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鲁立宪派人对独立的态度

1．山西

山西于九月初八（12．9）独立，杀巡抚陆钟琦，举新军第八十六标统带阎锡山为都督。袁世凯掌握北京政权之后，派张锡銮为巡抚，击走阎锡山。和议告成，南北同意阎锡山再度主持省政，始恢复平静。

山西的立宪派，以谘议局议长梁善济为首。梁氏曾任山西大学堂教习，成进士后，入翰林院，以官费赴日本留学，在法政大学速成科修学一年，归国后当选谘议局议长。梁氏在地方上是一个“享有大名望”的人，一因他有传统的功名背景，再因他是进步分子，具有新知。谘议局开幕时，梁氏发表演说，称道英国议会政治，使西方观察家惊为中国少有的杰出人物。^[30]

梁善济向往英国的议会制度，使他倾向于渐进改革的温和路线，因此很自然地与张謇、梁启超、汤化龙等结合。他是宪友会中领袖之一，山西宪友支会具有相当势力，谘议局人士曾被指为梁的“私人”。

响应武昌起义，山西由同情革命的新军管带姚以价发动。事成之后，谘议局推举阎锡山为都督。阎之被举，似乎是梁善济安排促成的，也可以说是立宪派与革命党合作的关键。但据阎氏部下周玳说，举阎并非梁的本意，又说梁原想自任都督，因于阎当选后，愤而“悄悄只身退出会场”。^[31]如果周玳所言属实，则立宪派与革命党初期相合之事不能成立。据郭孝成的“山西光复记”谓军政府成立之后，阎、梁两人诸事共商，相处十分融洽：

晋省自光复后，军政府一切计划及筹款事宜，阎都督必先商之梁君善济，斟酌再三，然后开议。二公之言，苟有可行，无不鼓掌赞成，断无一人因私怀意见而反对者，大有共和气象。^[32]

侯少白的“辛亥山西起义记实”益显得吊诡复杂，他认为阎的当选都督，为阎、梁“勾结”而至：

成立山西军政府，公推姚鸿发〔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统领〕为山西都督，姚鸿发因乃父姚锡光为清现任陆军部侍郎，力辞不就。阎〔锡山〕即勾结议长梁善济推自己为山西都督，并推督练公所参谋处帮办兼陆军小学堂监督温寿泉为副都督，谘议局副议长杜上化为总参议，设山西军政府于谘议局。^[33]

据阎锡山本人的记载，辛亥革命之前，阎、梁的关系相当友善，为提倡征兵，阎尝得梁的支持，梁且有意促成阎为山西新军协统。^[34]如此看来，周玳的说法未必为事实。不过如果梁善济真的在选举之后悄然离去，又可以得到一种解释：梁是一个热衷议会政治的人，既然都督必须推举，自以票选较为合宜。当选票发下之后，军人们竟“拿出手枪拍案”，要求以举手表决，此种手段，或许是梁不快的原因。

然则日后何以梁善济又与阎锡山合作？而且诸事“苟有可行”，梁派“无不鼓掌赞成”，恐怕还是利害关系使然。阎氏曾愤斥山西有势力的都是梁的“私人”。正因如此，独立之后，财政需要梁派的支持，政务需要梁派的辅佐，阎氏由于获得立宪派渠本翘的五十万银的帮助，军政才得维持不坠；^[35]由于获得副议长杜上化的出任总参议，诸种行政才得顺利推及全省；^[36]由于获得资政院议员李素调和于军人与士绅之间，军民才得相安无事。^[37]革命党在当时的环境里，是不能完全不顾立宪派的。

就梁善济方面来说，他们希望维持地方秩序，与其他各省士绅的想法原无二致，这是士绅领导地方的传统观念。千余年来，每当“改朝换代”，士绅大都肩负此种责任。谘议局回答清廷宣慰使的函中，曾有这样几句话：“今日过度时代，人事逢其变，天道处于穷，茫茫大局，未知定于何日？关怀桑梓，犹尚其次，谘议局确守维持地方名义，地方一日不糜烂，即全晋前途之幸福。”^[38]梁派人物的想法，在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巡抚陆钟琦之被杀，以事出突然，无法防止。但布政使王庆平、藩司李盛铎之得免于难，则得力于梁善济与杜上化事前的调处。^[39]维持地方秩序，立宪派人无不以此为责任。另一个例子，是张锡銮进攻山西，阎锡山因娘子关失守，仓皇退出了太原。阎去之后，梁善济等惟恐发生抢劫骚乱，不得不与李盛铎等暂时出而维持，^[40]同样也是以安定地方为主。

基于守护家园的观念，梁善济等接受了事实上的统治者的进入，加上袁世凯已与立宪派互通声气，南方的张謇尤属意袁氏，梁善济等也随之转向。首先是渠本翘接受了袁内阁的宣慰使的使命。张锡銮既至，立宪派人迎之入城，完全倒向袁的一边，于是山西士绅与革命党的关系宣告破裂。以后谘议局电达清廷要求承认共和，则全出于张謇和袁世凯的授意。^[41]直至南北议和告成，阎锡山通过各方面的关系与孙中山及袁世凯通好，二度入主太原，梁善济等被逐，立宪派在山西始告失势。

2．山东

山东省在辛亥革命中，有先独立而后又取消的故事。独立宣布于九月二十三日（11．13），取消在十月初四（11．24），前后仅十二日。这一个滑稽的局面，革命党、立宪派、军人、官僚等都同时卷入。各派进则掌握政权，退则远走高飞；有勇气者卷土重来，失意者自此隐逸而去，最后整个局面落入袁世凯之手。

