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宪派态度的转变

立宪派为早日实现宪政，一再请愿，清廷亦一再不准，他们只好接受谕令，解散组织，静悄悄地离开北京，各归故里。^[1]他们怀着热情而来，颓丧失望而去。我们不禁要问，立宪派人是那样的绝对服从吗？上文曾经提到，立宪派人对于缩短预备年限三年，除了江苏、浙江和贵州三省外，大多表示不能满意。那么，他们是否真心服从清廷，作消极的解散了事？答案是否定的。立宪派人并不像一只驯服的羔羊，至少大部分的人不如此。

《国民公报》的主持人徐佛苏在他的记述中说，立宪派人对于清廷的拖延敷衍，进而迫令解散请愿组织，极其愤懑，因之态度转变，曾有不再效忠清室的决定，且谓将密谋革命，推翻现有政权。原文说：

其第三次请愿书中，措词则甚激昂。略谓：“政府如再不恤国民痛苦，不防革命祸乱立开国会，则代表等惟有各归故里，述诉父老以政府失望之事，且代表等今后不便要求国会矣”等语。窃按末次请愿书如此愤激者，其言外之意，系谓政府如再不允所请，则吾辈将倡革命矣。更不料清廷因此震怒，立下明谕，勒令代表等出京还里。各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国民公报〕报馆中，密议“同仁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此种密议决定之后，翌日各省代表即分途出京，返省报告此事。然清廷毫无所闻，方幸各省请愿代表已经出京，则中央政府仍可苟安无事矣。^[2]

徐氏又谓：

因请愿代表被清廷驱逐，吾辈同志有密谋地方革命之一段事实……鼓吹政潮，推翻清主。^[3]

以美洲华侨代表名义参加请愿的伍宪子，亦谓立宪派人将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与徐佛苏所记颇有不谋而合之处：

当请愿代表被勒令出都之日，曾经秘密会议，将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汤化龙、蒲殿俊等同为请愿代表参与密议之人，其一触即发，并非偶然。^[4]

徐佛苏是梁启超的至交，也是梁氏与立宪派人之间的桥梁。伍宪子是康有为派遣归国参加请愿的代表。他们两人于第三次请愿时都在北京。以他们的身份及其与立宪派的关系，所记所述，应该是真实的。但是对证请愿书，并未发现“政府如再不恤国民痛苦……今后不便要求国会”之言，不能不怀疑徐氏所记的真实性。再就立宪派人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君主宪政理想，他们与清政权的关系来看，尤难令人置信徐、伍传述了正确的事实。

但是，问题在立宪派人是否真有所改变。从三次请愿书语气一次比一次的加强，进而攻击清廷的腐败敷衍，徐氏所引的词句，似乎在初稿时有其可能性。定稿不如此，或许是被删改了之故。惟此并无太大关系，我们要问的，究竟徐氏所指的“吾辈公决密谋革命”与伍氏的“将以独立要求宪政”，是否确有如此决定？

首先，当检视立宪派人所发表的公开文字。第三次请愿之后，代表团曾发表“告各省同志书”。原书说：

某等承全国诸父老委托之重，匍匐都门，请求国会。积诚罄哀，一年于今。三次上书，幸值各省督抚连翩之电奏，力争于外，资政院全体之通过，主持于中，王大臣乃始临朝震悚，翻然改图，会议数四，顾犹回翔容与，疏慢不促，定为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千气万力，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心长力短，言之痛心。以诸父老希望之殷，而效果止此，委任非人，能无惭悚！^[5]

充分看出他们不满意于请愿的结果。告同志书中又指出未来三年难以等待，盖国势之危，外有列强环伺，内则一二“昏耄老臣”把持，“肆其奸谋”，将有亡国之祸。处此情境，必须求变。原书结尾说：

朝命既下，度非复挟一公呈、一请愿书可以力争也，又非复少数人奔走呼吁可以终得请求也，惟诸父老实图利之。鹄候裁示，以定进止。^[6]

如此的措词，明知受书者不能提供任何意见，而“鹄候裁示，以定进止”之言，除了暗示清廷既不接受劝告，而不图自变，岂不坐令国亡！

但是，告同志书究竟含糊其辞，虽有暗示求变之意，而不能确证徐佛苏之所记。

为求进一步的探索，再看梁启超的态度。梁氏借徐佛苏与立宪派人士联络，对如此重大的决定，不能不知。如果立宪派人态度改变，梁氏为立宪派的言论指导者，理当领导先变。他在民国初年回忆他于革命前夕的言论说：

晚清政令日非……刿心悚目，不复能忍受，自前年〔宣统二年〕十月以后至去年〔宣统三年〕一年之《国风报》，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视《清议报》时代，殆有过之矣。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最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府现象若仍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7]

检视宣统二年十月至三年二、三月间梁氏在《国风报》的言论，颇与事实有所出入。是年十月，清廷以缩短预备年限来应付请愿，梁氏虽指责其措施有若“买菜之论价”，^[8]大体上还是接受的。他的激烈言论，出现在宣统三年三月以后。因为四国借款的签约，梁氏的“呜呼！新外债竟成”一文，力诋清廷的非法借债。又因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之役，始流露同情革命之意。何以梁氏迟迟始改变言论，他给徐佛苏的信中，透露了一些来龙去脉。原信说：

此次之书欲别出他途以从事，此则有以商略之余地耳。……仆数月以来，此种〔革命〕思想往来于心上者，日必数次，故终不肯自易其说者，非自惮以翻云覆雨，为人笑也。实自审其聪明才力，不能任彼事〔革命〕，无取用其所短耳。公若从事于旧主义，未为不可，但不识公欲以此为目的耶，抑以此为手段耶？彼辈〔革命党〕则以此为目的者也。若如来书言，一部人狂□，而使一部人有所挟以自进，则以此为手段者也。今诚欲以此为目的，则固有商略之余地，若欲以为手段，则不诚无物，吾绝不敢赞同耳。要之，此问题非面见不能决，公能一来，所最盼耳。^[9]

