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政院与弹劾军机
立宪派人奋斗的两大目标，一是国会，一是责任内阁。谘议局与各方面的三次联合请愿，热烈地流露了他们对国会的期望。至于责任内阁，宣统二年九月资政院开院以后，民选议员藉政府的种种不法为口实，一致要求政府对之负责，亦有了明确的表示。资政院三月余的院会，议员们几乎全以责任内阁案为议题，且两度提出弹劾，与政府水火，形成对立的局面。清廷之设立资政院，置该院于咨询机构地位，决无使之与政府对待之意，[54]何以会有如此令人大感意外的发展？值得略为分析。
资政院议员定额为200名，钦选民选各半。所谓钦选即皇帝指派，也可以说是贵族议员。其中包括宗室王公世爵（14）、外藩王公世爵（14）、满汉世爵（12）、宗室觉罗（6）、各部院衙门官（32）、硕学通儒（10）、多额纳税议员（10），共计98人。所谓民选，实为各省谘议局议员中选拔而来的“平民”议员，[55]也是98人。[56]钦选与民选议员数相等，本有持平之意，但总裁、副总裁（正副议长）亦为钦派，显然钦选议员有左右多数之势，其议论应该以政府的利益为重。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九月初一日（十、三）开院以后，情形恰与清廷的希望相背，议场几为民选议员所控制。[57]开院当天，请愿联合会来院呈递国会请愿书，议员们动议支持请愿，[58]获大多数赞同，三呼国会万岁之后，上奏陈请即行召开国会。[59]当时的气氛，钦选民选不分，一致表示了他们的意愿。发起支持请愿的是民选议员，有许多是曾经参加过第一、二次请愿的。[60]接着为湖南、云南、广西的几宗案件，引发了弹劾军机及责任内阁的问题。民选议员更是声势逼人，占尽上风。
民选议员之能控制资政院，问题出在钦选议员并不完全为御用。据报导，满汉王公及蒙古王公中甚有采取中立态度者，[61]侯爵曾广銮且曾指责政府措施多有不当。[62]如此一来，清廷所期望的多数，实际上变成了少数。
再则，钦选议员的保守与民选议员的进取态度，于清廷又是一大不利。钦选议员中虽不乏干才与善辩之士，但他们洞悉清廷积弱不振的种种弊病，难以启齿为之辩护。同时大多数皆顾虑个人未来的官运与禄位，亦不便公然表示与民选议员同流。在此种尴尬的局面下，惟有保持沉默而已。反观民选议员，他们的年事较轻，勇于任事，许多留日归国的议员，个人进止本无一定，不若钦选议员的前瞻后顾，因此说话少有保留。善于言词者，往往在批评政府时，逞其词锋，说出了国民心底想说的话，搔到了同感者的痒处。最重要的，民选议员以资政院近似国会，自居国会议员地位，理直气壮。所以民方议员表演有声有色，钦方议员则噤若寒蝉，其优劣之势已十分明显。[63]
仔细研读三月余院会经过所得的印象，民选议员中颇多杰出者，江苏的雷奋，湖南的易宗夔、罗杰，直隶的刘春霖，四人最为突出。雷、易、罗三人，时人称为资政院三杰。雷奋（1877年生）“工于演说”，议事“剖析毫芒”。[64]易宗夔（1875年生）“声如洪钟”，演说时震撼全院，人譬其为水浒传中的李逵，有“李大哥”的诨号。[65]罗杰（1870年生）“敢于批评”，与易宗夔一搭一档，使“议员神情，亦自遒上。”[66]刘春霖（1877年生）以状元留日，对传统文化和新知识都有相当认识，演说时不偏不倚，经常获得两方议员的雷动掌声。其他民选议员，根据一般报导所得，如浙江的于邦华、邵义，直隶的籍忠寅，江苏的孟昭常、许鼎霖，湖北的陶峻，广西的吴赐龄、汪龙光等都有杰出的表现。[67]
下面请将弹劾军机案略为叙述。
按资政院院章规定，资政院与各省谘议局有“母子”议会的关系。如果谘议局所提出的议决案督抚不予推行，或督抚与谘议局有异议时，议案可呈请资政院核议。[68]宣统二年湖南举办地方公债，巡抚杨文鼎未经交局议决，即命开始发行。议长谭延闿愤其漠视谘议局权限，将该案提请资政院核议。资政院以杨抚不法，据实奏上。岂料清廷的答复，谓该抚未交局议，系属“疏漏”，既经部议奉旨允准，仍照旧办理。资政院以地方官侵权违法，不加处分，而仅以“疏漏”二字了之，显然为军机大臣辅弼敷衍，不负责任的表示。因提出要求军机大臣到院答复质询。军机大臣置之不理。资政院改以咨文质问军机对内政外交是否完全负责。军机大臣回答说：“此种问题，须俟内阁成立以后方可解决，现在难以答复。”[69]因此引发了资政院与政府对立的导火线。下面节录议员们对政府以“疏漏”处理湖南公债案的演说，以见民选议员攻击政府的一斑：
易宗夔：政府仅以“疏漏”两字了之，而不惩处该抚之侵权失职，资政院与谘议局已属多余之物，可以解散矣，否则军机大臣必须到院说明其何以如是处置。
陶镕：军机大臣到院之前，本院必须停会以待。
罗杰：守法为立宪预备之基础，若国法不被重视，谘议局留之何用，不如将之解散。
邵义：通常一御史之弹劾即可使违法失职者受到惩处，若资政院尚不如一御史大夫，留之何用。军机大臣必须到院解释。
李榘（直隶）：巡抚及部院大臣如此违法失职，直是欺弄君上。
于邦华：谘议局之组织章程与国家法律无异，既然军机大臣任意侵越，则章程形同纸上废物；本院之上奏既不受重视，两者皆可解散矣。
汪龙光：谕旨称湖南案为疏漏，将来本院之奏折有何用处？只有将原案送回湖南谘议局，听该局自行决定。我想该局也只有解散一途。
彭占元（山东）：本院议决案既不发生效力，决无继续存在之理由。
于邦华：政府敢于违法，本院则决不敢违法。
（多人附和大喊“遵重谘议局局章”，全院大拍掌。）
易宗夔：政府不重视谘议局，显然是政府压迫人民，置先皇光绪“（庶政）公诸舆论”之上谕于不顾。（大拍掌）
刘春霖：军机大臣有意破坏宪政，必须请其前来答复质询。
邵义：请总裁用电话请军机大臣到院。
