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皖赣立宪派的活动
1.安徽
安徽于九月十八日(11.8)独立。为促成独立,谘议局及地方士绅先则与巡抚朱家宝周旋,且曾一度控制省政,后来因为外省军人入境,又有所折冲。
江苏、浙江独立之后,安徽已到了有所抉择的时候。谘议局议长窦以珏(宣统二年补正)与绅士童悒芳、洪思亮、黄书霖等,为避免兵争,保全地方,拟请朱家宝援苏抚程德全例宣布独立,然朱家宝仍以效忠清室为意,反对“附从”革命。朱氏采取两项措施:第一,认为新军已落入革命党人之手,不足信赖,将之调出城外解散,另调江防营及巡防营进省,以资震慑;第二,拟捕拿革命党人,以绝后患。士绅们对此均不表同意,因而展开了与朱家宝的争执。他们除了正式具文抗议对新军的处置外,并劝说朱氏,不得任意捕人,如此软硬兼施,遂促成了安徽的独立。
为阻止逮捕革命党人,窦以珏、童悒芳等面谒朱氏,声称革命党人“皆青年之士,皖人之子弟,皖父老俱稔知之”,不宜遽加逮捕,否则人心难以维系,何况革命党人“怀挟猛烈炸弹,相煎太甚,铤而走险,恐全城俱碎”[21]。朱氏对徐锡麟刺杀恩铭之记忆犹新,在这种威胁之下,遂不敢有所行动。
窦以珏等所提出的抗议书,要点有三:“一,巡抚为地方父母官,如调兵遣将,与革命党决战,试问战起,安徽父老兄弟之生命财产,由谁保护?二,安徽筹款数万万,始能练成一支新军,今一旦将之解散,数万万元化为乌有,而地方安全无人负责,新军必须召回;三,江防营纪律极坏,与市民交易,大半强勒,必须将之调回原地。”[22]此抗议表现了地方人士的强硬态度。朱家宝回答说:“军心如此,民心如此,各省踵蹑而行,我敢独异?请诸公策自保,吾遵奉施行耳。”[23]朱氏的态度软化,[24]遂铺下了安徽独立的道路。
谘议局既得巡抚的让步,九月十六日开会决定:一,召回新军;二,调开江防营;三,财政及警察权移交谘议局接管。[25]安徽省政大致已为谘议局所掌握,独立仅是迟早的问题。正当此时,江西军政府致电谘议局,谓“浔将遣师,恢复金陵,道出安庆,要求独立。”此一简短电文,使士绅们甚为疑惧。与其让江西的革命军到来方始独立,不如及早自为做主。同时革命党王天培自称奉黎元洪命令,来安徽主持独立,情势益急,遂决定在十八日宣布。
士绅们与朱家宝的周旋,可说是成功的。因为窦以珏等的劝说,党人得以保全;召回新军,革命武力得以聚集不散,两者都有意无意地帮助了革命党。
但是士绅们在折冲军人与地方人士之间,则可谓完全失败。安徽独立,选举朱家宝为都督,是谘议局人士一致的期望,因为朱氏原为地方官,拥之而出,顺理成章。但是选举王天培为副都督,则完全在迁就革命党。王天培自称奉武昌方面命令而来,且有新军炮兵营为其后盾,谘议局不得不如此。此为第一次之折冲。王天培并不因此满意,不久即自称大都督,强迫谘议局向朱家宝索取印信,否则“以铁血相见”。若非窦以珏等应付得宜,皖省之乱,已不待另一军人黄焕章之到来。[26]
谘议局应付黄焕章最为失败。黄原为江西都督马毓宝派遣过境进攻南京的部队。黄到了安庆,即要求谘议局支持银饷万元。窦以珏(独立后任民政长)决定给养由皖省供给,先拨二千五百元。黄氏不满,九月二十四、五两日,围攻都督府,劫夺军械所,焚毁藩署,洗劫藩库,城内商店住户,无一幸免,至是安庆糜烂。[27]幸而李烈钧不久到来,谘议局与之合作,组成“皖省维持统一机关”。[28]十月初八(11.28)孙毓筠入皖,接任都督,始恢复平静。
2.江西
江西邻接湖南,态度动向,于革命形势大有关系。但立宪派人在独立的过程中,似乎是消极的,谘议局议长谢远涵缒城而走于先,副议长叶先圻坚辞民政部长于后,与革命党合作的,只有议员刘景烈。
由于文献的不足,我们对于江西谘议局未能深入了解。谢远涵原为监察御史,在北京的时间多于在省。谢氏虽是江西宪友会的负责人,其所领导下的立宪派人活动,则一无所闻。不过他们大都不反对革命是可以确定的,此可从冯迈的奏呈中得见。冯迈是巡抚冯汝骙的儿子,他认为谘议局要求独立,逼死了他的父亲:
九月初八,省城谘议局及各团体遽开大会,职父即恐生变,莅会痛哭,劝谕勉强镇定。突于夜四更四面火起……全城悬挂白旗……谘议局及各团体更番环伺,逼充伪都督,职父矢死拒绝。旋又开会强迫,逼索巡抚关防……[29]
谘议局在谁的领导下开会倾向独立,不得其详。革命与立宪两派之间的接触情形,亦无文献可征。惟从革命党人李烈钧的记载中,刘景烈与他们有密切的关系。李说:
刘景烈亦由日本留学归国者,虽非同盟会会员,而一切主张与都督府同人相近。[30]
江西独立后,谘议局即改为省议会,刘景烈被选为议长,前谘议局议员四十八人,继为民意代表。[31]
[1]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辛亥革命》(六),页412。
[2] 唐尔镛的从弟唐飞犯了家罪,其父我圻将之杀于家祠中,自治学社人物揭露于《西南日报》。详见张彭年,“贵州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439—452;萧子有,“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453—457。
[3]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辛亥革命》(六),页436—437。
