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宪言论的指导者梁启超

立宪派热心君主立宪，他们的目标不变，而宣传方式则前后不同，梁启超可为代表。

梁启超是立宪派的理论家，他的言论指导着立宪派人的宣传及行动。梁氏自戊戌政变之后东走日本，直至民国元年归国，先后度过十四年的亡命生涯，虽几度力图有所行动，而终归失败，不得不仍“以言论为依归”。梁氏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放弃其激烈主张之后，转而寻求温和改革之道，一意为君主立宪发言，期望中国能在渐进的道路上，获致改革，图存图强。^[1]他的一套说辞，远法西方哲人的思想，近取日本的维新事实，开导建议，总以走向立宪的道路为原则。他一方面敦促清廷采取立宪行动，一方面为立宪派人士提供方策，形成一致的舆论。立宪运动的开展，实为其直接间接所促成。

光绪三十一年（1906）梁氏在《新民丛报》上刊出“开明专制论”，提出了他的立宪主张。这是一篇一石二鸟的文章，一方面他要否定革命论，另一方面又要敦促清廷改革。他的立论极为巧妙，在瓜分危机重重的当时，中国不宜革命；革命必使动乱发生，予列强可乘之机。然中国亦不宜骤然立宪，盖立宪需要条件，在人民程度尚未“及格”之前，骤然行宪，“徒致纷扰而已”。所以应当采行开明专制，作为立宪预备的基础。^[2]

所谓开明运动（Enlightenment），在西方已百有余年。人民的权利思想与义务观念，得思想家之启发于先，开明君主之让权于后，君民始糅合而为一体。日本亦经二十二年的准备，尊君权，导民权，始克奏维新之功。梁氏的开明专制亦着眼于民智的启发，君主的开明。他认为中国必须采行立宪，但在立宪之前，必须有一段开明专制时期，为君者可以继续专制，但态度应该趋向开明。一面改进施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一面广设学校，培养民智，使人民能行使民权，如此便可建立立宪的基础。所以他说：“开明专制者，实立宪之过度也，立宪之预备也。”^[3]又说：“今日中国当以开明专制为立宪之预备”，“当以政治革命（即立宪）为究竟主义”。^[4]

但是此一开明专制的时期要多久呢？梁氏受日本维新的影响，以为“日本之行开明专制也，二十余年”^[5]，中国似乎也不能少于此。他在开明专制论中指出，预备立宪不是一蹴可及的。“在承平之时，有一强有力之中央政府，网罗一国上才以集其间，急起直追，殚精竭虑，汲汲准备，而最速犹非十年乃至十五年不能致也。”^[6]又谓达到立宪目的，“期诸十年二十年以后”。^[7]他实际上也不知道究竟需要多久的开明专制，所以他说：“夫以吾所忖度，则君主立宪制，非十年乃至二十年以后不能实行。”^[8]大致他倾向于十五年至二十年的期限。有此一段时期，人民的议院能力才可望培植起来。

但是如何才能使清廷走向开明专制呢？梁启超所提出的办法是加以“劝告”。光绪二十九年以后，他在《新民丛报》所发表的文字便是采取一种温和的劝告态度。他一面驳斥革命言论，一面劝促清廷接纳他的开明专制建议。他又再三呼吁，凡是立宪派能执笔为文者，应同时劝告政府，“开明专制行得一分，则国民实力增得一分”，行宪的机会也增得一分。^[9]此外，他又暗中与清廷显要往还，劝诱他们接纳他的意见，转而劝告清廷，迅速采取立宪预备的步骤。光绪三十一年间，他为端方所作的“考察宪政奏议”，“凡二十万言内外”。^[10]他这时——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热衷立宪，持论多有学理根据，而态度亦相当客观。他希望中国真能从开明专制做起，待民智开启之后，逐步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

梁氏的立宪论，以当时中国的国情而论，何尝没有独到之处。立宪政治的第一个条件，是要人民有运用议会的能力。培植此种能力，自必须从教育下手。教育为百年大计，二十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九年的预备时限，较之梁氏的建议，至少缩短了一倍，照理梁氏应该满意了。但不旋踵间他又改变了论调。光绪三十二年以后，他放弃了他的施行十年二十年开明专制的主张，不同意九年预备，而要求从速召开国会。^[11]

梁氏的改变，难免有自相矛盾之处。但他又有一套自圆其说的说辞。对于他一向所重视的人民程度，便下了一番苦心去加以辩解。过去他说人民程度不及格，无议院政治能力，不能骤然召集议会。现在他说人民程度是比较性的，以中国人比西方人，固然程度不如，但中国人的议会是监督中国人的政府，因为中国政府的程度也比不上西方政府，同样低下。以低下的人民监督低下的政府，无何不可。直截了当地说，官吏来自民间，同是国民，“同受一国历史地理政教风俗之感化”，“未有朝皆俊杰，野无贤才”之分。官吏既能在政府当差办事，人民何以不能在议院议决政策？同是国民，岂能谓入政府则可，入议院则不可？^[12]既然有人堪为政府官吏，岂独无人堪为国会议员？“此犹谓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天下宁有是理？”^[13]