这封信写于宣统三年二月十三日（1911．3．13），显示在此之前，徐佛苏曾有函告知梁氏关于立宪派人的种种。徐氏原函今不可得见，惟从徐氏在梁的来书上所批注：“时余欲再倡革命，故梁函劬问之”一语，^[10]知其痛愤清廷之无可救药，曾有再度从事革命的念头。^[11]读梁氏的信，又可以了解他得悉立宪派人动向之前，仍是循着一贯鼓吹宪政的路线发言，其讨论国会如何组织，如何督责责任政府实现，^[12]虽不无愤激之言，大体上还是温和的。

梁函透露，徐佛苏促请他领导改变舆论，作革命的鼓吹。但是这时候再要他改变论调，似乎已无可能。无论时人如何批评他善变，他与革命党的关系，四五年前已经一刀两断，而今如何“自诒伊戚”取辱于人。

但是，梁氏思想中本有革命的原质，^[13]当他实在忍耐不过时，不得不以笔墨泄其愤怒。经徐佛苏的敦促，往往于不知不觉中流露了同情革命之言。譬如他论清廷腐败，必将“雕瘵以死”。革命之事有似一帖毒药，毒药虽致人于死，有时亦可治病；以毒药攻雕瘵，或可以起死回生。换而言之，以革命推倒清朝，或可以救得国家。^[14]此为梁启超在宣统三年三、四月以后痛诋清廷的原因。^[15]

汤叡请愿归来，也曾向梁氏报告过北京请愿人士的情形，因此梁氏另有一函致徐佛苏说：

连日与荷老〔汤叡字觉顿别号荷厂〕促膝，益有味乎公之言。第兹事〔革命〕体大，非数日面谈莫究，坐是益盼公来耳。^[16]

汤氏如何叙述立宪派人的求变态度，不得其详。然《国风报》中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长文，梁启超与汤叡的一答一问，^[17]颇有所透露。汤说：“一二年来，熟察天时人事，无往不令人心灰意冷。殆范尉宗所谓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18]又说：“今日国命悬于政府，政府惟■然不知国家之将濒于亡也，故昏悖日益甚，若恐其亡之不速，而更旦旦伐之。国中仁人君子，历举亡征，大声疾呼，冀政府有所警惕而悔于万一。”^[19]这两段话，用以描绘请愿人士的心情，虽不中不远矣。梁氏在对话中亦言：“我国民未尝有事弱于人也……徒以今之恶政府为之梗，我国民不并力以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无论建何政策，立何法制，徒以益其敝而自取荼毒。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有不劳吾民之枝枝节节以用其力者矣。”^[20]亦可鉴汤氏叙述请愿人士的失望，使梁氏由衷发出武力推翻清廷的呼声。

根据以上资料判断，徐佛苏、伍宪子二氏的记载，有其相当的正确性，但亦不无渲染与夸张之处。立宪派人接获清廷迫令解散的谕旨后，解散请愿团体，是经过会议决定的。对于这次会议的情形，当时的报纸都有报导。推测正式会议之前，请愿的核心人物似曾举行秘密会议，在秘密会议中，因愤恨清廷横暴而主张采取极端对抗手段，“密谋革命”一类愤激之言，自属难免。一人发出激烈之论，多人从而附和，在群众心理学上说是很平常的。有一位社会学家说：同僚相互的影响，比之于一个领导者的影响要大。^[21]立宪派人在未正式结为政党之前，大家以同志相看待，虽说请愿时期颇有人似处于领导地位，心理上则并无领导与被领导之分。大家为请愿奔走，感情上与同僚或同志无异。会议中人人可以自由发言，才能激发同感者，必然获得共鸣。徐佛苏记下了当时的愤慨情绪，正如一位群众心理学者所说：失意驱人走向极端，一群人往往因失意不期而结合，是动乱的根源。^[22]立宪派人求和平的改革不成，复受当时笼罩全国革命气氛的影响，除了转趋同情革命，似乎没有更佳的选择。

在立宪派人当中，只有张謇未尝稍改他的一贯主张。据孙洪伊透露，大部分立宪派人于请愿之后，与张謇“中道异趋”。^[23]张氏不改初衷，盖因其未曾参与第三次请愿，心情感受当然与代表们不同。但是“党人隐忿之深”，^[24]张謇是完全承认的。

总而言之，请愿失望之后，立宪派人的君宪美梦已经觉醒，他们在心理上变了。但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还不能公然拋弃原来的理想，仍旧要继续挣扎。然而终因受心理的左右，此后的行动，已不如请愿时的心平气和，而往往公然与清廷对抗。在资政院中，参加过请愿的民选议员，借故猛烈抨击政府，毫不留情地弹劾军机，甚至于不惜提议解散。此种种做法，虽不能使清廷有所警觉，却发泄了他们的郁闷情绪。到了宣统三年四月间，所谓的责任内阁变成了皇族内阁，立宪派人两度要求罢斥，发表“告全国父老书”痛诋政府，诸种做法，已不是一个和平运动所当遵循的轨迹。当他们组成宪友会时，宣称所以结为政党，是“对于时势有一种紧急自卫之意”。^[25]益见其离心之由来，已非一朝一夕。

革命的大势已成，且已迫在眉睫。下面将试为探讨宪友会的组成经过及其旨趣所在，以明立宪派人之如何准备应变。立宪派人是否改变了他们拥护清室的初衷，他们在革命时期的活动，自可自我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