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蒲殿俊与川路风潮

武昌起义后，十四省响应，四川是最后的一省。十月初七（11．27）四川宣布独立的时候，革命形势已经大定。然而论四川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不因它最后的独立而减轻，且因川人争路风潮导致革命的提前爆发而重要。孙中山曾经说过：“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要迟一年半载。”这是研究辛亥革命者所公认的。但是川人自五月十七日（6．13）决定“破约保路”，五月二十一日（6．17）成立保路同志会，对以后所展开的争路运动的领导者——立宪派人，不是只字不提，便是轻描淡写。史家承认川路风潮与武昌起义有直接促成的关系，却没有给予争路的领导人一个定评。

四川立宪派人在清末的维新运动中，反应迟钝而行动缓慢。但是当他们一旦加入了运动的行列，表现之热烈，从不让人。当宣统元、二年间全国立宪派人卷入了请愿潮的时候，四川由于消息的阻隔，交通的不便，该省谘议局寂然无闻。到了第二次请愿的前夕，立宪派人的《蜀报》^[1]揭载“评蜀人对于请愿国会之冷落”及“论蜀人由今当竭诚竭智竭力于立宪”等文，谘议局始与教育会发起国会请愿同志会，方与孙洪伊等的请愿团体联为一致，展开了立宪活动，于是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萧湘等始崭露头角。宪友会组成之后，四川的立宪派一跃而为骨干之一，蒲殿俊等对于清廷缩短三年国会期限的措施，极为不满，曾响应直隶的第四次请愿，有罢课的举动。^[2]

蒲殿俊、罗纶、萧湘等是四川的名士，素有崇高地位。在实业界有势力的邓孝可，亦属于四川立宪派中核心的领导者之一。^[3]由于他们的名望，而且又是“新时代人物”，四川的一切，无不有他们参与其间。或许是受了当时风尚的影响，他们热衷于地方的建设，川汉铁路的筹建，因为他们的支持而能实现，且亲身主持一切。^[4]

护路运动是立宪派蒲、罗、萧、邓等人所领导的。^[5]远在蒲、萧等留学日本的时候，他们就已有所表示，认为四川铁路必须自办，^[6]所以一闻邮传部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准备借款筑路，立即反对。蒲、罗等领导反对铁路国有，且得川人全力支持，这是由于他们直接控制着川路公司。凭借他们的新知识，蒲、罗等从组织川路公司开始，便占尽了人事搭配上的优势。公司由十三人组成董事会，第一届有同志六人联为一气。宣统二年第二届股东大会改组董事会，谘议局议员五人当选，另外又拥出两位圈内人为主席董事。^[7]立宪派人与川路的关系如此，这是研究争路风潮者所不可忽略的。

立宪派人争路，第一是争政治权力，第二是护持经济利益。当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的时候，蒲殿俊、萧湘等正在北京参加宪友会的成立大会，他们认为此一决策是乖张错误的，曾向政府建言，不宜借款筑路。由于他们的建议不能改变政府的决定，因此愤然离京。蒲殿俊在出京之前，曾对湖南议员粟戡时说：“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8]愤愤之情，可想见其对政府的失望。自去年请愿目的不达，立宪派人的离心力已是难以挽回，如今的政治“倒行逆施”，进一步威胁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当然不能缄默。

所谓经济利益，四川至少有两千万人与铁路有关系，他们都是直接的投资者。^[9]这两千万人多数家道富有，也是有社会地位的人。他们认为铁路国有无异侵夺其财产。“人为财死”，与铁路有关系的人，必定要誓死力争。

为了争路问题，蒲派人士原先并没有与清廷决裂的意思。邓孝可在《蜀报》上的文字似可代表士绅们的意向。邓氏认为只要政府把川汉铁路四年来用去的款子、在上海损失的股本，一并用现金偿还，四川人还是可以勉强同意铁路国有的。^[10]清廷未予接纳此一建议，争路风潮因此无法避免。

