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汤化龙与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革命党邀约谘议局人士共商大局，以汤化龙为首的湖北立宪派，正式与革命党发生了关系。汤氏表示：“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25]这样，双方起始合作，革命党负责军事，立宪派主持庶政，革命形势趋向稳定。

湖北的立宪派人，一向是激进的，他们在武昌起义之后，毅然表示拥护革命。自去年请愿国会，汤化龙以谘议局议长的身份，领导本省士绅，态度十分激昂，尤其是二三两次上书，更为影响整个立宪派采取强硬态度对抗清廷。汤氏为进士出身，留学日本。^[26]他的才华为其同志所敬服，^[27]宪友会成立，进而为核心人物。由于请愿目的之不达，在北京的秘密会议中，他表示弃绝清廷，与孙洪伊、蒲殿俊等同趋极端。^[28]此后随处攻击政府腐败，对皇族内阁提出过严厉的抗议，而其反对铁路国有，指斥四国银行借款套取回扣，尤其不留余地。^[29]传说汤氏曾经运动新军宋大霈不要入川镇压护路运动，大有恨不亲自发动革命之势。^[30]

武昌起义后，由于汤化龙的劝促黎元洪接受都督职位，态度明朗，极得革命党人好感，^[31]加上他过去的声誉，革命党人认为他是一位堪与合作的“同志”，因此推选他为总参议和民政总长。他在欣然接受之余，说了几句感人的话：

本局〔谘议局〕为国民代表，原有复兴责任，既经诸君推举，事已成局，自当尽死报命。成则共图勋名，败则生灵涂炭。我汉人从此扬眉吐气，在此一举；我汉人万劫不复，亦在此一举。但愿诸君严守纪律，不可自相残害，方为义师。^[32]

汤氏担任民政总长后，多方表现拥护革命的热忱，坚定不移。首先通电各省，痛数清廷的腐败罪孽，呼吁响应独立。电文说：

清廷无道，自召灭亡，化龙知祸至之无日，曾连合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国民意，吁请立宪，乃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溥仪竖子黄口，摄政愚谬昏庸，兵财大权，存亡所系，而竟摒弃汉人，悉授亲贵。溥伦、载涛，童騃儿戏，分掌海陆军部；载泽贪狠，管领度支，意在钳制汉人。强持专制，维新绝望，大陆将沉。吾皇神明之裔，岂能与之偕亡。楚虽三户，誓必亡秦。非曰复仇，实求自救。武汉义旗一举，军民振臂一呼，满酋瑞澄，仓皇宵遁；长江重镇，日月重光。立乾坤缔造之丕基，待举国同心之响应。特此通电告慰，望即不俟剑屦，奋起挥戈，还我神州，可不血刃。诸公久立悬崖之下，同怀伐罪之忱，必当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立举义旗，争先恐后。友邦领馆，来问宗旨，告以政治革命，极表同情。中外腾欢，大势已定。一发千钧，时机不再，伫候佳音，无任激切。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暨全体同人叩。^[33]

其后袁世凯派遣蔡廷干、刘承恩南来武昌，试探军政府是否可以接受君主立宪作为和平解决的条件，汤氏会同革命党人与蔡、刘辩论，谓君主立宪机运已逝，除了共和之外，别无他途可循：

我们武昌首义，并非专行种族革命，实政治革命。我中国据有二十二省，内有汉满蒙回藏五大族，求五族平等，所以必须改建五族共和。处现在20世纪时代，君主国逐渐减少，民主国日益增多，如能按照共和制度，实事求是，则清朝永久立于优待地位，享共和幸福，较之君主时代之危险，至有世世子孙莫生帝王之惨，胜百倍矣。我想清廷真有觉悟，顺应潮流，必以吾言为然。请蔡、刘二君转达袁项城，不必固执。^[34]

这一席话充分表明他转变后的坚定。

汤化龙加入军政府之后，“政学各界附从者日多”。^[35]武昌的革命声势日益壮大。汤氏的直接贡献有三：第一，为军政府草拟组织规程，进而规划人事，使紊乱的局面有了秩序；^[36]第二，与汉口各国领事馆交涉，获得列强承认武昌军政府为交战团体；^[37]第三，通电呼吁各省响应独立，将革命形势推展至全国。（原电如上文）当时赵炳麟曾说革命党“引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参军事，谘议局先有各省联合会，化龙通电告知各省谘议局以联络，内部订军事政治各条文，自是交战团之势成矣。”^[38]颇能道出汤氏对三项贡献的贯穿性。

汤化龙的这些行动，几乎使我们忘记了他是立宪派的要角之一。汤氏之由立宪而转向革命，除了失望于不可救药的清朝政府之外，还有黄兴、宋教仁、居正等人的关系。黄、宋、居三人在革命党中是相当开明的领袖。他们知道革命党中勇猛的志士多，机谋学养之策士则尚少，因此才结纳如汤化龙一类有新知、富进取而又有声望的士绅。汤氏在民政部期间，极得黄兴一派的支持，所以能放手做去。^[39]