汪龙光：必须上奏请求收回成命，否则解散本院。（拍掌）
罗杰：时间不多了，应该马上请军机到院。
曾广銮（钦选）：巡抚可以“疏漏”了之，人民犯法又将如何借口？本席同意请军机到院。（拍掌）
（至此，总裁问请那一位军机。众口一声“领班军机庆王”。但电话打过去，军机无一人在。）
邵义：请他明天到院。
许鼎霖：中国无法律，如孩童之不知有法律。
陶峻：军机应该知道守法。
邵义：军机不知有法律，与孩童何异！（众大笑）
刘春霖：巡抚违法可以疏漏为借口，军机可以常常疏漏了。
邵义：请送咨文军机大臣，请其到院。
易宗夔：除非此案有一合理之解决，则国法无人遵守，本院似只有解散。[70]
湖南公债案尚未得到合理的解决，接着又有两宗谘议局与督抚异议的案件报到院中：一为云贵总督令盐斤加价未交谘议局议决，一为广西高等巡警学堂是否限制外省籍学生议案，谘议局与巡抚意见相左。资政院民选议员对此两案，认为若为国家行政，理应由中央法令执行，如为地方行政，应交局议决。资政院将议决意见奏上，政府竟交盐政大臣及民政部再度议奏。议员们大为愤怒，认为“以本院决议上奏之案乃交行政衙门核议，是以民政机关蹂躏立法机关，实属侵夺资政院权限”，[71]显为军机大臣“辅弼无状”之结果。决议弹劾军机大臣。所拟弹劾奏略谓：
资政院章程，由臣院会同军机大臣奏准颁行，军机大臣不能不知。谕旨由军机大臣署名，军机大臣不能不见。滇桂二案，为臣院议决请旨裁夺之件，而不能献替，此为失职。明知院章所在，而不能依据，此为侵权……今日之军机，即异日之内阁，如此不负责任，将来议会成立，其危险诚不可名状。[72]
弹章未上，以奕劻为首的军机大臣们已有风闻，自知理屈，立即以朝旨同意资政院之原奏，表示妥协之意。然而一般民选议员以军机大臣反复而不负责任，弹劾案仍不取消。进一步决议，在国会未开之前，军机处必须对资政院负责。资政院与政府之水火，到此已不能避免。兹再节录议员们对弹劾案的议论一斑：
文溥（钦选）：今日已奉谕旨收回成命（即同意资政院对滇桂二案之原奏），此（弹劾）折可以作废。
籍忠寅：（以起草身份，谓应先报告）今日谕旨已收回成命，则此折情形似已不同。然前日起草时，系因军机大臣不负责任，今日依议之谕，益足见其不负责任之证据，故此问题可取消者半，不可取消者半。
陈懋鼎（钦选）：情形不同，固已失根据，然前日大臣答复本院质问之文，有军机署名，系乾隆朝之旧制等语，此即可据为弹劾之本旨。（陈氏虽为钦选议员，言论站在民方。）
于邦华：前日决议弹劾，本非专为两案，乃因军机大臣不负责任，故弹劾之议案，仍不能取消。
邵义：折稿内容与事实不符。至不负责任，系另一问题。可请议长先将折稿咨询本院应否取消。
于邦华：取消二字，当有界说，系取消内容之文字，并非取消此弹劾议题。
（吴赐龄、陈树楷亦谓取消文字，而非取消问题。旋即经表决，大多数起立赞成取消稿折，议案依然存在。各议员继续发言。）
汪龙光、闵荷生同谓：此后如再有弹劾军机案，而军机大臣复于本院议定未奏之先，请旨收回成命，此等手段则当如何？不可不先为声讨，故议案不能废。
陶峻：即此两旨，可见军机大臣反复弄权，目无君上，可谓忍心害理。
雷奋：以议题付表决非常危险。若以弹劾军机大臣再付表决，不得三分之二之赞成，则此议题既不成立，且令政府知我等纷扰之内容，于议事颇多窒碍。鄙意此时所宜研究者，当从军机制度上着想。若以军机改组责任内阁为议题，预料必得多数之赞成。且既改军机，即可说到责任内阁，即可说到军机不负责任四字，又即可说到军机种种不合理情形，故本员之意，须作第二篇文章。其宗旨所在，即是废弃军机，设立责任内阁。
吴赐龄：如此做法，于本院地位颇多危险。前日表决之事，今日不能自行取消，盖不负责任，前日已成为议题，故文章可以取消，议题决不能取消。
陆宗舆（钦选）：现在军机尚是乾隆年间制度，具不负责任，亦由制度使然。今资政院与各国国会不同，虽有弹劾军机权限，决不可轻易使用之，况资政院尚有许多重大应议事件，何必以此小问题与政府争闲气。今宜速请设立责任内阁，并于未成立之前，明定军机责任。（陆氏为钦选，故态度比之民选议员更为温和，然责任内阁似为双方一致之要求。）
于邦华：内阁未成立之前军机大臣侵权违法，应否弹劾？不负责任，又应否弹劾？
陆宗舆：某非政府特派员，非为政府辩护。顷间演说，实主张明定军机责任。
于邦华：不但军机应负责任，议员亦应负责任。军机不负责任，议员不弹劾之，其结果亦与不负责任同。
雷奋：陆议员谓弹劾权不可轻用，实则不然。现在政府程度尚属幼稚，不得以各国成例相比，况今国会未开，资政院尚有三年。此时不弹劾，何时可以弹劾？内阁既未成立，毕竟谁负责任？军机不负责任，除本院弹劾而外，何人可以弹劾？弹劾军机，即为促成内阁之一手段，攻击军机之机会既多，则内阁成立之机会亦多。弹劾军机之眼光实不在军机而在内阁，现在无妨多攻击之。故劝诸君不必但为法律的解剖，须以政治的眼光观察。诸公于此既有决心，内阁自有成立之日。
籍忠寅：本日情形与前日情形不同，故取消一半即取消内容，而议题仍成立也。何以言之？前日上谕不问其有无，而时局如此困难，军机大臣应负责任否？今一方主张弹劾，一方反之，争论颇可不必，但眼光所注均在责任内阁，如此可作第二篇文章，只需叙明军机不负责任，而以责任内阁为归宿，此具奏虽为弹劾，而仍不现弹劾字样。
许鼎霖：赞成籍议员说。弹劾军机，即力言其不负责任而已。军机不负责任，必至国亡，此即为国家存亡问题。诸君岂有不赞成者？请不必讨论，即指定起草员可也。[73]
以上辩论，无论在法律上立论，或政治上立论，都主张必须再弹劾。总裁问“不负责任”四字可否作为议题。众口一声“可以”。旋即推定邵义、孟昭常、李文熙、籍忠寅、易宗夔、顾栋臣（钦选）六人起草。十一月十七日（12．18）奏进。略言：
