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宪友会的动向

“政党即意志的结合。”百年前英国政治家狄士累利（Benjamin Disraeli）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清季的立宪派人，透过谘议局初步结合，进而组成谘议局联合会，发动请愿，谘议局有似他们的政党机关，尤其在联合会组成之后，两相辉映，大有中央党部与地方分部的形式，仅是有待进一步正式组党而已。宪友会于宣统三年五月正式成立，其酝酿已久，惟迟至辛亥革命前夕始告产生，这时候结党的意志，似已不如往昔仅以君主立宪为单纯的理想。

在中国政党发展史上，宪友会是国内早期最具有渊源和规模的政党。本书第一章中已略微提到，立宪运动发轫之初，国人由于政治意识的增进，热心立宪者组织了若干小政团，诸如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宪政筹备会等，皆以立宪政治为理想。不幸清廷以非法组织看待，小政团横遭查禁，领导人物徒呼负负。直至谘议局成立，立宪派人士通过选举成为议员，借谘议局的合法地位，始稍有保障，得以公开活动。此种经验，使立宪派人有进一步结为政党的热望。宣统二年第二次请愿之前，孙洪伊等在讨论请愿同志会的章程时，便注意到了详略的问题。很显然的，他们要以同志会作为将来组党的基础。^[26]梁启超所代拟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鼓吹正式组党，其所提四大理由说：“一、如有政党，可以集合多省人士以扩充请愿之声势；二、可以养成他日大党之精神与其基业；三、可以消灭地方党派之弊害；四、可以矫正国中一切不正当之舆论。”^[27]立宪派的言论机构，亦作如是的鼓吹。^[28]惟当时大家的注意力在速开国会，组党之事，有议论而无实际行动。到了宣统二年秋天，立宪派人进行第三次请愿，声势空前浩大，舆论再起，倡言组党。《申报》谓谘议局联合会“颇有国家党派之雏形，而脱地方党派之习惯”，甚希望将之正式宣布成为政党。^[29]

舆论支持对立宪派人有相当的鼓励。虽然第三次请愿之后请愿团遭受清廷迫令解散，正式组织未能成为事实，但仍不断在酝酿进行中。他们保留了请愿同志会，认为同志会的目的不只请愿而已，言外之意，此以谘议局联合会为基础的同志会，将来必蜕变为正式政党。

立宪派人暗中进行起草事宜。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孙洪伊约集旅北京立宪派人开座谈会，对组党事进一步交换意见。推定吴赐龄、李文熙、席绶、康咏、鼓占元、汪龙光、王敬芳、陈登山、雷奋、罗杰、易宗夔、齐树楷、张之霖、李素、牟琳、江辛、孙洪伊等十七人为干事，先行草拟会章。然“兹事体大，不可草率”，若干问题有待进一步磋商。是时他们正商量梁启超表示意见。

到了宣统三年二月间，孙洪伊以谘议局联合会名义，邀请各省议长入都共商国是办法。邀请书略云：此次集会，必须拿出办法：“一、破政府轻视国民之习见；二、动外人尊重我国民之观念；三、充吾民最后自立之方针。”^[30]组党之事，刻不容缓。

四月间，十六省代表四十人抵达北京，^[31]名义上是第二届直省谘议局联合会，实际上是组党会议。此次集会，自四月二十日至五月初八日，为期半月有余，相当隆重。大会开始，先推举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假定主席。汤氏报告集会目的，表面上是商讨救亡，^[32]实际上筹组政党业已成熟。大会选出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为正式主席，直隶副议长王振尧为副主席，汤化龙为审查长，四川副议长萧湘、福建副议长刘崇佑、山西议长梁善济、江西议长谢远涵、直隶议员孙洪伊、资政院议员李文熙、罗杰等为审查员。组党议案，经由孙洪伊报告筹备经过，决以联合会为基础，定名为宪友会，^[33]于五月初八日（1911．6．4）宣布成立。

宪友会以北京为总部，各省为支部。总部设常务干事三人，候补常务干事三人，各科干事十人，均由票选产生。名单如下：

常务干事：雷奋（51票）、徐佛苏（44票）、孙洪伊（32票）。

候补常务干事：籍忠寅、李文熙、谢远涵。

干事：庶务文耀；文书李文熙、吴赐龄；会计李素；交际欧阳允元、陈登山；调查康士铎、何宗瀚；编辑王葆心、余绍宋。

宪友会宣布成立后，舆论颇多期许，谓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大结合，22省人民的大团结。^[34]该会所宣布的政纲，重要者计四条：

