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立宪派在闽浙与革命党的合作

1．福建

福建省城于九月十九日（11．9）宣布独立，主力为孙道仁统属的第十九镇，总督松寿吞金自尽，将军朴寿为革命军擒杀，立宪派与革命党在独立前后，合作一致，故能顺利达成。

原来福建颇得风气之先，清季留日归国学生所组织的社团，如长乐二直公益社、普明社、连江公益社、闽南救火会、琼水公益社、万寿公益社、益闻社、茶亭公益社、桥南公益社、管江公益社、福州说报社、龙潭公益社、榕东启明社、禁烟联合会、三山布帮救火会、越麓公益社等，名目繁多，如雨后春笋。此种团体，或由立宪、革命两党直接发起，或间接赞助，目的在推进本省公益。就中最为活跃的为桥南公益社。领导人物，革命党方面有林斯琛、郑藻山（祖荫）、刘通等，立宪派方面有林长民、刘崇佑等。^[9]双方合办《建言报》（日报），共同为改革地方而鼓吹。

革命与立宪两派的合作，有两重原因。第一，郑藻山、林长民、刘崇佑等都是留日学生，虽然立宪与革命的倾向不同，但对于地方的亟待改革，看法则属一致；第二，两派之间有调人从中掇合。《建言报》最先由张海珊主持笔政，张氏出身背景不甚明悉，但他认为地方公益，必须大家通力以赴，始可望有预期的效果，因与友人赵桐友联系双方。清季四五年间，立宪派与革命党的来往十分密切，如郑藻山即由于获得立宪派人的支持而成为谘议局议员。^[10]

立宪派人不仅与革命党人合作，在请愿失望之余，更有意无意之间表现袒护革命党人。宣统三年四月，总督松寿侦知地方社团有革命党渗透，迫令解散。革命党鉴于无社团名目，活动不便，建议谘议局转请松寿收回成命。谘议局以地方公益社团，宜加鼓励，不宜摧残，呈请保护。松寿以谘议局为地方宪政机关之一，不敢太拂民情，即将所发禁令撤销。^[11]此事关系福建的光复至为深巨。

武昌起义之后，副议长刘崇佑自上海赶返福州，九月十七日（11．7）在谘议局年会中报告外省动态种种，与诸议员反复讨论福建动向。多数议员主张组织新政府，宣布独立。旋议定四条件通知松寿：一、满人服从新政府；二、旗军交出军械弹药；三、此后不分满汉；四、满人俸禄照支。^[12]谘议局的决议，含有调和之意，一方面满足革命党人的独立要求，一方面顾全了满人的处境。松寿原已同意，若非将军朴寿反抗，十九日的流血事件即可避免。无论如何，谘议局的态度实有其决定性。

福建独立之后，立宪、革命两党继续合作，共推孙道仁为都督。^[13]都督府人事，亦由两派人士分担。兹将重要人选列后：

民政部长：高登鲤（谘议局议长）、刘崇佑（副议长）

财政部长：陈之麟（副议长）

外交部长：林长民（谘议局秘书长）

交通部长：黄乃裳（谘议局议员，时年七十，同盟会会员）

教育部长：黄展云（同盟会会员）

实业部长：刘文敏（同盟会会员）

司法部长：梁继栋（法政学堂教员）、郑烈（同盟会会员）

参事：彭寿松、郑藻山、林斯琛、刘通、黄光弼、林晓（多属同盟会会员）^[14]

于此可知双方的合作，似乎超过其他各省，革命党刘通的回忆说：“选贤与能，重要政务多畀于党外人士……虽多人反对，不顾也。”^[15]美国驻福州领事亦认为“福建的光复，是立宪派人的完全胜利。”^[16]从某种角度观之，似亦不无道理。

2．浙江

浙江省于九月十四日（11．4）独立。在独立过程中，立宪派与革命党之间接触频仍，立宪派主张和平转移政权，调和折衷，避免了大流血。光复之后，共推立宪派领袖汤寿潜为都督。在汤氏主政期间，安定地方，并派遣军队进攻顽据江宁的张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邀请汤氏出任交通总长，是全局中两派携手的顶点。

浙江立宪、革命两派人士，在过去也有良好的关系。虽然各自的理想不同，并不影响彼此之间的私谊。譬如说，谘议局议长陈黻宸与章炳麟，早年就是至交好友。章氏之得以出亡台湾，便是由于陈的通风报信。^[17]陈氏出身进士，思想进步，浙省青年不论是革命的或立宪的，都多少受到他的启发与影响。辛亥年奔走甚力的马叙伦、汤尔和、楼守光等都是他的高足。马叙伦曾说：“当我在养正书塾读书的时候，陈老师……启发了我们同学的革命思想。”陈氏能在“古书里发出新义，叫人们自然会走上〔革命〕这条路上去。”^[18]

