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立宪派的言论机关

20世纪初叶，报纸杂志是主要的宣传品，尤其是报纸，其影响面广，发生的效力宏大。有人谓此时的新闻报导，可以“驱人于战争”。^[29]针对着人们的心理，加上日益改进的宣传技巧，其所发生的作用，自然是不可限量的。

清季报纸杂志的发展，在大城市已有相当起色。善用其宣传价值者，已大有人在。适值立宪与革命运动勃兴，当时的报纸杂志，除了极少数纯商业性者外，无不各有立场，或赞同革命，或属意立宪，各为自己的主张而鼓吹。探讨此类带有政治色彩报刊的言论，可以发现他们似乎都本着一些共通的原则：先提出一个目标，形成一致的舆论，继而鼓吹一致的步骤与行动，且相信其所提出的步骤可以达到预定的目标。此与现代传播学原理，颇有暗合之处。^[30]

立宪派的宣传机关，以他们的理论指导者梁启超而言，便先后控有《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三种刊物。^[31]但是梁氏所处的地位隔绝，刊物行销颇受限制。为推广立宪论，他极力鼓励同志多引其他刊物，以为辅翼，而张声势。立宪派人亦感到全面舆论的重要性，或伸展个人或团体的影响力，拉拢既有的日报杂志为立宪着论，或新创言论机关，同声呼应。

在一片立宪声中，势难将当时所有的立宪论刊物逐一分析，即使分析，也仅能窥其表面一般，不易确知其言论形成的根源。这里举出几种代表性的报刊，从所有权方面去探讨。现代化的消息媒介物，无论是报纸杂志，或无线电电视，均可由不同的股东所有，受不同的股东的影响。同样，许多个消息媒介物，表面上名称尽管不一，分布在大城小镇，而背后却只有一个后台老板，由他一人在幕后操纵主持。^[32]数十年前的消息媒介物——以印刷品为主，何尝没有同样的现象。立宪派人的言论机关，情况便是如此。

立宪派的报刊广被各大城市，但是他们看准了上海、北京的枢纽地位，主要的言论机关，大多设在这两个地方。日刊方面，以上海的《时报》、《申报》、《中外日报》及北京的《国民公报》最具代表性。《东方杂志》是期刊中宪政论之最具规模者。他们的业主有共同的信仰，暗中作网状沟通，说法一致。下面请逐一略为讨论。

一、《申报》：创刊于同治十一年（1872）。原为英商美查（Ernest Major）在上海的商业新闻。早先，由于其纯以营利为主，美查以笔政委诸华人，甚少过问。该报原无一定的政治立场，惟以一向态度保守，有时虽亦作时政论评，大体上是维护清廷尊严的。此种态度，几三十年如一日，无何改变。戊戌变法时期，该报由黄式权主笔，竟昧于时势，指康梁为叛徒，因此大为国人不满，销路一度中落。到了光绪三十一年，改聘金剑华、雷曜为编辑，实行改革。是年第一篇社论，开宗明义即引梁启超的言论，是为该报自保守而转向革新的开始，以后建设性的论说，时有积极的表现。^[33]

光绪三十三年，席子佩以七万五千元将《申报》买下，这是该报的一大转变。转让的细节如何，不得其详。但从该报五十周年纪念专辑中各家的纪念文字看来，国人欲利用其久远之历史作为政治宣传的机关，似乎是很明显的。张謇是促成转让的主要有力人物，也是直接想利用该报为立宪宣传的筹划人。《申报》编辑雷瑨说：“时吴中某名士甚得席君信任，意将总揽全权。”^[34]所指某名士，即为张謇。张氏与席子佩交往有年，他们对中国的政治改革，观念上极为相近。光绪三十三年（1908）时，立宪之议大动，张与汤寿潜等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已看出利用报刊以广宣传的必要，买下《申报》正是时机。自此《申报》受张謇左右，为时几二十年。编辑张继斋曾谓自丁未（1907）以后，《申报》“力倡立宪”，^[35]对于革命则持反对态度。武昌革命军起，张謇先主力剿，《申报》亦作是论。冯国璋攻下汉阳，《申报》竟贴出号外，致为革命党所捣毁。及至张转而赞助共和，《申报》始改变言论，同情革命。^[36]

关于《申报》的立宪论，兹节录其鼓吹请愿国会二则于下，以见一斑。其一：

国会乎，权利乎，举而与之，是在立宪；争而得之，在吾国民。^[37]

其二：

欧西国会，以流血求之，中国国会，以笔墨请之，此中国之文明胜于西人者也。然欧西以流血求之而效，中国以笔墨请之，而屡不效，此最足惹起世人之注目，荧惑中国之观听者也。记者敢以一言解之曰：干戈乃不祥之物，诚至则金石为开。昔闻某代表宣言，国会一日不开，则请愿一日不止。今苟逐年进行，自三四五次而至九次，必有达到目的之一日。届时欧西流血诸先辈，必愕眙相顾曰，此古代文明国，洵非我辈所能及也。^[38]

