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谭延闿与湖南独立
湖南于九月初一（10．22）独立，与陕西同为最先响应革命的省份。独立之后，由革命党焦达峰和陈作新分任正副都督，情况颇为混乱。十天之后（10．31），焦、陈被杀，谘议局议长谭延闿被推为都督，自此，湖南政权落入立宪派之手。谭氏得革命党的支持，局势转趋稳定，成为支持武昌革命军的有力省份。
谭延闿在湖南宣布独立时，似乎即为地方人士所属意的都督人选。[46]但他力排众议，谓“今非争都督之时也。民军方在萌芽，天下之大举义旗者，仅一二省，且改革政治以谋幸福，焦都督既举定，自以合力进行谋建国家为前提，某当与公等竭力维持秩序，保全治安而已”，[47]所以退而为民政部长。谭氏在地方上是极得人心的绅士，此不仅因为他出身世家望族（谭的父亲谭钟麟，于光绪年间历任督抚），自己又是一位翰林，更重要的是他的开明态度。自戊戌以来，湖南士绅如王先谦、叶德辉等均反对新政，反对康梁，抱着极端保守的态度。谭延闿虽然同属士绅阶层，与王先谦等亦有往还，但他是趋向于进步一面的。他热烈支持新式的教育，湖南革命党最多的明德学堂，便因为获得他的种种帮助，才办得有声有色。明德学堂创办人胡元倓曾说：“我于死友中最不忘者二人，一曰黄克强，二曰谭组安。”[48]黄兴在明德学堂的影响是精神及思想的灌输，谭延闿则以输财仗义及开明著称。[49]
谭延闿幼时“聪明颖悟，读书甚勤”，惟性情不羁，王闿运曾给了他一个“谭三浪子”的绰号。但谭氏眼光犀利，思想进步，“中翰林以后，无意仕途，而颇留意革命立宪两派的发展。”以他的出身背景来说，显然难于成为革命党的一员，何况革命党“对他是严守秘密的”，但他“对革命则始终同情”，[50]曾对黄兴有所掩护。[51]
谭氏所选择的，是温和的改革路线。当选谘议局议长之后，各方应付裕如，[52]进而积极参加国会请愿，与汤化龙、蒲殿俊等是立宪派中后来居上的领袖人物。革命爆发前，以反对铁路国有，反对官吏的压迫，益表现出他的进步思想。[53]及请愿失望归来，他意识到暴风雨的即将来临，暗中与谘议局人士有所准备，革命时其受地方拥戴，可说是意料中的事。
湖南都督焦达峰、陈作新既不得人望，谭延闿自亦不以其为然。他除了民政部长的名义外，将谘议局改为参议院，自兼院长，用以限制都督的权力，“凡募兵给饷，任免官吏将校，经参议院可决方得施行。”[54]焦、陈缺乏经验，显非谭的敌手。焦、陈之被戕，纵令非其指使，事先似不至于全无闻知。[55]
焦、陈死后，谭延闿之继为都督，可谓水到渠成。革命党当时无人堪与抗衡，惟有支持他来稳定局面。黄兴给谭人凤的信说，为了统筹全局，湖南不能再乱，否则其他各省响应，“恐生观望”。既举谭为都督，应该共同维持其威信。[56]黄兴为大局着想，不得不尔，何况他与谭氏原为旧识，于是湖南情势自此趋稳。
谭延闿做了都督，一切措施，颇能高瞻远瞩。他的第一步工作是安定地方。尝对人说，“文明革命，与草窃异”，[57]他反对杀戮。自独立之始，即本着此一精神，尽量避免流血。焦达峰尝试欲以激烈手段对付旧有官吏，谭力予制止，谓“吾辈但取政权，不杀官吏”，因之避免了若干不必要的牺牲。[58]
由于得刘人熙为民政司长，唐干一、陈炳焕（即陈树藩，议员）策划都督府事务，龙璋（议员）巡按湘西，短期之内，湖南秩序恢复。[59]接着，谭延闿的视线遂转向省外，推动他省独立。唐干一对他说：“同盟会势力虽大，然不能使各省同时并举。公既出，事无中止，当飞书知旧，乘时响应。”于是派罗松涛赴广西联络，说巡抚沈秉坤独立。致电福建新军协统孙道仁，谓“湘人以公再不回首，当庐尔居，墟尔祖墓”，福建旋在孙的领导下独立。[60]云南蔡锷亦受到谭的影响响应。[61]其他如广东廉州的郭人漳、安徽寿州的龚子沛、甘肃秦州的黄钺、向燊等，都因为同是湖南人，均经谭的劝告，相继宣布独立。[62]凡此种种，谭的游说虽未必具有决定性的力量，然函电吁请，不无影响。
谭延闿对省外影响的第二件事，是援助湖北的革命军。当湖南局势渐趋安定的时候，湖北方面的情势却愈来愈为紧急，清军对武昌的压力有增无已，黎元洪数发电请求湖南援助。谭氏感到唇齿相关，义不容辞，决定在军事及财力物资方面予以援救。对于此事，他有一整体计划，此可于他给黎元洪的电报得见一斑：
迭电均悉。鄂湘一家，安危同系。现在桂军已于〔十月〕初七在永州出发，兼程赴敌。敝处已电请广州胡〔汉民〕都督，整顿海军，连合吴淞军舰，直攻天津，以击敌兵之尾；并请孙〔道仁〕都督派精兵由海道来援；又电贵州杨〔荩诚〕都督出兵铜仁，与我军会合，取荆襄、出沙洋，以击敌兵之腰；更电请桂林沈〔秉坤〕都督、南宁陆〔荣廷〕都督，加派老练之兵，与敝省会师，克期赴援。尚望坚守武昌，以图合剿，决不稍存畛域，贻误中华大局。[63]
湘省援鄂的军队有刘玉堂、庞志光、甘兴典、宋锡全等，且因甘、宋作战不力，予以军法惩处。[64]