由于陈黻宸有开明的态度，他在谘议局中诸多兼容并包。革命党人褚辅成、陈时夏等当选议员之后，因为他们的才华及办事能力，力加擢拔，陈时夏任副议长，褚辅成任常驻议员。在前后三届谘议局年会中，陈氏处事平正，决议案折衷一致。若说革命党与立宪派士绅无明显扞拒，浙江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武昌起义之后，“谘议局中大部分议员同情于革命，热烈拥护”，^[19]谋以和平方式达成独立。他们分头与当政的满人接洽，希望不发生流血事件。沈钧儒^[20]负责劝说巡抚增韫，请其赞同独立，拆除满城营墙，编满人入汉籍。^[21]陈黻宸劝说巡防营协统贵林，陈氏与贵林原为旧交，只求其放弃抵抗，绝对保证满人安全。^[22]在和平转移政权的运动中，增韫之降，因为汤寿潜的出任都督而获得解决。设若增韫能及早交出政权，贵林不隐匿一部分军械，浙江本可兵不血刃而独立。及贵林被杀，立宪派人仍竭力维持，秩序得以不乱，又属不幸中之大幸。

拥戴立宪派汤寿潜为都督，是两派之间有力者一致的决定。九月十三日（11．3）陈时夏赴上海迎接汤氏，十五日陈黻宸、沈钧儒、褚辅成及马叙伦等又联名去电上海，向汤氏报告经过，并促及早返浙主持大计。十六日汤寿潜与陈时夏抵达杭州，十七日谘议局大会，褚辅成提议选举汤氏为都督，获得一致通过，浙江的独立告成。^[23]

何以浙江的立宪与革命两派皆属意汤寿潜为都督？汤氏为光绪十六年进士，曾以“老虎班”^[24]的资格，做过三个月安徽青阳县的知县。他在浙江人的心目中，是一个不仕的高洁人物，享有十分的清誉。^[25]原来汤氏的志趣与张謇颇有相同之处，他们均以为救中国之道，必须从发展实业做起，因此弃官从事实业，苏州至杭州的铁路便是由他领导兴筑的。

汤氏中年以后虽志在实业，但对于政治改革，却有一番热情。由于他的士大夫出身背景，思想趋向渐进，远在戊戌变法之前，他对立宪便已发生兴趣，著有《危言》一书，畅论变法及设立议院之道。他的议院思想颇受英、德的影响，但是他认为议政者惟士大夫有此特权：

……自王公至各衙门官翰林四品以上者，均隶上议院，而以军机处主之；（军机处非行走者不得至，可以内阁为之）堂官四品以下人员，无问正途仕子訾郎及翰林院四品以下者，均隶下议院，而以都察院主之。每有大利之当兴，大害之当替，大制度之当沿革，先期请明谕，得与议者殚思竭虑，斟酌古今，疏其利害之所以然，届期，分集内阁及都察院，互陈所见，由宰相核其同异之多寡，上之天子，请如所议行。^[26]

此与张謇的“宜合京外四五大臣领之”的议院观念是十分相近的。

清廷预备立宪，正合汤氏之意。五大臣考察宪政归来，即与张謇、郑孝胥等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展开了为士大夫争权利的开设议院运动。宣统元年冬天，汤氏曾上封事，谓“开国会则可达成中央集权……国家必可强盛。”^[27]但他并未入谘议局，原因是江浙人士在光绪末年筹议兴筑沪杭铁路，推举其为总理。筑路为汤氏的兴趣所在，欣然接受之余，且以不受薪的服务态度，全力以赴。^[28]汤氏虽非议员，但与谘议局人士却有密切的往还，此从该局抵制政府革除汤的浙路总理一案即可得见。宣统二年，汤氏反对盛宣怀借债筑路，曾电军机处斥其为铁路的罪魁祸首，要求将之调离路事。然汤虽名士，而身在野，自不敌盛宣怀的势力，清廷诏责汤氏“自博美名，故作危词耸听，其用心诡谲”，将之革职，不准干预路事。^[29]浙路董事会及谘议局得旨，即根据新颁商律，指出总理任革，为股东大会职权，朝廷干涉过当，要求收回成命。巡抚增韫原与汤寿潜为旧交，接受了铁路董事会及谘议局的建议，奏请给予汤氏“戴罪服务铁路”的机会。岂料朝廷不仅不许，反将增韫申饬。谘议局以政府不顾民意，于第二届年会时，用停议方式相对抗。谘议局的强硬态度，固然着眼于地方利益，但若非汤氏与议员们素有交谊，势难出此。

汤氏在地方上的清望，久已深入士人的心目中，浙江宣布独立之后，非其出主大计，决难收拾混乱的局面。第一，浙抚增韫、将军德济，均为满人，都握有一部分兵力，他们投降的条件是将政权交与汤氏；第二，立宪派人一向为地方领袖，革命党中实无声望堪与匹敌的人；第三，汤氏自与清廷决裂后，革命党人认为他已转向革命，请他出来主持地方于一时，确有助于革命的形势；第四，谘议局中褚辅成、陈时夏等，虽为同盟会会员，却一向与立宪派人接近，出而调解，力劝革命党接受汤氏的领导地位。

在汤寿潜短短一月余的执政期中，对内安定秩序，宣布减免赋税；对外发表通电，支持革命，并号召国人及早组织统一政府，最后出任交通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