为书院主讲多年,及门甚众,长于旧学,不无偏宕之论。然临大事决大议,亦能从善如流,不肯绚一己之私而贻万众以忧患也。鼌错智囊,可谓能见大。”见《时报》,民国元年六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