立宪国家有协赞立法之议会，同时必有担负行政责任之政府，一司议决，一司执行，互相提携，互相维系，各尽厥职，政是以修。比者朝廷预备立宪，以臣院为上下议院之基础，荷蒙圣恩责以代表舆论，议决法律预算之事。臣等膺兹重寄，夙夜焦思，诚欲竭尽知能，仰称明诏。顾以臣院职权惟在议决，至于执行之责，仍待政府。必彼此同心戮力，相见以诚，乃能上副朝廷改良政体实事求是之至意。现在官制未改，内阁未定，而军机大臣既有赞治几务之明文，又有副署诏旨之定制，目为政府，理固宜然。臣院开院伊始，窃意军机大臣必当开诚布公，于大政方针有所宣示。乃迟之又久，寂无所闻。臣等恐惧犹疑，不知所措。用是遵照院章提出说帖，质问军机大臣对于内外行政是否完全负责。旋据咨称：此种问题，须俟内阁成立以后方可解决，现在无从答复等语，隐然以不负责任之意晓示臣院。似此模棱推诿，尸位旷官，上负天恩，下辜民望，实出臣等拟议言思之外。用敢不避嫌怨，谨将军机大臣奉职无状之咎，为圣明痛陈之。
君主国家以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为立国之大本。是人臣之意，善则归君，过则归己。而近世东西各国且以大臣代负责任之恉，明定之于宪法，使国民可有纠绳政府之途，而不可有责难朝廷之意。凡以巩固国家之基础，保持元首之尊严，用意至深，立法至善。今朝廷既明定国是，采用立宪政体，为大臣者应如何仰体圣谟，引国事为己任。乃于臣院创立之始，即以不负责任之言明白相告。受禄则惟恐其或后，受责则惟恐其独先，不特立宪国大臣不应出此，揆诸古人至身之义，亦有未妥，其咎一也。立宪国国务大臣之作用，在能定行政之方针，谋各部之统一。故必通筹全国之政务，审其缓急轻重之宜，循序渐进，有条不紊。今朝廷设立内阁会议政务处，而以军机大臣为其领袖，是其地位实隐与各国内阁总理大臣相当。自应于各部行政从容审议，就时势之所宜，以定方针之何在。乃会议政务处仅等具文，批阅章奏几成故事。平时以泄沓为风气，临事以脱卸为法门。言教育则与学部不相谋，言财政则与度支不相谋。乃至言外交、言藩务、言海陆军政、言司法行政，无不如是。每有设施，动多隔膜，以至前后矛盾，内外参差，纷纭散漫，不可究诘。徒有参与政务之名，毫无辅弼行政之实，其咎二也。
夫以今日危急存亡之际，内忧外患相迫而来，民穷财尽，不可终日。军机大臣受国家莫大之恩，居人臣最高之位，谓宜悚惧惕厉，殚竭忠诚，共济艰难，稍图报称。乃以不负责任则如彼，不知行政又如此，屡进屡退，虚与委蛇。上无效忠皇室之思，下鲜顾畏民垒之意。持禄保位，背公营私，视国计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然无动于其心，坐令我监国摄政王忧劳慨叹于上，四万万人民憔悴困苦于下。虽复迭奉谕旨，责以警觉沉迷，勉以扫除积习，而诸臣蹈常袭故，置若罔闻，前后相师，如出一辙。我皇上以天高地厚之恩，优加倚任，而诸臣以阳奉阴违之习，坐致危亡。臣等实不胜愤懑之至，辄以多数决议，披沥上闻……伏愿圣明独断，重申初三日上谕，迅即组织内阁，并于内阁未经成立之前，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必应担负责任之处宣示天下，俾无诿卸，以清政本而耸群僚，实于宪政前途不无裨益。[74]
弹劾奏折呈进，清廷以不经副署之朱谕批示：“设官制禄位及黜陟百司之权，为朝廷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是军机大臣负责任不负责任暨设立责任内阁事宜，朝廷自有权衡，非该院总裁等所得擅预所请，着毋庸议。”[75]
这个破例不用军机大臣副署的朱批，不仅斥驳了资政院的弹劾权限，立宪基础亦由之破坏。当日民选议员再度猛烈攻击政府：
李素（山西）：今日诸事均可不议，请即解散。军机既不许辞职，本院得此结果，实为资政院羞。（按弹劾折上奏之同日，军机大臣全体总辞，摄政王不许。）
易宗夔：从前谕旨，皆由军机拟进署名，昨日朱谕，则由摄政王自发，不为我等稍留余地。但由此发现两种危险：一、本院具奏与军机辞职上奏为一日，非彼等先有预备，决不至此。摄政王慰留军机，即不能不严拒本院。是资政院之存在已与不存在等。二、立宪国之精神在注重人民，本院既为人民代表，今具奏案得此结果，只有解散一法。如不解散，从前议决与此后议决者均无效力。立宪国议会本与政府对待，今则议会与君主对待，与专制何异？既如此，只有积极地用专制手段，可以不必立宪，可以无须国会。人民愤政府之无可如何，必惹起暴动。解决此问题办法，非再弹劾军机不可，但只对于个人弹劾，不必对于机关弹劾。今日我内政外交如此失败……日后上奏应如何措词，倘仍无效，诸君须抱定解散宗旨。
吴赐龄：昨日两谕，愈见军机大臣辅弼无状。所谓君上大权，乃指统治大权而言，决无以君主大权禁止人民说话之理。军机以假立宪欺侮君上，故昨日朱谕乃有如此解释。此应归咎从前弹劾案不能实心实力进行，今应将其误国之事再行弹劾，若摄政王以为是，则军机辞职，若以为非，则本院解散。
邵义：今日发见有真立宪假立宪两种现象。本院开院以来，已由假立宪进入真立宪，昨日朱谕又变为假立宪。原来资政院是与军机相对待，今政府逃避一边，以君主出而当此地位，政府逃避君主之后。今仍当拉其出来，使当其冲。天下决无两是两非，彼胜则此败。今日政府辞职与本院解散绝无极大关系。政府已成麻木不仁之政府。本院得此结果，亦为麻木不仁之资政院，须此赘疣何用！
罗杰：政府责任有二：一曰政治上责任，一曰法律上责任；前者不必明定，内政外交如有失败，俱可弹劾；后者则根据法律弹劾之。今日我国内政外交是否种种失败，诸君当能道之！
汪龙光：军机大臣毫无正当思想，只知保持禄位，故闹到君主与资政院成一对待之事，其危险何可待言。今宜仍令其与人民相对待而已。
