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南独立及贵州派系之争

1．贵州

贵州独立，居第六位。主其事者为谘议局，一夜之间，政权完全转移。

叙述贵州的独立经过，必须从该省的派系发展大势说起。贵州风气相当闭塞，由于交通的不便，经济的贫困，一切呈落后现象。幸得学政严修主持创办经世学堂于先（光绪二十二年），乡绅李端棻广设学堂于后（光绪三十一、二年），新思想渐次输入，人才渐起。在新兴气象初起之时，原无党派之分。例如，绅士于德楷、唐尔镛、周培艺等所创办的通志书局，于发行《黔报》初期（光绪三十三年）兼容并包，乐嘉藻、张百麟、任可澄等担任笔政，皆以改革为职志，并不计较个人利害。^[1]不幸因为争夺教育地盘，遂形成派系，进而对立起来。

贵州在光绪三十三年由政府创一师范传习所，训练师资。传习所结束之后，又办一优级师范及通省公立中学。这三所学校都由接近官府的唐尔镛主持，因为是官立学堂，经费较为优厚，不无把持现象。学监蔡因此愤而退出，转任法政学堂，与张百麟、周培艺、钟昌祚等联为一气，欲与唐尔镛相抗。唐尔镛为强化自己的阵营，亦拉拢任可澄、华之鸿等，对立局面形成。

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后，双方借推进宪政之名，分别组成团体。张百麟发起自治学社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唐尔镛组织宪政预备会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宪政预备会于原有的《黔报》外，又发行《贵州公报》，自治学社则有《西南日报》。计自治学社之首要人物，有张百麟、黄泽霖、张泽钧、杨寿篯、杨昌铭、陈守廉、陈永锡、刘镇、谭锦、韦可经、钟昌祚、谭西庚、周培艺、平刚、彭述文等。宪政预备会有唐尔镛、任可澄、刘显世、熊范舆、戴戡、何麟书、牟琳、徐天叙、赵以炯、华之鸿、陈廷棻、黄家琨等。此外，又有标榜中立而左右偏袒的一些绅士，如黄德铣、乐嘉藻、周恭寿、蔡等属之。

自治与宪政两派士绅的斗争，初时除了争夺教育地盘外，可说没有绝不兼容的政治立场，他们都是拥护立宪的。其相互攻讦，多在揭发个人阴私，作人身的攻击。由于唐尔镛家发生不法命案，^[2]唐氏远走他乡，宪政派的领导由任可澄继起。任可澄与张百麟的针锋相对，益为尖锐，壁垒森严。

在谘议局选举的时候，两派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竞争十分激烈，议员席次，几为两派分占。^[3]但两派领袖任可澄与张百麟都不是议员。任的落选，由于个人失误所致；^[4]张原籍湖南，或许因为籍贯问题而不能参加。^[5]

关于两派之争，革命以后的若干记述，均谓自治学社属革命党，宪政会属立宪派，尤其是贵州的元老如周培艺、黄德铣等，特别如此强调。^[6]他们的理由，第一，认为张百麟是革命的；第二，革命党人平刚与自治学社有关系。如谓张百麟的思想比较激进，确是事实，但他与革命党则毫无渊源。自治学社成立之时，平刚并非社员。平刚到日本参加同盟会后，因与自治学社社员彭述文通函，介绍自治社为同盟会的贵州分会，^[7]这样双方才建立了关系。但此种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似不宜过分高估。平刚于辛亥年方才回到贵州，在短短的数月中，能发生多大作用，也很难说。革命党人谓平刚回乡之后，“于革命殊落寞”。^[8]自治学社与同盟会不过是一种有名无实的关系而已。与其说自治学社的中心思想在革命，不如说在君主立宪。该社成立之后，张百麟诸人“日以君主立宪相号召”。^[9]请愿时期，教育会派到北京参加请愿的人，如蔡、彭述文、李泽民等，都是自治社的社员或同情者。宪友会贵州分会，由自治社社员杨寿篯^[10]与杨昌铭主其事，尤可见自治社与立宪派的关系。总之，宪政会与自治社都是立宪派的地方派系。宪政会借蹇季常的关系，与梁启超一派多所联系，会员又多属“世家子弟，贵胄名阀”，与官方较为接近，观念上倾向保守，也是事实。自治社则由于在北京请愿的关系，与孙洪伊一派多有往还；社员多年轻有为之士，持进取的态度且多属，“寒士”，较易受革命思想的激荡。简而言之，宪政会为上层士绅，自治社为下层士绅，^[11]彼此冲突，实为权利之争。