至于财力物资的援助，除曾汇款五十万外，[65]并资以米、油、面粉，第一次米三千石，油八十篓，第二次米五千石，面粉五百袋，油三百篓。武昌方面则以弹药相交换。[66]
谭延闿进一步推展其视线于全国。他曾通电建议及早组织临时政府，成立参谋本部于南京，如此便于统一北伐事宜。这些都可说是需要有远大眼光始能见及的。谭氏的建议，颇得各方良好的反应。[67]
以上所述各点，已可略见谭延闿在辛亥革命中的态度与作为。湖南在他的主持下，是武昌起义后的有力支持者。革命形势尚未大定之前，湘鄂抵背相倚，假使任何一方不幸遭遇挫折，全部局势都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在武昌急切盼望各省响应之际，湖南的义旗首先高举，武昌的声势为之大振，尤其是谭延闿出任都督之后，武昌方面更为欣喜。汤化龙曾有电致谭氏说：“闻公出，欣喜无量，盖知湘事从此得整理也。”[68]
谭延闿在湖南的措施，稳定地方，对整个的革命形势有甚大的影响。由于他的高瞻远瞩及敏捷行动，极得革命党人的信任，因此奠下了他以后的政治基础，由地方而跃为中央大员。一个有眼光而顺应潮流的绅士，在中国的过渡时代，其地位自然容易逐渐上升。
[1] 《蜀报》的创办，始于宣统二年。谘议局与教育会、农会、绅商人士集资五千元，以“监督行政，促进立宪”宗旨而创设。社长蒲殿俊，总编辑初聘谢无量，未就职，改聘朱山担任。自宣统二年四月十五日出刊，至三年六月中旬，共发行十二期。详见张惠昌，“立宪派人和四川谘议局”，《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157—160。
[2] 响应第四次请愿，详见“川督赵尔巽电奏（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一），四川学界罢课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收电簿》。
[3] 蒲殿俊，进士出身，与汤化龙、谭延闿为同年，私交甚笃。蒲氏在四川的声望，《时报》谓其“所至为设供帐，妇孺莫不知其名。”留日归国，邮传部曾调充交通传习所教务长，不就。短期在宪政编查馆任职，旋归乡竞选谘议局议员，出任议长。其人“优于文学，但绌于行政经验。”蒲氏与萧湘、邓孝可等在日本时，与梁启超颇有往还，受梁的影响颇深。罗纶是四川的名士，也是帮会中多年的首领——“老舵把子”，在地方上有“小孟尝”之称。邓孝可，家境殷富，在夔府办有宝华煤矿公司及一家火柴厂。传说邓氏曾拜梁启超为及门弟子。以上诸人出身背景，详见“各家有关四川之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郭沫若，“反正前后”，《辛亥革命》（四），页450—452；《时报》，宣统三年八月初八；胡光麃，《波逐六十年》（香港：新闻天地社，1964），页11。
[4] 关于川汉铁路，见全汉升，“铁路国有问题与辛亥革命”，收入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丛刊》（一）（台北：正中书局，1960），页209—271。
[5] 四川《荣县志》：“成都倡保路同志会，谘议局主会事。”见卢世英等修，赵熙等纂，《荣县志》（刻本，1929），“事记十五”，页42；《崇庆县志》：为铁路国有问题，“六月〔赵〕尔丰至，与提法史周善培同赴〔谘议〕局与议，语颇决裂。议员遂令人民办保路同志会，罢课罢市，以相抵制，冀清帝收回成命。”见谢汝霈等修，罗元黼等纂，《崇庆县志》（铅印本，民国十五年），“事记三”，页18；《重修大足县志》：“宣统三年，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罗纶等发起保路同志会。”见刘鸿厚等修，陈习删等纂，《重修大足县志》（铅印本，民国三十五年），“大事记”，页18；《名山县志》：“川人争路之初，同志会具由正绅组织。”见胡存琮等纂修，《名山县志》（刻本，民国十九年），卷16，“纪事”，页32；《江津县志》：为路事，“谘议局起而力争。”见聂述文等修，刘泽嘉等纂，《江津县志》（刻本，民国十三年），卷3，“前事志”，页26；赵尔丰致其兄尔巽函：“川人争路之热，至于极点，皆由邓孝可、罗纶、颜楷、张澜等鼓吹而成，而蒲殿俊复暗中为之主谋。”见盛宣怀，《愚斋存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卷83。
[6] 张惠昌，“立宪派人和四川谘议局”，《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158。
[7] 同上书，页158—159。原始董事会有萧湘、江树、汪世荣、沈敏政等四人，后日均为谘议局议员。另一董事邓孝然，为邓孝可之弟。主席董事刘紫骥，为铁道学堂监督，与谘议局人士接近。第二届董事会主席董事，彭兰村、都永和为立宪派人推举，议员沈敏政、王大侯、冉崇根、范涛、杨用楫为董事。