二、《时报》：光绪三十年（1904）《时报》创刊于上海。主持人狄葆贤，举人出身，曾留学日本。狄氏为康有为之弟子，与梁启超为至交。因受梁氏的影响，早年思想颇为激进，参加过唐才常所领导的自立军。事败之后，灰心武力革命，态度转趋温和。此一转变，与梁启超如出一辙。狄氏认为民智幼稚，欲改革有望，必须先从开启民智着手，尝有“国自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之名句。决心入言论界，因创设《时报》。^[39]

《时报》的言论，不仅受狄氏的影响，又因康梁的经济支持，始终以君主立宪为本。据说该报的开办资金系利用自立军的余款。^[40]另说该报的资本，狄氏占十之七，康梁十之三。^[41]证诸康梁方面的直接史料，《时报》在初创时，即得到康梁的投资。发刊以后，康梁又曾继续提供经济援助。康有为说，光绪二十九年（1903）筹办《时报》，经拨七万元为股本。次年再拨两万，以后（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又拨两万余，并交代三年利息三万余。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康氏拨过的款数总共约为二十万。^[42]梁启超也说他曾将广智书局的股本一万余加股于《时报》。^[43]显然《时报》的资金大部分得自康梁。保皇会本为一拥有庞大财力的组织，早先的诸种活动皆甚有计划，尤其重视言论宣传，四处有其喉舌机关，《时报》不过其一而已。^[44]

《时报》的资本虽大部分由康梁提供，但康梁甚少干涉报务，以《时报》自始即为君宪发言之故。执笔者有雷奋、陈景韩（冷）、罗普（孝高）、冯挺之等人。雷奋日后与狄葆贤均当选为谘议局议员，雷氏更成了立宪派的一员能将。

狄葆贤与张謇亦极为接近。张謇每至上海，常以《时报》之书斋“息楼”为下榻处。康梁与张謇之间的意见沟通，颇得力于狄氏。到了辛亥年，息楼更成了革命与立宪两派人物之间意见折中的场合之一。^[45]

关于《时报》的立宪论，节录其攻击专制及赞助宪政论一则如下：

中国今日之时代，专制与立宪政治过渡之时代也，故本报著论，恒欣然以专制、立宪政治之得失为比较。盖欲摧挫专制之末运，奖翼宪政之新机，不厌反复详言之，使政府与国民咸洞悉其所以然之故，灼然而无所疑，而一般之心理皆趋向于立宪政治之途。以舆论而造成事实，此则本报之天职，亦记者所希望也。故中国存亡之问题，实以能否确立立宪政治之基础决定之。^[46]

三、《中外日报》：汪康年为《中外日报》的主持人。汪氏为进士出身，自始至终皆主渐进。其与立宪派之关系，远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组织强学会，汪氏为其中之一员。光绪二十三年，他与梁启超主持报务，稳健过于梁氏，因之一度与康梁分手，改《时务报》为《昌言报》，不久又改为《时务日报》，最后再改为《中外日报》。由此可知，《中外日报》可溯源至《时务报》，一脉相承。汪氏始终未尝离开过言论界。时人谓《中外日报》“占政界一部分势力”，因其渊源久远，言论一贯，并非过誉之词。立宪运动发生之后，汪氏又别创《京报》于北京（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元年），以后又创《刍言报》三日刊（宣统二年至三年）。

汪氏以不暇兼顾上海、北京两地的报务，且年老多病，遂将《中外日报》转售与上海道蔡乃煌，时为宣统二年二月。蔡乃煌原为一极端保守之官僚，表面挂出“大改良”的招牌，实则阿谀清廷，不足为人重视。惟蔡氏尚不敢完全漠视戊戌以来汪康年所立下的开明言论传统，对于立宪派的言论及活动，仍时有转载及报导，然已难言其为立宪派之喉舌。^[47]

关于《中外日报》之立宪论，节录其“立宪救国论”一则如下：

吾国国势阽危，至今日而极矣。苟欲救亡，舍立宪外，即无他策。夫救亡所以必须立宪者，其原因本非隐奥，盖不出下列二端：一为外患，一为内乱而已矣。^[48]

四、《国民公报》：立宪派报刊中，《国民公报》创设最晚，为立宪派共同决策下的产物。在各省谘议局成立之前，徐佛苏受梁启超的敦促，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自日本归国，积极联络立宪派人士。他们有感于辇毂之下，必须设一言论机关，俾直接影响朝廷，因于宣统元年决定在北京发行《国民公报》，即由徐佛苏为主撰。经一年之筹备，遂于次年七月正式发刊。