于邦华：今有两种方法：一积极的，一消极的；前者再行弹劾，后者则全体辞职。前次弹劾为法律的，是弹劾机关；此后之弹劾为政治的，是弹劾个人。非使军机辞职，即解散本院。
郑际平（浙江）：我既为国民代表，即不能听军机不负责任，今既得如此结果，尚何贵有资政院，宜请旨解散。
易宗夔：乌能请旨解散，只宜再行弹劾。
刘春霖：昨日朱谕颇与立宪主义相反。前次之请求，只请其于副署一层能负责任，并非捣乱可知。若谓用人为君上大权，本无可说，至军机负责任与否，本院不能过问，则断无是理。若均推在君主一人身上，我等可以不必说话。直言敢谏之士，向为国家所器重。本员对于此事，主张不能持积极主义，宜持消极主义，即全体辞职是也。古来办事以退为进者亦往往有之。今诸君宜有全体辞职决心。若无之，彼等又将用延宕手段迁延时日。本来议会只与政府对待，今朱谕乃有不能干预之语，是军机平日未以君主不能与人民相对待之理入告摄政王，此即辅弼无状之明证也。虽然，此事又不能不为议员咎。何也？本院议员未必尽能为国民代表。在议场时，满口国民说话，而昏夜奔走于权贵之门，奴颜婢膝，种种怪状，实启政府轻视之渐。本员所言，虽于本院名誉有关，而实则外间无一不知之者。然则此事非军机之过，实议员咎由自取。今本院全体宜尊重身份，须有全体辞职之决心。倘诸君欲坚持积极主义，再行弹劾，本员亦不敢固执。……若再不得结果，亦须归到解散。
（刘春霖演说时，满场欢动，一句一拍掌，一字一拍掌，而议场沉闷景象为之豁然开朗。议员们亦认为此实开院以来最痛快之一次演说。）[76]
综合各议员的演说，有主张即辞职解散者，有主张再度弹劾者。经表决，一百零二人赞成继续弹劾。第二次弹劾折呈进，留中不发。[77]
立宪派人与政府的对立，情势发展至此，可谓相当严重。西方观察家谓此种情况若持续下去，不是引发全面的动乱，便是宫廷的自相倾轧。[78]另一种看法，认为若摄政王敢于解散资政院，则南方可能就此掀起革命。[79]但是第二次弹章留中不发，议场中虽然仍有人继续指责政府，甚至及于摄政王，危机显然已经过去。自第二十五次院会以后，议场中渐趋平静。最后的数次院会，钦选民选议员多平心静气地讨论预算及教育等问题，直到十二月十日（1911．1．10）闭会，第一届资政院总算“圆满”结束。
何以在一种极度紧张的气氛下，资政院的民选议员会突然转趋平静？回想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导因起于三级会议，如果资政院民选议员真有决心，第十八次院会后的情形，是极其可能引发革命的。但是自二十五次院会后转趋平静的原因何在呢？当时有三种解释：一谓第二次弹章留中不发，摄政王谕以准备组织责任内阁，缓和了民选议员的激烈情绪；第二种说法，谓清廷采用贿赂方式，使议员受贿不得不缄其口；第三种说法，认为议员恢复和平态度，盖恐与朝廷决裂，清政权更为专制，立宪永无希望。[80]这三种解释，一三两者不无相当真实性。立宪派人虽然多方对政府失望，但态度原本温和，不愿见国家有激烈的变动，能有一线希望，何尝不引领期待？至于贿赂之说，虽然刘春霖曾指有人昏夜奔走权贵之门，然并未发现议员受贿的迹象。数十年后的今天，亦无任何资料显示民选议员自我腐化。著者个人的看法，民选议员不能重演法国网球场之宣布“起义”，第一是他们缺乏历史常识，不能看清清朝政府的“天命之数”已尽，空有一番扶倾救危之热情。第二是他们的士大夫习性的使然，缺乏断然采取积极进取的勇气。第三，议员们高喊不纳税以抵制政府，实际上并未真正朝着此一方向前进。是时清廷仰赖外债度日，也并未用加税方式来应付其财政困难，[81]如果清廷强迫加税，倒是一个最好的借口。最重要的，民选议员的人数太少。当年的网球场会议有六百人之多，而资政院全部议员不足二百人，民选议员又仅得其半，以如此微弱的力量，要掀起革命，谈何容易。
三月余的院会，立宪派人白费了许多唇舌。议员们本身，直是一事无成。但是资政院民选议员与政府的冲突，仍有其历史意义。军机大臣权力至高，无人敢于冒犯，而资政院一再要求到会听候质询，终而至于弹劾，这对清政府的尊严与威信，是一个空前未有的冲击。前此为国会问题，谘议局人士揭穿了清廷的腐败无能，今为责任内阁，立宪派人再度扫荡了政府的虚伪。立宪派人本身，无论清廷用甚么方法来缓和他们的情绪，昔日拥护的心理已经大打折扣。他们由狂肆批评而转为沉寂，可能与他们的态度改变大有关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缄其口，其国危矣。”立宪派人是否有所转变，下一章当有进一步的讨论。
在此，略引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对资政院的评语，作为本章的结束。李提摩太在华四十余年，献身宗教并热心于中国的维新运动。当其见资政院弹劾军机大臣的如虹气势，曾函《基督教世界报》说：“吾辈居中国四十年，一旦得目睹此景象，殊堪惊讶。吾辈今日所见者，与前日所想望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土尔基、葡萄牙之两大革命尚不能比。盖今日之有资政院，一若满人权利递交人民，仿佛二十国同时革命而不流一滴血云云。”[82]李提摩太的话，固然过分夸誉了资政院的成就，但资政院为中国议会政治的幼芽，议员本来缺乏经验，而表现如此有声有色，确属难能可贵。美国驻华公使谓“第一届院会是成功的”。就中国议会发展开创史而言，立宪派人当之无愧。[83]