[8] 粟戡时，“湘路案”，《辛亥革命》（四），页551。
[9] 川省约五千万人，除极贫不愿附股之千余万人，及边区山城视铁路无足轻重之二千万人外，约二千万人均每日捐钱一文作铁路之款。如此每日可得钱二万吊，约合洋七百万元一年。此款估计可以开办宜昌至夔州的铁路。见“英国政府刊布中国革命蓝皮书”，《辛亥革命》（八），页272。
[10] 张惠昌，“立宪派人和四川谘议局”，《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159—160。
[11] 郭沫若，“反正前后”，《辛亥革命》（四），页450—451；类似记载，见三余书社主人编，“四川血”，《辛亥革命》（四），页411—412；范爱众，“辛亥四川首难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各省光复》（下）（台北：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1962），页29。
[12] 石体元，“忆成都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48。
[13] 宋教仁，“川路潮中之金融”，《民立报》，辛亥年七月二十一日；《时报》，宣统三年七月十二日；石体元，“忆成都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57—58；张惠昌，“立宪派人和四川谘议局”，《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162。
[14] 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页172—177。
[15] 石体元，“忆成都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58。
[17] 据《顺天时报》，此十七州县为成都、华阳、双流、金堂、什都、新繁、新都、崇宁、新津、彭县、温江、汉川、崇庆、溢州、嘉定、资州、重庆。见《顺天时报》，宣统三年七月十四日；另《民立报》有一则报导谓：“南坫邛雅，西迄绵州，北达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境一律闭户。”见《民立报》，辛亥年七月十五日。
[18] “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作者，至今不得定论。杨开甲著《辛亥革命之写真》谓为阎一士所作；彭芬著《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谓或系周善培、杨嘉绅、王棪三人合撰，借以诬陷同志会者；《巴县志》、《荣县志》同谓为荣县朱国琛所作；周开庆，《四川与辛亥革命》（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4），采巴、荣两县志所说，不知何者为确实。
[19] 实际上第二天又捕三人，共计十二人。名单及各人职衔如下：蒲殿俊，谘议局议长；罗纶，副议长；邓孝可，《蜀报》主笔；顾楷，铁路公司股东大会会长；张澜，铁路公司股东大会副会长；彭兰村，铁路公司董事长；江三乘，议员，保路同志会总务部负责人；王新铭，铁道学堂监督；叶秉诚，铁路公司股东会代表；胡荣，股东会代表；蒙裁成，股东会代表；阎一士，学生代表，罢课领导人。见张惠昌，“立宪派人和四川谘议局”，《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165；“辛亥革命四川记事”，《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各省光复》（下），页10。
[20] 革命党人范爱众认为：“此次保路同志会，多为保皇党〔立宪派〕人所倡办，故同盟会资深党员亦无十分准备。”见范爱众，“辛亥四川首难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各省光复》（下），页32；黄遂生，“同盟会在四川的活动”，谓成都的同盟会同志“各别活动，如同散沙。”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135。