[4] 任可澄,安顺人,原名文鑅,自入学至中举均用旧名,后来至贵阳办学,始改名可澄。贵阳人知道可澄的多,安顺人知道文鑅的多。安顺选举时,有写文鑅者,也有写可澄者。结果写可澄的选票均依法作为废票,任因此落选。见吴雪俦、胡刚,“贵州辛亥革命散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史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页183—184。
[5] 张父名翰,游宦贵州,曾任知县,晚年生张百麟。张百麟有生员功名,为官立法政学堂官班学员,好交游,组织自治学社。入民国后曾任黄兴之秘书。民国五年因孙洪伊之关系,出任地方警察讲习所所长。后又任南方政府简任司法部部长,至民国八年逝世。见平刚,“贵州革命先烈事略”,《云南贵州辛亥革命史料》,页276—278;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辛亥革命》(六),页419—420;张彭年,“贵州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441—445。
[6] 周培艺号素园,著《贵州民党痛史》(见页143注[1]),黄德铣号济舟,著《辛亥贵州革命纪略》。见《云南贵州辛亥革命史料》,页147—173。
[7] 平刚,“贵州革命先烈事略”,《云南贵州辛亥革命史料》,页276。
[8] 凌霄,“贵州革命史”,《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各省光复》(中),页178。
[9] 凌霄,“贵州革命史”,《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各省光复》(中),页178。
[10] 杨寿篯以候补身份,于宣统二年正式补为谘议局议员。议员之出缺,由于乐嘉藻辞职而来。见萧子有,“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460。
[11] 自治社有社员一万五千余人,且因张百麟的关系,又有哥老会人加入。见萧子有,“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459;胡寿山,“自治学社与哥老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466、478。
[12] 姚崧龄,“辛亥革命贵阳光复目睹记”,《传记文学》,卷10期1(1967年1月),页95—100。
[14] 黄济舟,“辛亥贵州革命史略”,收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页157—159。
[15] 姚崧龄,“辛亥革命贵阳光复目睹记”,《传记文学》,卷10期1,页96。
[16] 钱基博,“辛亥革命运动中之蔡锷”,《辛亥革命》(六),页255。
[17] 詹秉忠、孙天震,“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432。
[18] 蔡锷与李经羲有相当深厚的关系。蔡从日本学成归来,在江西、湖南任职不久,即为李调入广西担任训练新军的职务。由于蔡的表现优异,极受李氏赏识。李升任云贵总督,随即调蔡入滇,擢为十九镇二十七协协统,倚为左右臂。见王冠军,“辛亥云南反正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366—367。
[19] 周钟岳,“云南光复记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页55—56。
[20] 孙仲瑛,“重九战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各省光复》(上),页317—324。
[21] 孙博爱,“安徽革命记略”,《辛亥革命》(七),页184—185。
[22] 郭孝成,“安徽光复记”,《辛亥革命》(七),页174。
[24] 朱家宝之软化,除谘议局之抗议影响外,袁世凯示意“勿贪小节,致昧远图”,亦大有关系。见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页243。
[27] 孙博爱,“安徽革命纪略”,《辛亥革命》(七),页185。
[28] 孙博爱,“安徽革命纪略”,《辛亥革命》(七),页185。
[29] “江西起义清方档案,冯迈等呈”,《辛亥革命》(六),页395。
[30] 李烈钧,“辛亥革命及督赣时期”,《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各省光复》(上),页187。
[31] “赣省临时议会成立电”,《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各省光复》(上),页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