但是汤化龙等立宪派人与武昌革命党的合作，只是昙花一现，为时不过一月而已。革命党人为了稳定局面，不得不借重汤氏于一时，及至大势稍微安定之后，革命与立宪两派之间的鸿沟再度出现。最明显的，是一部分革命党人不欲汤氏高居大位。军政府成立不久，便有人主张取消其民政部长位置。他们设立了一个类似民政部的机构，诸事不再征求汤的意见，原有民政部形同虚设。九月初四（10．25）革命党人进行改组军政府，降汤为编制部部长，其他各部亦均更换为革命党人，这对于汤派士绅可说是一个莫大的刺激。

革命党人与汤化龙之不洽，除了两派的鸿沟无法弥补之外，还有许多直接冲突的原因。第一是汤氏主持的民政部，各级负责人的确使人有立宪派重、革命党轻的感觉，^[40]这当然是革命党人所难于容忍的。胡祖舜说：“政事部人选，革命党原无一人，遂激起一部分人之反感，谓其曾主张君宪，固与革命主义不兼容。疑继以毁，化龙因感不安。”^[41]所言确属事实。

其次是财政的控制问题。军政府成立之后，财政权在立宪派胡瑞霖与沈维周的手里。胡、沈于举事后接收了湖北总督府的各种财政机关，控制了银币二百二十万两，银元一百余万元，铜元二百四十余万串，官票三千余万张。^[42]他们订出章则，凡领款二万元以上者，须得都督批准，始能照发。因此限额，遂与军政府军需人员发生摩擦。

控制财源固然有其理由，但汤等原为士绅，不免高傲，最使革命党人难堪。所以胡祖舜说：“化龙态度，有时不免有地位之见而不自觉也。”^[43]确为一针见血之论。

更严重的是双方的怀疑与误会。当袁世凯派蒋作宾南来观察革命党形势的时候，汤以蒋为旧识，独往迎接，人不知其用意何在，因此大起戒心，再加上江浙立宪派雷奋等来往武汉上海之间，立宪派与袁世凯暗中有所勾结的传说，益显得并非空穴来风，汤氏显然不能继续安于其位。

就当时的实情而言，与其说汤化龙想倒向袁世凯，不如说是与黄兴接近。汤与黄兴相处甚得，他这时的选择，应是黄而不是袁。所以黄兴在武昌时，彼此关系尚可勉强维系，不使公开破裂，黄兴去后，他便难于立足了。十月初八（11．26），汤化龙、胡瑞霖、陈登山、黄中垲等人离开武昌，东去上海。下面抄录革命党人李书城的回忆一则，可以看出双方破裂的情形：

我们〔李书城与汤化龙等〕到上海后，在昌明公司开会。汤化龙和万声扬提议：我们离开武昌时未向都督府请假，应该发一电报到武昌表示歉忱。胡瑞霖是一个争强好辩的人，他道：“电文不要表示道歉，应该指责武昌首义诸人对我们有种种歧视，所以我们才离鄂来沪。”黄中垲也赞成胡瑞霖的意见，说这是说真话。电文由胡瑞霖起草发出。以后武昌对汤化龙排斥，其原因即在于此。^[44]

汤化龙与武昌革命党人破裂之后，与黄兴的关系尚继续维持。在黄兴亦不获武昌方面谅解的时候，两氏同感为武昌革命党人所排斥，大有流泪眼观流泪眼之慨。其后黄兴担任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总长，汤化龙和林长民应黄的邀约，出任陆军部的秘书长和秘书。但是武昌革命党对他们的攻击并不因为汤的离去而中止，曾数电南京政府，指责汤氏，使他感到不仅与革命党无法继续合作，且已弄到无有容身之地，除了选择袁世凯，似已别无他途可循。下面再引李书城的回忆，以见他与革命党决裂的种种：

陆军部秘书长和秘书，由汤化龙和林长民分别担任。汤、林两人在上海当过黄〔兴〕先生的私人秘书。黄先生对外的电文都是由两人草拟的。后来湖北方面因衔恨汤化龙在上海电责武昌首义人士，特电南京反对他任陆军部秘书长，汤乃离宁赴沪。林长民在南京街头上曾受到老同盟会会员的当面讥刺，说他从前反对革命，现在又混进革命队伍来了。他因此也辞职赴沪。他们两人后来成立民主党与革命党为敌。^[45]

综观汤化龙等与革命党的合作，起义初期，因为革命的局部性，革命党人不能忽视士绅们的力量，何况革命党人亦认为汤等为地方上的“人望”，必须降心与之合作。汤化龙等有其传统的知识分子责任感，加上他们对清廷的失望，自然而然与革命党合作起来。但究竟因革命与立宪之分，这鸿沟是难于填补的，所以最后还是分道扬镳。不过这短暂的合作有其重要意义。因为他们的合作，武昌的局面稳定了；有了稳定的局面，才能获得列强承认为交战团体；更因为汤化龙以谘议局的名义通电各省，十四省才相继响应。湖北革命形势的形成，立宪派可说有相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