[1] 宣统元年八月三十日（1909．10．13），张謇与端方、雷奋、杨廷栋、孟昭常、许鼎霖等聚谈，决议请清廷组织责任内阁及迅速召开国会。组织内阁，由端方约请督抚联奏，开国会，由张謇发起请愿。见《张謇日记》（香港，1968），宣统元年八月三十日；张謇除分函各省谘议局外，另又派遣议员方还、孟昭常、杨廷栋分赴南北联络。杨廷栋至天津，得悉直隶谘议局亦有同样之发起。以后北方各省之联络则由直隶谘议局负责，江苏谘议局则负责南方各省。见《东方杂志》，第6年12月号，页394；North China Herald，Nov．27，1909，p．476；另《东方杂志》第7年第6、7两期载有“三十日旅行记”，述江苏代表赴北方联络情形，似为杨廷栋所撰。
[2] 张謇，“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张季子九录——文录》（上海：上海书局，1991），卷10，页10—11；《顺天时报》，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三日。
[3] 张謇招待各省代表下榻江苏教育会会所，以跑马厅预备立宪公会事务所为会场。各省代表有谓51人者，按名单应为55人：
浙江：陈黻宸（议长）、沈钧儒（副议长）、聂日培、杨立山、应贻诰、蔡汝霖、顾荣第、叶诰书、郑际平（资政院议员）、王应奎、褚辅成、周斌、余镜清（资政院议员）；广东：沉秉仁、莫伯洢、陈炯明；山西：刘绵训、刘志詹（资政院议员）；江西：刘景烈（资政院议员）、汪龙光（资政院议员）；江苏：方还（资政院议员）、于定一、雷奋（资政院议员）、杨廷栋、孟昭常（资政院议员）、张謇（议长）、洪锡范、吴荣萃、钟铭庆；福建：王邦怀、刘崇佑（副议长）、连贤基、林长民（书记长）；山东：周树标、朱承恩；湖南：罗杰（资政院议员）、陆鸿逵、陈炳焕、刘善渥；直隶：谷芝瑞（副议长）、张铭勋、王法勤、孙洪伊；安徽：潘祖光、张纶、陶镕（资政院议员）、潘世杰；河南：李鎜、张嘉谋、王敬芳；湖北：陈登山；奉天：永贞、刘兴甲；吉林：李芳；广西：吴赐龄；陕西：（未到）（未注明身份者，均为谘议局议员。名单见《中外日报》，宣统元年十一月七日、九日；《顺天时报》，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North China Herald，Dec．31，1909）。
[4] 推选福建谘议局副议长刘崇佑为主席，江苏谘议局议员孟昭常、福建谘议局书记长林长民为书记。见心史，“宪政篇”，《东方杂志》，第6年第13期，页446—448。
[5] 张謇，“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张季子九录——文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卷10，页10—11。
[6] 赴京名单：直隶：孙洪伊、谷芝瑞（副议长）、张铭勋、王法勤；江苏：方还（资政院议员）、于定一、吴荣萃；吉林：李芳；奉天：永贞、刘兴甲；安徽：陶镕（资政院议员）、潘祖光；江西：闵荷生（资政院议员）、汪龙光（资政院议员）；浙江：郑际平（资政院议员）、应贻诰、吴赓廷；福建：刘崇佑（副议长）、连贤基；湖北：陈登山；湖南：罗杰（资政院议员）、刘善渥；山东：周树标、朱承恩；河南：陈熙朝、杨治清、宫玉柱；山西：渠本翘（资政院议员）、刘笃敬、李素（资政院议员）、刘懋赏；广东：沈秉仁；广西：吴赐龄（资政院议员）。见《顺天时报》，宣统元年十二月八日；《时报》，宣统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国风报》，第1号，页26，均记载为31人，惟《湖南省志》，卷1（1959），页254，记为33人。按名单为33人。
[7] 按此次请愿书由林长民主稿，张謇有所修正。见《张謇日记》，宣统元年十一月十四、十五；请愿书原文，见《政治官报》，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另旗籍文耀等亦参加请愿，递有请愿书。
[10] 按国会期成会为北京人士黎宗岳、程箴、陈佐清、马公权等于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成立，号称同志数百人。黎宗岳为热心君主宪政者，光绪三十四年间，曾上书要求早开国会。今见谘议局联合会请愿，因发动北京人士支持。国会期成会曾致书各谘议局及教育会，略谓：“国会一日不开，国是一日不定；国是一日不定，国困一日不苏。”要求共举代表参加请愿热潮。见《国风报》，第2号，页37。
[11] 驻京代表：孙洪伊、王法勤、陈登山、周树标、杨治清、汪龙光。见《顺天时报》，宣统二年三月十七日。
[12] “国会请愿之最近进行”，《时报》，宣统二年二月八日。
[13] 立宪派人在四乡张贴标语，河北保定地方政府谓有匪人利用，不准招贴。见《顺天时报》，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16] “时评”，《时报》，宣统二年四月十五日。
[17] 团体名称及代表人如后：
直省谘议局：直隶：孙洪伊、王法勤、谷芝瑞、张铭勋；奉天：永贞、郭卫村、刘兴甲；吉林：李芳；黑龙江：王鹤鸣、李品堂；江苏：方还、杨廷栋、于定一、吴荣萃；安徽：高炳麟、陶镕；山东：周树标、朱承恩；山西：李素、刘懋赏；河南：杨治清、宫玉柱、陈熙朝；陕西：郭忠清、王恒晋、李良材；福建：刘崇佑、连贤基；浙江：吴赓廷、郑际平；江西：闵荷生、汪龙光；湖北：陈登山；湖南：刘善渥、罗杰；四川：邓孝可、蒲殿俊；广东：陈寿崇、沈秉仁；广西：吴赐龄；云南：张之霖、陈荣昌；贵州：姚华、周永年、潘德明、刘榜魁。直省绅民代表及旗籍绅民代表：直隶：李长生、韩德铭、王观保、于邦华、刘培极、贾恩绂；旗籍：文耀、文明；奉天：乔占九、曾有严、鹿鸣；吉林：文耆；黑龙江：王鹤鸣、刘玉堂；江苏：顾镜清；安徽：蒯光典、黎宗岳；山东：赵正印、王治芗；山西：渠本翘、孟步云；河南：郑子宣、常云凤、宋珂宸、刘希曾、张积芝、李奎文、田任、郑锡田、郝廷寅、阎凤诏、刘克刚、曹景彬、杨国桢；江西：黄为基、黄瓒；广西：蒙经；贵州：欧阳璇、葛洸。