徐佛苏原为华兴会会员，曾参加过黄兴领导的湖南起事。失败后走日本，与梁启超结识，转而从事立宪运动。^[49]徐氏原籍浙江，在长沙出生（1880年生），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曾在《新民丛报》发表过立宪改革论。梁启超受到他的影响，放弃其十年二十年之开明专制论。^[50]

徐氏主持下的《国民公报》，尚未获见。根据该报的发刊预告，谓：“缘起：系由各省谘议局议员多数同志组织而成。专以国民公正之意见为主，故名为《国民公报》。宗旨：在于监察宪政之进行，鼓吹国会之速开，培植政党之基础，巩固本省谘议局之实力，输入世界之常识。故凡关于国家之根本问题及世界之趋势多所采辑，其事之涉于一局部者，则以政治上统系的眼光酌别论。”^[51]据徐氏说，该报在发刊之前，即与梁启超约定：“报中论文应贯彻《国民公报》之名实，专对国民发言，而痛除并时报纸上两种积习，一不对政府及私人上条陈，二不对革〔命〕党及他派下攻击。”^[52]梁氏“每三四日平均寄文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国民公报》“遂为立宪运动之大本营矣”。^[53]由于该报指驳清廷之敷衍预备立宪，曾一度被迫停刊。^[54]

《国民公报》不仅是立宪派在北京的宣传大本营，同时又是立宪派人在北京活动的根据地。请愿国会时期，立宪派人以报社为集合地点，三次请愿不遂要求，在报馆中曾有重大决定，立宪派人对待清廷的态度为之一变，此当留在后面叙述。

五、《东方杂志》：《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期刊，创刊于光绪三十年（1904）。检视该杂志在清末八年间的言论，几乎为《新民丛报》的副本。正当梁启超主张开明专制之年（光绪三十一年），该杂志五月号的“利用中国之政教论”，认为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两者都不是中国的出路。唯一的办法是“即专制之政教而因以为功”，与梁启超同一论调。同年十二月号，又有“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谓立宪势在必行，惟必先普及教育，亦与梁氏的说法相似。到了光绪三十三年二月，该杂志“宪政初纲”临时增刊，内有“人民程度之解释”一文，强调不必等待教育普及，只有及时立宪，才能提高人民程度。所有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几等于后期《新民丛报》及《政论》的翻版。

《东方杂志》何以赞成立宪？此与其实际发行人张元济很有关系。张氏的思想一向稳健，其从事文化工作，目标即在培植国家潜力。张氏曾参与戊戌变法运动，与张謇和梁启超等素有交往。宣统元年（1909）曾函约梁氏为《东方杂志》撰文，商务印书馆亦愿为梁氏出版其著作，双方商洽，多由梁的好友汤叡（觉顿）居间。^[55]张元济与张謇的往还尤为密切，江苏省的若干公益事业，多由二人共同策划和推动。全国教育会亦在他们领导之下。预备立宪公会改组之后，两人分别担任正副会长。张元济之赞助立宪运动，甚受张謇的影响。《东方杂志》的主笔孟森，似为张謇所推荐。由此可知，《东方杂志》与立宪派实有深切的关系。

孟森为江苏武进人（1868年生），以廪生游学日本，卒业于东京法政大学。因为仰慕张謇、郑孝胥的名望，加入了预备立宪公会，担任干事，为立宪运动而努力。^[56]光绪三十四年就任《东方杂志》主编，此后四年间，利用该杂志鼓吹宪政，不遗余力。孟氏尝说：“宪政筹备不能据官文书以为定评，必须社会监督始有实效。”因此特辟“宪政篇”专栏，每期报导有关宪政消息，今为研究立宪运动不可或缺的资料。孟氏在该杂志所撰文字，起初均直署姓名，当选谘议局议员后，改用“心史”笔名。后以有人指控议员暗通报馆，“宪政篇”改头换面，编入大事记栏中，不再署名。孟氏为立宪派中干才之一，报导深刻生动。为了谘议局的选举，曾举办各省议长当选预测。其启发国人注意权利运动，用心良苦。请愿期间，孟氏的奔走呼吁，尤令人称道。著有新编《法学通论》、《谘议局章程笺释》、《城镇乡地方自治详解》、《地方自治浅说》等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当时立宪派人的必读著作。

以上所举，为立宪派比较重要的宣传报刊及其言论大要。立宪派人在各省又有地方性的宣传品，如四川之《蜀报》、贵州之《黔报》、《西南日报》、福建之《建言报》、山西之《晋报》、预备立宪公会之《宪政半月刊》（后改为日刊）及若干名目不详的报纸杂志。君宪呼声，一时弥漫全国，于是宣统元二年间，展开成一连串的国会请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