路潮初起，立宪派人所标榜的口号是“和平争路”。但是他们的做法，与今后的发展，实无异一群众运动。六月初七（7．1）川路公司开会，罗纶演说，他的言词和哭声，奠下了群众运动的基础。下面引录某氏的目击记，以见其实况一斑：

罗纶，他是一位很白皙的胖子，人并不甚高。他一登台向满场的人行了一礼，开口便是“各位股东”，很洪亮的声音，“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给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就这样差不多一字一吐的，简单的说了这几句。他接着便号啕大哭起来。满场便都号啕大哭起来了——真真是在号啕，满场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声音在汪汪汪汪大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汪……”“我们要反对，我们誓死反对呀！汪汪汪……”“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轰动起来了。罗纶在坛上哭，一切的股东在坛下哭，连公司里跑动着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在哭的。已经不是演说的时候，已经不是开会的时候。会场怕足足动摇了二三十分钟。……^[11]

罗纶的演说，激动了大家的感情的一面。但是一个群众运动还需要冷静的领导。自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成立以来，蒲殿俊、罗纶等每每召集同志开会，商至更深夜半，他们第一步先将内部组织起来。同志会不设会长，而设总务、文牍、演讲、交涉四部。实际上的会长是蒲殿俊，不过因为他是谘议局议长，不便出面而已。四部人选，大家认为这是任务至巨，而且是要冒险的，不宜采取选举，而要请有决心有勇气者报名自认，再由大会全体鼓掌通过。事实上，人选事先已有安排。这四人是：总务部，谘议局议员江三乘；文牍部，《蜀报》主笔邓孝可；演讲部，谘议局议员程荣度；交涉部，谘议局副议长罗纶、议员刘声元（罗在省，刘赴京请愿。）^[12]这是总会的组织，其他各地亦依样组织了分会。

有了严密的组织，“和平争路”便成了有计划的行动。关于争路经过的细节可毋庸叙述。但是从群众运动的观点来讨论，足智多谋的四川人做得十分有声有色。首先他们要表示护路运动是合理合情合法的。他们搬出了已经死去的光绪皇帝，引用“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的谕旨，作为争路的口号。这两句话切合他们所要争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在成都的市中心闹区和通衢要道，他们搭盖起许多席棚，供设着“德宗景皇帝神位”的万岁牌，配上这两句口号作为对联。又在不远的地方另张着一块写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木牌。演讲部的人员就在矮矮的席棚前高声演说，或痛哭号啕。^[13]成群的人围观听讲，官员们的弓杆轿通行不得。此情此景，当时有“鲁酒薄而邯郓围，圣位台低弓轿废”的诗句，写出了它的真相。清季，官僚们一向骑在百姓的头上，但是当一个群众运动展开之后，有谁敢与之抗拒？

立宪派人又利用舆论以激发川人共起争路。邓孝可主持下的《蜀报》，痛诋邮传部，其“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一文谓：“今直将路完全卖给外人外，更以两湖财政作抵。自信川人非无人性，非属野蛮之血性男子，今可以起矣！”又谓：“有生物以来无此理，有日月以来无此黑暗，有人类以来无此野蛮，而今乃有盛宣怀如此横蛮以压迫我四川人。”^[14]他们发行保路三日刊，后改为日刊，亦以盛宣怀为攻击的目标。另编印宣传小册，劝告川人团结。有一首争路歌的歌词，通俗而带着深刻的意义：

来、来、来，伯伯叔叔，哥哥弟弟，姊姊妹妹，老老少少，要死大家都一路，宁为中国鬼，不为外人奴。^[15]