山东的立宪派，大致亦以谘议局人士为代表。谘议局分为进取与保守两集团。但所谓保守与进取，是相对的。被指为保守的“六二”党，是六十二位议员的集团，领袖是书记长张汉章。进步派则为一批留日归国当选的议员，如丁世峄、周树标、曲作新、王志勋等属之，与“六二”党是死敌。议长杨毓泗、副议长于普源均为进士出身，被指为“懦弱无能，随人摆布”，似乎没有什么派系。另一位副议长王景禧，则与张汉章一派接近。^[42]

显然的，进取与保守两派的冲突，是权力之争，在两届谘议局年会中已时有所闻。革命爆发后，新派人物为取得全局的控制，组织了一个保安联合会，此一组织之出现，原来的谘议局被摈弃一边。保安联合会的会长夏济泉（字傅斋，号渠园，晚年改名莲居），原是一位候补知府，革命时为通州毅军营务处驻京联络人，他与官僚、革命党、立宪派之间都有关系。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夏自北京回到济南，拉拢革命党人丁惟汾、谢鸿涛、王纳、立宪派侯延爽、丁世峄、周树标等，成为保安会的核心人物。^[43]

保安会似较偏向立宪派，^[44]初无独立之意。但全国十二省均已响应，声势逼人，加上革命党的积极活动，因而无形中倾向独立。夏济泉、丁世峄向巡抚孙宝琦提出八大保安条件：一、政府不得借外债充军饷，杀戮同胞；二、政府须急速宣布罢战，无论南军要求何条件，不得不允许；三、现驻山东境内新军，不得调遣出境；四、现在山东应协款饷及节省项下，暂停协解，概留为本省练兵赈济之用；五、宪法须注明中国为联邦国体；六、外官制及地方税皆由本省自制定之，政府不得干涉；七、谘议局章程即定为本省宪法，得自由改正之；八、本省有练保卫地方兵队之自由。^[45]这八大条件的背景复杂，但表面与要求独立无异。孙宝琦不敢做主，原封奏上。是时的清政府为大势所逼，欲阻不能，只好叫有名无实的资政院“妥议”之后照准。孙宝琦对此事应付巧滑，独立后又顺势做了都督。

山东的独立，据夏济泉所述，是由五位第五镇的革命党军官向保安会所提出，再由保安会商请孙宝琦同意的。夏认为独立是“胁逼”而至。^[46]但保安会既有革命党人及立宪派的进步人士支持，军人要求，不过是一个导火线而已。二十三日那天所开的保安大会，孙宝琦在会中承认了独立，接受了都督的头衔，丁世峄立即“将预先写好的一张独立宣言拿出张贴在台上，全场高声狂呼山东独立万岁！中国革命万岁！”似乎是早已有了安排。^[47]

最妙的是张汉章的媒介作用。夏济泉指张属于保守派，但从张氏于九月十九日领着革命军人向保安会要求独立一事看来，似乎他并非顽固分子。夏济泉有这样的记述：

我到〔保安〕会后，见有五位军人正在总务组办公室和张汉章谈话。见我进来，一齐起立，态度很恭顺安静的样子，不像有什么紧张的情状，当由张一一介绍。……看他们的神气，仿佛已有成算在胸，又觉得张汉章微有得意之色。又见桌子上有杯盘未撤，好像他们一块儿一同刚吃完饭的光景。^[48]

如果说张是保守派，似乎保守者也与革命党相处得很融洽。五位革命军人要求夏济泉同意独立，夏以种种理由推说时间未到，张汉章在一边“就露出蹴踖不安的样子”，更可见张氏惟恐夏不同意而将事弄僵。

无论如何，山东终于独立了。但十二天后又被取消，取消的原因，世人尽知是袁世凯的关系。孙宝琦原不赞成独立，以孙袁姻亲之谊，其倒向袁是必然的。独立取消之后，政权落入袁系军人之手，孙宝琦去职，夏济泉、张汉章等同情革命者随着失势。

同情革命的立宪派人失势后，以夏济泉为中心的一派分成了两支，雷光宇等去了南方，夏济泉和丁世峄则奔向北京。夏自称此去是寻求卷土重来的“革命”机会，实际上是谋求接近袁世凯的路子。夏、丁四处碰壁之后，^[49]又不便南去，心灰意冷，大有披发入山之慨。他们两人后来都信了佛，夏号莲居，丁号佛言，都多少与他们此次的失意有关。

被指为保守的张汉章，却不屈不挠，与在山东的袁系军人继续周旋。取消独立之后，张广建、聂宪藩、吴炳湘三人实际上掌握了山东大权。民国元年初，张广建做了都督。这三位军人对于原谘议局人士的迫害，使张汉章不得不起而与之相抗。张广建曾指使吴炳湘解散保安联合会，派兵监视士绅的活动。后来为选派代表赴沪参加和会，张汉章、王学锦、朱承恩等约集士绅在谘议局商谈，吴炳湘竟带兵闯入议场，张汉章等受到解衣搜索的凌辱，最后又被加以革命党的罪名，受到审判。^[50]一度潜回活动的丁世峄、侯延爽也被捕下狱。

武昌起义后，山东的立宪派并无与革命党不睦的事件发生，相反地，却因为与革命党接近，而遭到迫害。立宪派人大多拥护袁世凯，而山东的结果如此，这当是袁氏急欲控制该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