第一条：本会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

第二条：本会期达前条之目的，而为一致之行动，议定条件如下：

甲、尊重君主立宪政体。

乙、督促联责内阁。

丙、厘理行省政务。

丁、开发社会经济。

戊、讲求国民外交。

己、提倡尚武教育。

第三条：本会为资统一而谋团结之故，于京师设立总部，于各省设立支部。

第四条：凡中国人有选民资格赞成本会宗旨者皆得为本会会员。^[35]

这一纸党纲，据各种资料的反映，似乎只是表面文章。《时报》所载“中国政党小史”谓宪友会之成立，注重民生及地方分权，“不甚涉及中央政策”，“对于时势有一种紧急自卫之意”。又谓：“此次谘议局联合会有一最可注意之事实，则其态度与去年大变，绝不重视谘议局、资政院议案之准备是也。盖经历次失败，民党已深知谘议局、资政院之不足恃，故咸趋重于自卫之一途。其所拟提出之议案，有所谓商量国民军办法及民立炮兵工厂云云……”^[36]《时报》另有“与宪友会论进行之方法”一文，谓读“中国政党小史”，知有紧急自卫之意。“反复推寻，然后知该党所发表之政纲，不过为表面上之揭橥，至其中之所难言者，则留待明眼人善为体会之而已。”^[37]徐佛苏告诉我们，立宪派人组党，在“扎一硬寨”。^[38]《申报》说：立宪派人的救亡策略，有治标治本之分。治标者，在练民团；治本者，在争内阁组织，反对亲贵把持。如政府不改弦更张，收回成命（按此时亲贵内阁已组成），各谘议局将联合宣告邻邦，“凡政府借款，人民皆不负责任。”^[39]这一类的报导与评论，联想到他们去年请愿失望之后，大部分人态度激烈，反映宪友会的组成，似别有所图。印证他们在革命爆发后的行动，使人不得不怀疑他们在革命前夕组党，似非完全仍旧纯以君主宪政为目标。一个政党的行动，措意于当时的政局发展，往往置党义（doctrine）或理想（ideology）于不顾。^[40]即使宪友会的理想在君宪，但切身的利益是最先的考虑。革命不起则已，有了革命的局面，党人的行动便与理想相去远了。

值得注意的是宪友会的成员及结合性质。该会在北京设总部，在各省设支部。会员大体以谘议局及资政院民选议员为基干。换言之，该会完全由士大夫阶层组成。但进一步分析，似乎又不如是单纯，士绅阶层并不都采一致的态度。以该会设常务干事三人而言，徐佛苏谓此为“三头政治”，是三个不同派系的结合。雷奋、徐佛苏、孙洪伊显然代表三种精神、三个地域。雷奋出身江浙人士的立宪预备公会。该会以张謇为首，自始至终，为一温和派。徐佛苏为梁启超的代言人，代表着三年前的政闻社。政闻社被查禁后，以不具形式的方式参加请愿运动，对宪政有热忱，对清廷则不存过分希望。孙洪伊则代表请愿运动中的激进派，汤化龙、蒲殿俊、谭延闿等属之。所以这三派实有温和与激烈之分。江浙人士温和，直隶、两湖、四川等地则甚激烈。没有地盘的政闻社，则介于两者之间。^[41]

立宪派中温和与激烈之分，在第三次请愿之后已很明显。前文曾经提到，正当孙洪伊、汤化龙、蒲殿俊等在北京秘密会议，态度上有所转变的时候，江浙一带的立宪派人却燃放爆竹，庆祝请愿有成，^[42]此实为温和与激烈态度异趋的一件事实。这次孙洪伊发起谘议局联合会，早先传言张謇、杨廷栋、马良等都要参加。^[43]结果都没有到会。可解释的原因固然很多。张氏以其地位特殊，或不便于前往北京。自光绪二十四年出京以来，张謇十余年未尝北上，如今若为宪友会事赶赴北京，岂不为清廷疑虑？故终不与会。然则事有至巧，张氏不前不后，恰在宪友会成立之后，于五月十二日到了北京。在他的自定年谱中说，此次北上，是为了陈请关于沪汉粤津各商会议组团报聘美国及商议中美银行航业事，对宪友会则只字未提。张謇的北上，四月间已有此计划。但取道汉口赴京，绕了一个大圈子。在河南彰德，又访袁世凯于洹上村，逗留至五月十二日方抵北京。张的绕道及逗留洹上，似乎有意避开正在会议中的谘议局联合会，其不愿直接卷入，是很明显的。