[21] 同志会“曹笃跳走南门，与朱国琛等就农事试验场，裁木板大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二十一字，于夜分投江中，乘秋涨顺流，不一日几传遍川南，时人称此为‘水电报’。”见“辛亥四川革命纪事”，《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各省光复》（下），页10。又谓木牌所写为“调兵进省援救”，浸油之后投入江中。见石体元，“忆成都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64。又谓木牌有漂浮至湖北而为革命军拾起，因而引发起义。见《江津县志》，卷3，“前事志”，页27。
[22] Edward Shils，“Influences and Withdrawal，”in Dwaine Marvick，ed．，Political Decision-Makers（The Free Press of Gleneoe，1961），p．30；Seymour M．Lipset，The First New N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63），p．69．
[23] 李稷勋，“与蒲伯英书”，《庸言》，期4。
[24] 兵变之后，尹昌衡握兵权，继为都督，罗纶因与哥老会有关系，任副都督，张澜、王新铭等为参赞，邓孝可为盐政部长。详见周开庆，《四川与辛亥革命》，页305—306。
[25]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年不详），正编，页36。
[26] 汤化龙，光绪三十一年进士，以进士馆官费留学日本法政大学，专攻刑法学，著有《违警律释义》。在日本结识梁启超，受梁之影响，主张君主立宪。有关汤氏个人资料，见《蕲水汤先生遗念录》（武昌，1919）；陈春生，“辛亥湖北光复别录（五），汤化龙传”（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抄本）。
[27] 佐藤三郎谓汤氏“秉性诚厚，天资聪颖，为人精明强干。”见佐藤三郎辑，《民国之精华》（北京：北京写真通信社，出版年不详）。
[28] 详见第四、五章，并参看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376—377。
[29] 李健侯，“武昌首义前后忆事八则”，《辛亥革命回忆录》（二），页81。
[30] “汤化龙传”，《中国革命纪》（上海：编者刊行，1912），册3；伍宪子，《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页86；《时报》，宣统三年四月三日、四日。
[31] 胡祖舜，《六十谈往》，页30；张国淦编着，《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页83；“行状”，《斯水汤先生遗念录》，页2—3。
[32] 剑农，“武汉革命始末记”，《辛亥革命》（五），页176。
[34]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页263—264。
[35] 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武昌：久华印书馆，1948），页42。
[36] 居正说：“先是起义时，仓卒成立之都督府，而军政府各种组织，殊不完备，行政上尤漫无秩序。余商前谘议局议长汤化龙等，草定各科条例，谓为同盟会本部所拟者，免各同志怀疑。于二十五日（11．16）集教育会开会，到会者数百人。余提出所拟条例，一一讨论，获全体通过。”见居正撰、李翊民等编，《居觉生先生全集》（台北：编者刊行，1955），页512—513。
[37] 八月二十一日（10．12），汤化龙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馆，宣示革命宗旨。八月二十六日（10．17），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代表各国领事馆至武昌查看革命军情势，黎元洪、汤化龙、李作栋三人接见一，进步对之说明革命军宗旨。接着汤化龙与胡瑛、夏维崧三人代表军政府去汉口答访，并备文五份，分送英、俄、法、德、日领事馆，正式请求严守中立。二十七日（10．18），五国正式宣布中立。见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页103；John G．Reid，The Manchu Abdication and the Powers，p．243。
[38] 赵炳麟，“宣统大事鉴”，《赵柏岩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卷1，页15。按赵氏为都察院御史，与江春霖、赵启霖为清末三位敢言直谏的言官。