东三省绅民代表：奉天：乔占九、郭卫村、永贞、刘兴甲、恩格、杜培元；吉林：李芳、文耆；黑龙江：王鹤鸣、刘玉堂。
政治团体代表：湖北宪政预备会：余德元；河南地方自治研究所：岳毓瑞、方子杰、杨鹤鸣；湖南地方自治研究所：王绶文；四川宪政会：刘行道；法政研究会：廖治；贵州宪政预备会：萧廷菼、何麟书、张绍銮。教育会代表：江苏：雷奋、姚文枬；奉天：恩格；山东：王讷、段扩；河南：张嘉谋、周尚研、张坤；陕西：张效铭；福建：萨君陆、陈曾亮、李培芳；江西：萧辉锦；湖南：刘善渥；四川：林思进；云南：赵式铭；贵州：蔡岳；安徽：蒯光典、黎宗岳。
江苏（苏州、上海）商务总会代表：杭祖良、沉懋昭。
商会代表：江苏：沉懋昭、杭祖良、张佐清、王嘉宾；奉天：田绪圣、崔兴麟；黑龙江：刘玉堂；直隶：杜宝祯、李肇麟；安徽：吴云；山东：张锦霞、赵毓华；河南：海殿章、杨维鲁；陕西：吴星映；福建：谢笃培、李迪瑚；浙江：何琪；江西：康达、邹安孟；湖南：王尹衡；贵州：乐嘉藻；江苏：孟昭常；安徽：黎宗岳；湖北：吕逵光。
南洋雪兰莪二十六埠华侨代表：陆乃翔。
澳洲全体华侨代表：陆乃翔、叶炳南。（以上均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原奏）。
[19] “国会请愿之近况”，《东方杂志》，第7年第7期。
[20] “中国记事”，《国风报》，第23号，页107—108。
[21] 各省谘议局代表名单：奉天：孙百斛（副议长）；吉林：福裕；直隶：孙洪伊、王法勤；黑龙江：战殿臣（副议长）；山东：朱承恩、周树标；贵州：张光炜；河南：杨治清、王佩箴；江西：汪龙光（资政院议员）；安徽：高炳麟；广东：陈寿崇；湖北：汤化龙（议长）、张国溶、陈登山；江苏：孟昭常（资政院议员）、孟森、雷奋（资政院议员）、杨廷栋；湖南：曹作弼、左学谦；四川：蒲殿俊（议长）、李文熙（资政院议员）、郭策勋；广西：吴赐龄（资政院议员）、蒙经、朱景辉、古济勋；山西：李素；福建：刘崇佑（副议长）；浙江：余镜清（资政院议员）、郑际平（资政院议员）。见《顺天时报》，宣统二年七月七日；《中外日报》，宣统二年七月十一日；《国风报》，第20号，页117。
[24] 《中外日报》，宣统二年九月二十日；North China Herald，July 1，1910。
[25] “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6期，页85—86。
[26] “要件”，《中外日报》，宣统二年九月七日。
[27] （一）直省谘议局议员代表孙洪伊等，（二）直省绅民代表李长生等，（三）东三省绅民代表乔占九等，（四）旗籍绅民代表文耀等，（五）直省教育会姚文枬等，（六）直省商会代表沈懋昭等，（七）直省政治团体代表余德元等，（八）南洋雪兰莪澳洲等埠华侨代表陆乃翔等，（九）美洲纽约华侨代表伍宪子等，（十）日本华商代表汤觉顿等。见《时报》，宣统二年九月十四日。
[28] 南洋华侨陆乃翔虽系代表康梁的帝国宪政会，但陆氏似与康有为接近而与梁启超少有往来。此有一间接证据。宣统二年陆乃翔拟资助梁启超的《国风报》，梁氏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婉拒。梁氏有函致徐佛苏云：“陆君拟助《国风报》，万不敢受，盖此报乃营利的，非慈善的也，况陆君又非素封耶。”见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310；此外，梁启超在宣统二年间尝为财源困迫，向徐佛苏告贷。徐氏转向陆乃翔借得一千元。徐氏对此有所记述：“当时（宣统二年）梁先生计极窘，托余在京代借银千两……余以毫无经济能力，然不得已转借债于华侨国会请愿代表人粤人陆劼夫君，名乃翔。其人竟于数日之内汇千金与先生济急。嗣后三个月，先生曾还银三百两，后并由余代还此款。”见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310—311；关于帝国宪政会之组织及活动，请参看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六章。
[30]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12期，页157—158。
[31] “筹备宪政问题”，《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页265；《时报》，宣统二年十月九日。燃放爆竹以表庆祝之事，有谓为清政府唆使者。见U．S．D．S．893．00／482；《张謇日记》（宣统二年十月十四日）曾提到庆祝预备事，但各方意见并不一致。
[33] 第一次人数据黄鸿寿，《清史记事本末》（上海：文明书店，1915），卷77；第二次人数据长舆，“国会与人民”，《国风报》，第1年第16号，页5。
[34] North China Herald，July 25，1910，p．205．
[35] 据“顺直国会请愿同志会关于刘春霖信件”，谓：第二次请愿，保定一地签名者三万余人，山东十二万余人，其他各省“又各数十万人”。见“专件”，《顺天时报》，宣统二年七月一日；惟《时报》（宣统二年四月七日）、《中外日报》（宣统二年三月十三日）均谓山东仅六万人。