革命爆发后，两派何以能顿时携手合作，迫使贵州巡抚沈瑜庆和平转移政权？有谓“宪政及自治两派要人，鉴于大势所趋，乃捐除宿嫌，携手合作”；^[12]有谓中间派“力主和解”，共谋大事，^[13]都可说是相当正确的看法。立宪派的转变，前已详论，士绅保卫乡土的观念，也已随处提到，贵州自不例外。无论如何，独立是双方一致的要求。九月初十（10．31），议长谭西庚邀约各方代表在谘议局共商如何保境安民，推选黄德铣请巡抚沈瑜庆维持地方，不得任意拘捕。十二日，又推选张百麟、杨昌铭、任可澄、蔡、周培艺、陈永锡、朱焯等再谒沈氏，要求宣布贵州独立，以保安宁。沈氏不许，拟调刘显世领兵来省护卫。此时自治社的活动已经成熟，张百麟、谭西庚、乐嘉藻、周恭寿、蔡、周培艺、彭述文、黄德铣等，分别运动新军、陆军小学、兵备处、哥老会，局面遂为他们控制。沈瑜庆知大势已去，派臬司王玉麟、巡警道贺国昌与谘议局商洽和平解决，十四日宣布独立。^[14]

贵州宣布独立，系由张百麟与任可澄主其事。一位目睹者有甚为详细的记述：

走到谘议局大门口，……“谘议局”三个大字的木匾，已临时用白纸糊上，写了“军政府”三个字。……再向会议厅屋脊上一瞧，原来悬挂在左右旗杆上的龙旗，已换成两幅白布，中间写着一个斗大的“汉”字。……

会议厅内排列的椅子，及四面楼廊的旁听席上，全已坐满了人。……不久即见一位穿黄色军服的军官，走上主席台，高声向下面报告道：“请诸位注意，现在张石麒（百麟）和任志清（可澄）两位先生要到会场宣布贵州独立，并请杨都督柏丹（荩诚）就职，希望大家肃静。”就见一位身材短小，刚剪发辫，穿黑色学生装的，和一位身躯魁梧，穿长袍的，手挽手，从容安详的，向主席台走去。两人年纪约在三十以外，肩上均挂着白布带。他们的后面跟了两名背负步枪的卫兵。上了台后，彼此还谦让一番，然后由穿学生装的一位，开始发言。他说：“自从武昌革命军起义以来，各省纷纷起而响应，推翻清政府，光复旧物。本省光复运动业已成熟，今天正式宣布贵州独立，成立军政府，联合各省组织大汉联邦民主共和国。全省同胞，对于本省兵不血刃，光复成功，自必十分欣幸。尚望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共济时艰，建立新的国家。”接着穿长袍的一位继续发言，他说：“近世革命，有政治革命，有种族革命。现在我们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建立大汉联邦民主共和国，是兼政治和种族革命而为一。今天贵州光复，兵不血刃，是莫大幸事。切望本省同胞，在军政府领导之下，联合各省，建立大汉联邦民主共和国。”再由穿学生装的一位报告：“现在军政府成立，公推杨柏丹先生为贵州省军都督，主持全局。”即见一位和尚头、圆脸，中等身材，年约三十多岁，身着黄呢军服的军官，直立台前。他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向台下的人开始发言。他的声音不够洪亮，离他较远的我们，听不出他说的什么。稍后只见他向众人一鞠躬，众人报以掌声。在掌声不断中，主席台上的三位要人，便即由台后侧门退出。贵州算是独立了。在回家的路上，我问哥哥说：“穿长袍的任先生，我们认识他。穿学生服的张先生，我们也见过。穿军服的杨教练官，如何被举做都督了？不是说沈抚台到谘议局宣布独立吗？何以又由张、任两位上台说话呢？”哥哥说：“我在学堂里听先生说，谘议局的代表们曾劝沈抚台尊重公意，宣布独立，并推举他做都督，以免大局糜烂。但是沈说他是沈文肃的儿子，他家祖宗三代受了清朝恩典，决不能背叛清朝，由他宣布独立。他要求让他和其他的大官离开贵州，因此大家推举杨教练官做都督。”^[15]

推举新军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另外又选队官赵德全为副都督。杨、赵之被选，一则由于沈瑜庆坚持不再继续主政，再则杨、赵二人都有兵权，为求独立后地方不乱，不得不如此。但两派人士都有控制省政的欲望，军政交与武人，民政则宜自主，因组成枢密院。其人选为院长张百麟，副院长任可澄，书记长周培艺，民政部长陈永锡、涂月楼，教育部长谭锦、傅宗藩，财政部长蔡、华之鸿，交通部长孙镜、刘镇，实业部长黄德铣、周定纲，枢密员平刚、乐嘉藻、周恭寿、杨昌铭、陈柱臣、何季纲、黄禄贞、杨协元、雷述、陈穉苏、彭述文、李小谷、朱焯、杨寿篯、孙鉴清等。