[39] 《蕲水汤先生遗念录》，页3—5；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页196。
[40] 民政部人选：外交黄中垲、内务舒礼鉴、财政胡瑞霖、法制汤化龙自兼、交通马中骥，均为立宪派人。见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页91。
[41] 胡祖舜，《六十谈往》（重庆，1944），页60。
[42] 军政府接收各种银款详细数字，有两种记载：一谓银币一百六十万元，铜元六百余万串，官票二千万张；见胡祖舜，《六十谈往》，页34—35。一谓藩库存银一百二十余万两，铜元局银元七十余万元，银八十万两，铜元四十万串，官银局铜元二百万串，官票八百万张，未盖印者二千万张，银元票二百四十万张，库银二十万两，银元三十万元，总计存银四千万元；见杨玉如，《辛亥革命先着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页79。当以后者较为确实。
[44]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页196。按李书城因与黄兴关系厚，亦在被排斥之列。
[45]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页197—198。
[46] 童锡梁，《观化一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稿本），册3，页11。
[47] 子虚子，“”湘事记，《辛亥革命》（六），页149—150。
[48] 周震鳞，“谭延闿统治湖南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页150158。
[49] 据周震鳞说，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天，谭延闿到明德学堂参观，当即捐了一千元，同时答应每年助英文教员薪金一千元。谭钟麟当时仍在世，但不愿出钱办学，谭延闿的捐款系变卖夫人首饰而得。见周震鳞，《谭延闿统治湖南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页150。
[50] 周震鳞，“谭延闿统治湖南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页150；郭廷以等访问，《钟伯毅先生访问纪录》，页14—15。
[51] 童锡梁，《观化一巡》，册3，页1、11。
[53] 谭在独立后，“食不兼味，闻乐不乐”，尤得人心。见邓介松，“辛亥革命在湖南所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二），页208。
[55] 钟伯毅谓梅馨杀焦、陈，“事先或尝获组庵之默许。”见郭廷以等访问，《钟伯毅先生访问纪录》，页24；周震鳞意颇以为焦、陈之被杀，为谭指使。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二），页152；张国淦暗示谭同意杀焦、陈。见《辛亥革命史料》，页210；惟童锡梁谓：“于梅之举事，固毫无所知。”见童锡梁，《观化一巡》，册3，页11。
[56] 周震鳞，“谭延闿统治湖南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页152—153。
[58] 子虚子，“湘事记”，《辛亥革命》（六），页149—152。
[62] 子虚子，“湘事记”，《辛亥革命》（六），页158。
[63]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页347。
[64] 同上书，页329、340—345、447—448；童锡梁，《观化一巡》，册3，页16。
[65] 时在九月二十七日（11．17）。见“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收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组编，《辛亥革命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1），页574。
[66]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页443、480—481。
[67] 同上书，页435、471；平佚，“临时政府成立记”，《辛亥革命》（八），页9。
[68] 子虚子，“湘事记”，《辛亥革命》（六），页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