[36] 根据各地方要求即开国会致军机处电，湖南绅商学界陈炳焕等2 550人，贵州钱登熙等4 188人，四川士民刘紫骥等21 150人，广西8 798人。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收电簿》；另直隶、河南、福建、山西等数省各数千人，奉天万余人，分别向督抚要求代奏速开国会。见《国风报》，第1年第26号，页100。
[37] 温世霖因此获罪发配新疆。见“中外记事”，《国风报》，第1年第32号，页109—110；第1年第33号（宣统二年12月1日），《谕旨》，页4—5；革命爆发后获释。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页93。
[38] 四川罢课情形，见四川省总督赵尔巽电奏；奉天罢课请愿，见东三省总督锡良电奏。均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簿》。
[39] 按督抚经过电商之后，同意即开国会的有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澄、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反对的为两江总督张人骏。张氏以为救时之道不在国会，而是整饬吏治与兴办实业。另有直隶总督陈夔龙及陕西巡抚恩寿则主张先设内阁后开国会。见《记载第三》，《东方杂志》，第7年第10期。
[40] 其实士绅亦非一致的看法在一。片请愿声中，尚有人谓请愿为胡闹之举。请愿者言无国会必亡国，保守者言“国宁至亡？亡国为兵连祸结之终局。庚子一役金瓯无恙今奚所睹而无病而呻而言国会。”又有人说：“国会非枪非炮，非雷非舰，不足救亡，徒自扰攘。”更有人说：“国会名义爱国，防圉侵害，或转召亡。”见张謇，《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0，页1011。
[41] 第一次请愿割指写血书者有浙江人郭毅，其血书词曰：“以血购国会，国会乎！血乎！”见《顺天时报》，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三次请愿时，有奉天学生赵振清、牛广生在北京当众演说，谓“各国立宪率皆以流血购之，某等今请流血以为诸君后援。”欲拔刀自杀，为请愿代表所阻。二人终各割臂腿肉一脔，以了心愿。见《顺天时报》，宣统二年九月七日；《申报》，宣统二年九月十四日。
[42] “Delegates in Peking，”North China Herald，Jan．28，1910，p．83．
[43] “谘议局代表孙洪伊等请开国会书”，《东方杂志》，第7年第1期，页11—17。
[44] “谘议局代表孙洪伊等呈”，故宫博物院藏原请愿书，按第二次请愿书九件至今尚未正式发表。
[45] “社论”，《顺天时报》，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46] “谘议局代表孙洪伊等呈”，故宫博物院藏原请愿书，按第二次请愿书九件至今尚未正式发表。
[47] “谘议局代表孙洪伊等上监国摄政王书”，《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页147。
[48] “谘议局代表孙洪伊等上资政院书”，《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页145。
[52] “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国风报》，第2年第7号，页28—29。
[53] “社论”，《时报》，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54] 资政院院章第十五条：“议案应由军机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先期拟定具奏请旨，于开院后交议”，是议案之提出，全以君主命令行之，可见资政院仅为咨询机关。第十八条：“资政院于军机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咨送核议事件，若仍执前议，应由资政院总裁、副总裁及军机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分别具奏，各陈所见，恭候圣裁。”大臣不以资政院所议为然，则分别具奏，恭候圣裁，是大臣不负责任，资政院等于具文，如资政院有异议而朝廷不以为然，朝廷可引用第五十六条“有轻蔑朝廷情形，而谕令解散”，尤可见资政院不具议院之地位。
[55] 各省定额见第二章第二节表4。各谘议局推举两倍人选，然后由督抚圈定定额人数。由此观之，所谓民选，亦未尽名实相符。
[56] 因新疆缓办地方自治，谘议局尚未成立，两名资政院民选议员缺如。又因民选议员仅得98人，钦选亦缓派2人。名单详附录二。
[57] 《北华捷报》谓：“三月余之第一届院会……民方议员展其剖析议案能力，亦如各谘议局之请愿热潮，玩弄法律于掌股之间。议论处处引经据典……”North China Herald，Jan．6，1912，p．12．