张謇在趣味上与孙洪伊一派并不相投，第三次请愿后已经明朗化。他与梁启超一派也是貌合神离。据张嘉森（君劢）云，张謇与梁启超的关系，极为平常。梁氏组政闻社，原拟邀张謇参加，而张终未表示愿意入社，甚至于徐佛苏在上海宴客演说，希望沪上士绅支持，张氏亦未到场。^[44]张謇不尽赞同梁启超的言论，尝暗示他人为文讽刺。宣统二年运动开党禁，张氏对此，“不见其反对之迹，而人言其甚为反对”^[45]。是张、梁之间，不仅无深厚关系，甚且颇有嫌隙。

梁启超与孙洪伊等激进派的关系，由于徐佛苏近三四年来的桥梁作用，似较为接近。故宪友会虽云“其结合分子之杂，不可殚述”，^[46]大体上只有两派。孙洪伊谓此两派，“一近朴拙诚实，一近灵华巧黠”。^[47]孙氏显然自誉朴拙诚实，讽刺张謇一派灵华巧黠。孙氏曾经明白指出，张謇的温和派与他的激进派，除了国会问题异趋外，对中美银行航业事、铁路借款等，皆有不同的意见。他说：“中美银行之争，张君季直及孟君森主之，而同人反对。铁路借款之争，孟君昭常、黄君为基主之，而同人反对之。”^[48]孟森、孟昭常、黄为基都是张謇一派的人士。

这种“中道异趋”的现象，原本有“精神上之不同”，在此不得不略微追述张謇的思想。张謇在清季以状元及第不入宦途，而献身实业，史家多赞其对中国早期工商业之影响。然而张氏认为他一生中所经历的许多大事，“莫大于立宪之成毁”。^[49]可知他对于立宪的希望，至殷至切。远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謇便表示了他对立宪的兴趣，所著《变法平议》，有置议院一条，略言：“凡改定新法，改正旧章，上有所建，交议院行；下有所陈，交议院达”，^[50]是其有议院思想之始。然而他论议院的组织，“宜合京外四五大臣领之。此四五大臣者，予以自辟议员之权，慎选通才，集思广益。”由官吏决定议员，仍是传统的选拔，他还不知道西方别有选举之道。（然此竟为清廷所采纳，资政院民选议员由督抚自谘议局中挑选，与此类同。）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氏游日本，对议院有进一步的认识。回国之后，尝与大吏袁世凯、张之洞等商讨促请朝廷预备立宪，并代滇督丁振铎、黔抚林绍年及张之洞、魏光焘等分别起草奏稿。三十年（1904），立宪之议大动，六月张氏刻《日本宪法》及《日本宪法义解议会史》分送各大吏，主张中国立宪宜取法日本。其致铁良函中，谓“立宪之不可缓固已……中日较近，宜法日；日师于德而参英，宜兼取德英；法美不同，略观其意而已。”^[51]到了三十三年，张氏再刻《日本议会史》呈送内廷。凡此种种，均表示其热望早日立宪。在《日本议会史》序文中说：“要之立宪之始有事在，不立宪法，遂无望立法、行政、司法之实行也。”^[52]他对于三权分立的明确认识，显示思想大有进步。

张謇在求变的社会里，是保守中的进步者，所以他的思想不断有所改进。但他的出身背景和士大夫意识，又使他在进步中不忘保守。他是一个极端反对激烈改革的人，尤其对于革命不表赞成。光绪三十一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在北京车站被革命党人吴樾投以炸弹，张氏大不谓然，指革命党为盗贼之流。自定年谱云：

政府遣五大臣考察欧洲各国宪法，临行炸弹发于车站，伤毙送行者十余人。是时革命之说甚盛，事变而屡见。余以为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而今世尤有外交之关系，与昔不同。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然革命者仇视立宪甚，此殆种族说为之也。^[53]