如此的宣传，其煽动性是令人震撼的。

群众争路运动的高潮，是成都居民的罢市罢课，而威胁最大的是罢市。同志会派人劝告商家闭门停止交易。劝告者分成两队，前队挨户分发传单，“请即关门赞助”；后队向持有怀疑者，施以委婉扼要的说明，必定待其关了门才离开去第二户。说也奇怪，“散传单的走到那里，铺门就关到那里；脚步声和铺板声混成一起不分开了，第二队竟没有说话的机会”。^[16]七月初一（8．14）上午发动罢市，半天工夫，成都变成了静悄悄、冷清清的局面。半月之内，全川有十七州县响应了罢市。^[17]总督赵尔丰不怕同志会所设的皇帝神位，但对于热闹的成都刹时间变成了死市，却是畏惧十分。他意识到暴风雨的前夕，愈是平静，来势愈为凶猛。

果然，七月十三日（9．5）成都发现了“川人自保商榷书”。这自保商榷书或许并不是立宪派人所为，^[18]但是赵尔丰不问青红皂白，认定这是蒲殿俊的造反铁证，立将蒲等为首者九人诱骗至督署拘押起来。^[19]萧湘自北京回川，行抵汉口，亦遭逮捕。

“川人自保商榷书”之发现和蒲、罗等人被捕，使川路事件急转直下，和平的争路变成了流血的斗争。当群众失去了他们的领袖之后，如果统治者能运用安抚的方式加以劝导，群龙无首的运动，或可能因而消失。反之，要是一味镇压，往往驱使群众走向极端，发生暴动。赵尔丰辈哪里知道群众心理，当群众齐趋督署请求释放蒲、罗等人时，他竟然下令开枪射击，当场三十二人毙命，全川大乱即由此起。

七月十六日（9．8）保路同志军的起事，可以说是群众运动的继续发展，由和平的争路到流血的斗争，也可以说是另一群众运动的开始。而革命党与立宪派在此后的斗争领导中，无形中联合起来。^[20]

此时立宪派与革命党合流，可以说是事实上的需要，并非两党之间有其意志上的结合。蒲、罗等人原不主张以武力夺取政权，他们争路，认为和平的罢市罢课可以达成目的，哪里知道官府会横蛮到将他们集体逮捕。当他们入了囹圄之后，无法预料事件将会如何演变，更无法加以控制或影响。但是在失去自由之后，其愤恨之心，则惟恐争路风潮因此受到镇压。如今同志军起，高举打倒官府的旗帜，正是他们窃窃所希望的。同志军有立宪派人，也有革命党志士。他们用“水电报”^[21]呼吁全川共起反抗。不数日之间，沿江各州县都组成了同志军。响应者既多，鼓励了革命党人的举事。果然不久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四川的争路运动也更进一步变成了革命运动。

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任何人都不易控制轨外的行动。但是赵尔丰认为川乱由蒲殿俊等人揭起，解铃还需系铃人，非蒲、罗等人难以收拾。九月二十五日（11．15）他释放了狱中诸人，十月初七（11．27）将政权交与蒲殿俊。蒲殿俊任都督之前，虽然发布“哀告四川伯叔兄弟书”，要求停止斗争，然十月以后的四川，各派竞争控制，哥老会大肆活动，新军不受节制。十月十四日（12．4）的兵变，蒲殿俊才意识到和平的运动早已成了往事。大变之后，已不是他那文弱书生所能控制的。一位社会学家说，知识分子利用人民的热情来建设新的国家，当新国家形势初定的时候，因为他们之无有经验，必然要从政坛上退了下来。^[22]蒲殿俊的情形正是如此。兵变之后，他对过去的和平努力失望了，自此“退居故山，攸然养晦。”^[23]罗纶等人虽然继续有所影响，实际仅居于次要地位。^[24]

立宪派人首创和平争路，策划领导，他们无意之中完成了一件历史的使命——加速了中华民国的诞生。四川的护路运动，是一个群众运动。虽然此一运动有其局限性，但却是一个多姿多彩的群众运动——知识分子领导，为政治权力及经济利益而争——其对于当时及后日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