[58] 按为湖南议员罗杰提议。罗氏提案演说要点：“（一）此议案请即作为上奏案；（二）此议案不决，即各议案皆不能决；（三）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有不开国会全体辞职之说，而各省人民已次第倡不开国会不纳租税之议，是舆论所在，非议员一人所独赞成。”见《申报》，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59]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页146—149。
[60] 罗杰将提案提出之后，发言支持者有于邦华、陶镕、陈树楷、易宗夔、牟琳等一，均为第、二次请愿之参加者。见《申报》，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62] 按曾氏藉湖南公债案借题发挥，详见U．S．D．S．893．00／482“The Constitutional Assembly，”Enclosure 7。
[63] 对两方议员情形，美国在华公使有一则批评谓：“资政院议员表现了他们无上独立的精神及其尊严与权力感，此实使清廷及观察家大感惊奇。民选议员紧握控制议会之权力已大获成功，钦选议员已在彼等之牵制及左右下。议事及票决均以民选议员为转意。几位显得有卓越能力及善辩之民选议员，已成为该院之领导者。一事本有两面，民选议员阻止不利于彼等之辩论，是为议事方法上之缺点。因此钦选议员几乎全部受到压制，几无人敢于开口。但尊重个人意见，多数议员并不谂熟于如何坚持听证之进行。”U．S．D．S．893．00／482．
[64] 易宗夔，“言语”，《新世说》（湘潭，1922），页25；《时报》有一则称道雷氏之短评：“雷奋君者，今日议场之健将也。眼光犀利，口齿明快。”其对于理藩部之无政策，攻之体无完肤。见《时报》，宣统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按雷奋（1877—1919）江苏松江人，有生员功名，日本早稻田大学卒业，任《时报》记者，曾入江苏巡抚程德全幕。当选谘议局议员后，再选为资政院议员。张謇称其为“谘议局之英”，“上流之辩才”。革命后再度辅佐程德全。酝酿组织临时政府时期，多所奔走，为南京会议江苏代表。一度担任浙江军政府财政司司长。民国六年短期任财政部参事。感时不我予，退出官场，在上海执业为律师，颇负盛名。民国八年以伤时而逝。张謇有悼亡诗：“少我二十四，悲君四十三；上流才是辩，中寿折何堪。蛛隐逃丝苦，虫寒蛰户甘；有闻终鹤泪，长断痛鸡谈。早失惊鸾妇，旋凋恋鲽男；浮沤何事好，无路问瞿昙。”见张謇，《张季子九录——文录》，卷7，页8—9。
[65] 《时报》短评：“资政院议员中之易宗夔，人称水浒传中之李大哥。李大哥妩媚煞人，易君亦妩媚煞人。”见《时报》，宣统二年十月九日；易氏著有《新世说》一书，对清末民初人物颇有记述。
[66] 易宗夔，“言语”，《新世说》，页24。易、罗两人在清末三年中一致为宪政而努力，成为至交。民国以后，以政见不同交恶，分道扬镳。
[67] 美国驻华公使对资政院之报告及批评甚多，尤以U．S．D．S．893．00／482，492，495，509各篇为最详尽；《时报》及《顺天时报》亦多有评论，散见开院时期两报日刊。
[69] “资政院奏参军机大臣责任不明难资辅弼折”，《国风报》，第1年32号，页90。
[70] 以上演说，译自美国驻华公使报告，见U．S．D．S．893．00／492。
[71] 伧父，“中国政治通览”，《东方杂志》，第9年第7期，页23—24。
[72]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12期，页170。
[73] 以上各议员演说，见“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12期，页170—177。
[74] 《国风报》，第1年第32号，页89—92。
[75]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12期，页175。
[76]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12期，页174—177。
[81] 按宣统二、三年间，清廷向外借款不下四处之多，总数不下一亿五千万元，虽各有名目，要皆有助于解决清廷之财政困难。见《国风报》，第2年第7号，页97—99。
[82] “译电”，《民立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三日。
[83] U．S．D．S．893．00／509．第二届资政院开议时，武昌起义已十日，若干议员均请假不到。开院十天之后，人数更形减少，不足百人（总裁李家驹谓应到130人，有92人即可开议。见《顺天时报》，宣统三年九月初八日）。到了九月十八日（11．9），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参加投票者仅得87人（见《顺天时报》，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通过宪法十九信条时，仅得议员84人（U．S．D．S．，893．00／790）。由于人数过少，十月初被迫停会。十月初七（11．27）再度开议，出席者减至30余人（见《顺天时报》，十月初八日），已不成其为议会，这三数十人多为北方八省代表。大多数议员之不到会，显示他们已不再承认清政权之存在。有名无实的资政院，亦不再为人重视。因此，本书对第二届院会亦不具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