五大臣考察归来，张謇认为立宪有望，即与汤寿潜、郑孝胥等组成预备立宪公会，极力推动。早期的请愿，张氏是领导人之一。及政府下令组织谘议局，他更热心奔走筹划，江苏谘议局在他的主持下，极有规模，成为他省取法的对象。当选议长之后，领导群伦，联合请愿运动，一跃而为立宪派的首脑之一。

由于张謇反对革命，故对于谘议局联合会中的激烈者亦不谓然。其何以视缩改三年为请愿成功，而与孙洪伊等异趣？了解张氏的思想，似已无足惊异。

总而言之，张謇认为立宪宜取法日本，为其保守性使然。依照明治宪法，君主有无上大权，正合他变法平议中的见地。此与梁启超的看法则大有不同。梁氏的君主立宪思想，固亦受日本的影响，然梁氏博览西政群书，服膺洛克（John Locke）、穆勒（J．S．Mill）等人的政治思想，主张取法英国君主宪政，略参日本之意而已。^[54]此种思想上的出入，是张謇与梁启超二人难以一致之处。至于孙洪伊等激进者，在思想上受梁启超的影响较大，又因革命潮流的激荡，其态度实视时势的发展决定。尤其年轻一辈，个人进止本无一定，深愤清廷腐败，在失望之余，离心力愈来愈大，其难与张謇相合，也是必然的。

以上思想上的简略追述，似可用以了解宪友会结合分子复杂与派系之分的原因。^[55]当然，宪友会在形式上是士大夫的结合，所以徐佛苏说：“多数同志，平日本系旧交”，“此团体颇有大结合之象”。^[56]其声势之隆，不可一世。尤其值得注意的，便是宪友会的遍布全国，在北京设总会，各省设分会。于政党原理上说，北京总会与政党会议（caucus）无异，是一个政党的高层组织，是决策机构。各省分会是支部（branches），是地方的领导阶层。由于有谘议局的合法地位可资凭借，在地方上有极大的势力。兹略举一则时论以见一斑：

是党〔宪友会〕之好处，一则其党员多谘议局之人，或与谘议局有关系之人……一则其各省支部多由各省谘议局议员担任组织，故此党之党员，将来必各省人皆有之。以吾国幅员之广，交通之阻滞，吾敢信无论何种政党其所吸收党员之多，无有能及于此党，其所吸收党员之能普及于各省，亦无有能及于此党也。^[57]

证诸以后数月之间的发展，情形确系如此。宪友会在全国二十二省中，除黑龙江、云南、甘肃、新疆四省未有正式组织，其他各省都有负责人。兹将名单抄录如下：

广西：甘德蕃（副议长）、蒙经。

湖北：汤化龙（议长）、张国溶（副议长）、郑万瞻。

山西：梁善济（议长）、李庆芳、李华炳、李素、王用霖。

奉天：袁金铠（副议长）。

直隶：李榘（资政院议员）、籍忠寅（资政院议员）、齐树楷（资政院议员）、王法勤、李长生、高俊浵、张铭勋、刘春霖（资政院议员）。

山东：周树标。

江西：谢远涵（议长）、宋名璋、叶先坼、罗家衡、郭志仁、黄为基。

福建：高登鲤（议长）、刘崇佑（副议长）、林长民（书记长）、林志钧。

河南：方贞（副议长）、王敬芳。

陕西：李良材（副议长）、郭忠清（副议长）。

四川：蒲殿俊（议长）、萧湘（副议长）、罗纶（副议长）、何耀光、胡庸章、李新展。

浙江：陈黻宸（议长）、汤尔和、马叙伦。

湖南：谭延闿（议长）。

吉林：何印川。

安徽：窦以珏（副议长）、陶冠禹、何国松、康达。

贵州：杨寿篯。

广东：伦明、姚梓芳、黄节。

江苏：马良、沈恩孚、黄炎培、汪秉忠。^[58]

此辈领导人物，几全为谘议局议长、副议长。辛亥革命爆发时，宪友会成立虽仅三数月，然已有相当基础。他们在革命中采应变手段，控制各省政局，革命形势几为之操纵。立宪派人始于求国会，终于得革命，种瓜得豆。以下将讨论革命爆发后他们的应变及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