由此名单看来，贵州的光复，实为两派合作携手的结果。但终因权力的倾轧，旧怨复萌，加上哥老会公口林立，贵州呈现混乱状态。宪政会戴戡、熊范舆等向云南蔡锷乞援，蔡派遣唐继尧领兵入黔，宪政会人物拥为都督，自治派自此失势。

2．云南

云南省经过重九之役（10．30）而独立，主力为革命军人，领导人物属于与立宪派有深厚关系的蔡锷将军，谘议局只有消极的从属地位。

蔡锷对于民国的贡献，自辛亥革命至民国五年护国之役，“功在国家”。过去不少人把他列为革命党。论表现，蔡固无异一革命党员，且往往为若干革命党人所望尘莫及。但是他并没有参加同盟会，他的思想亦仅介于革命与立宪之间。蔡氏早年与立宪派接近，自十七岁就学湖南时务学堂，受业于梁启超，与改革派已结下不解之缘。在日本时，与梁氏过从甚密，终其一生，蔡、梁的关系未尝中断。加上杨度对他的影响，与其说蔡氏倾向革命，毋宁说他赞成立宪。蔡氏以文弱书生从戎，是认为军国主义可以救国；因为受梁启超与杨度思想的熏染，更以为立宪政体为国制组织的根本。蔡说：

非军国主义不足以救积弱之中国；而近百年来，为一切政治之原动，而国制组织之根本者，立宪制是也；为一切军事之原动，而国军组织之根本，义务兵役制是也。两者相反而以相成。自国家言，则立宪者，求其个性之发展，故自由者，义取诸分，对内者也；义务兵役者，求其团体之坚固，故强制者，义取诸合，对外者也；自人民言，则有与闻政治之权利，即有保卫国家之义务，大君与人民共国家，即可谋人民以兵役。^[16]

但是蔡锷留日期间，受革命思潮的影响亦极深刻。他的师友虽多属温和派，而他个人已有革命的潜意识。他更认识革命党中多优秀年轻的知识分子，所以又同情革命。有一件富于趣味的例子：武昌起义前不久，同盟会会员黄子和、邓泰中二人在蔡锷属下任见习排长和司务长，异常活动。有一天，黄、邓二人往见蔡锷，直说革命，望得同情。蔡立即密戒二人说：“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一到，绝对同情。”^[17]

蔡是一个眼光敏锐的人。武昌起义后，云南革命党人十分活跃，大有山雨欲来之势。九月初七，他约同革命党人（也是他的部属）李鸿祥、沈汪度、殷承瓛、韩凤楼、雷飚、张开儒、谢汝翼、黄毓英、刘存厚、黄子和等十余人，在唐继尧家商议云南的去向，决定了两日后的重九起义，这就是革命党人所谓的歃血为盟。

重九之役，目的在夺取政权。拥有武力的反革命者，只有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总督府总参议靳云鹏、兵备处总办王振畿，消灭了他们，革命便成功了。革命党人和蔡锷对总督李经羲可说都没有恶感，原先蔡锷曾请李继续主政，李坚持不允作罢。蔡感念旧时李的厚遇，将之护送出境。^[18]

蔡锷被推为都督之后，一面迅速恢复省内秩序，一面发兵北伐——唐继尧入黔，李鸿祥等入川，并电促广东张鸣岐、广西沈秉坤响应独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蔡又致电孙中山，调和革命党与立宪派之间的政见。电文说：“我国人士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者数千年，几以谈议国是为厉禁。自外力内侵，清廷穷蹙，国人激于时事，急图改良，于是革命、立宪、君主、民主各党竞出，虽政见不同，而谋国之心则一。今政体既定，全国思想皆将冶为一炉，即平日政见稍殊，果系杰出之才，皆可引为我用。现值肇造之初，万端待理，只宜惟贤是任，不可过存党见，使有弃才，益自树敌。”^[19]对于立宪派与革命党的携手，直接间接有促成的力量。

云南谘议局与该省的独立，可谓绝少关系。不仅如此，在整个立宪运动中，谘议局除了盐斤加价案与总督异议，而为资政院引发弹劾军机原因之一外（见第四章第二节），立宪派给人的印象十分浅淡，他们虽然派有代表参加请愿，但表现并不热烈，自始至终不闻任何人发表积极的立宪主张。到了重九起义，议长张惟聪、副议长段宇清、张世勋三人陪同蔡锷与李经羲谈判，将政权转移交与民军，算是他们参与光复的唯一行动。^[20]此后该局改为省议会，与军政府亦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军政府中，议员吴琨与丁彦出任实业司正副司长，议长段宇清且曾代表云南，赴武昌共议临时政府的组织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