进一步言，人民也并非全为无知无识者。“十年前主张变法维新，启沃君心，浚发民智，开今日宪政之幕者”，是民间的人士；“十年以来主持全国风气，矫正舆论，发扬国光，以维持国家权利者”，是民间的人士；“吸纳世界知识，研求专门学问，吐宪政之精华，握改革之枢纽者”，也是民间的人士。^[14]何可谓民间皆属愚昧顽劣？再说，国会议员经由选举而产生。选举有种种条件之限制，并非人人皆可成为议员。即以资政院及谘议局的选举而言，于千万人中择其少数有程度者畀以选举权，又于千万人中择其少数有程度者畀以被选举权，“又何有人民程度不足之虑耶”？梁氏认为“今议员即四民之秀者”。各省谘议局议员，自筹办以讫开会闭会，其所办理之各事，皆我国目前未有之创举。然而各省议员“处之裕如，各有条不紊”，亦足以表示人民程度已足。“夫一省议员既能运用一省之议会，而谓一国议员不能运用一国之议会，吾不知其界限何在？”于是他否定了前此自认人民程度不及格之说。^[15]

在学理上，梁氏引用孟德斯鸠的“政治道德”说，强调立宪国重视道德。人民之是否能监督政府，但视政府官吏的政治道德高下而定。如果政府官吏不讲求政治道德——操守，人民的程度再高，亦是督不胜督，监不胜监。换言之，只要政府官吏重视操守，即使人民程度稍有不逮之处，议会政治仍是可行的。^[16]

即令人民程度真有所不足，他认为在开国会之后，还有方法可以补救。因为开了国会，必然有政党的产生，政党可以训练人民的程度：

务所以进取国民程度而长之者……则惟政治团体，用力常最勤而收效常最捷也。……故为政治团体者，常从种种方面以训练国民，务养成其政治上之能力。……政治团体诚增进国民程度惟一之导师哉。^[17]

过去梁氏曾主张从地方自治着手，以促国民程度的养成。清廷亦袭取其说，强调先办地方自治。今梁氏既改口言政党陶冶国民程度，不得不承认“吾党前此亦误此〔地方自治〕说”，大有失悔其言论沦为口实之慨，不得不力为强辩，因此他说：“假国会以养成政治能力，为道尚稍易，假地方自治以养成政治能力，为道尤难。”^[18]

其实梁氏的种种说词，都是表面的理由。他所担心的，第一是内忧外患的严重，惟有藉国会可得转机，国会可以缓和列强的压力，可以遏阻革命的发展趋势。清廷何尝没有相同的看法，无奈其所推行的所谓预备，不知轻重缓急，若干措施，更是有名无实。革命党痛斥其存意欺骗，立宪派人亦责难其乖谬敷衍。梁氏在“国会期限问题”一文中，力数预备之不切实际，政治败坏之一如往昔，微论九年不能预备出宪政，就是九十年后政治现象亦无好转可能，且必每况愈下。他声言若不具体以国会昭大信，立宪预备者，徒增革命党的口实而已。革命一旦爆发，国家在动荡中将有灭亡的危险。当然梁氏也不敢说有了国会便可以救亡。“虽然，无国会而一听现政府之实行恣虐，不负责任，则有死无生，其势已洞若观火。即使开国会而无救于亡，则亦等亡耳，而况乎有国会犹或可以图存于万一也。”^[19]

其次是宪法的编定问题。过去，梁氏认为立宪之不能一蹴而至，宪法不易编定是一大原因。他尝指驳比照抄袭他国成文宪法为宪法的轻率，也曾强调宪法必须合乎国情，建立健全政府机关为先决条件。^[20]现在，他一反其说，认为宪法最贵浑简，易于编定：

宪法者，根本法也。与一切单独法、手续法，大有繁简之不同。荦荦数十条成文，即可确定君主之体制与权力，其余细目皆可列之于他种法律中。公法学者谓宪法最具浑简，最贵有缩伸力，此深明宪法与各种法规之区别者也。^[21]

但是他又担心清廷在开国会之前，颁一钦定宪法，大权仍操诸政府，有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那他的苦心与立宪派人士的希望都要付之流水了。因此，他不得不改而要求先立国会，让人民参与宪法的编定：

今日一般舆论，多有主采用协议宪法者，推其用意，以为宪法纯由钦定，则将来人民必常倡改正之议，反而牵动国体。故不如采用协议宪法之可垂诸久远。……倘政府果能采纳此说，则吾国一面召集国会，一面编定宪法，更易着手。^[22]

梁氏搜罗诸种速开国会的理由，或委婉陈说，或积极建议。他希望在宣统四年、五年之间能够召集国会。然由于痛愤清廷之腐败敷衍，措词往往十分激烈。他说如不接纳其建议，不出数年，“民变兵变”必起，“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23]他哪里料到宣统四年五年也不可能在历史上出现。

梁氏力言国会必须早日召开，最直接的目的在监督政府。然政府之是否受监督，又系于一个对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在预备案中，有九年后召集国会之程序，但责任内阁何时成立，则只字未提。清廷或许以为传统的内阁就是议会政治所指的责任内阁。梁氏对于九年之期已不能满意，对误解责任内阁更难容忍，曾多次为文驳斥。他指出内阁系对国会负责，而非附丽于君主一人。“有国会则有责任内阁，无国会则无责任内阁。”^[24]梁氏的立宪论，又向前逼进了一步。

然则如何始能使清廷早日召开国会，同时成立责任内阁？梁氏所提出的办法是“要求”。往日他为开明专制，主张劝告，今则为国会与内阁而从事要求。他似乎以为从前言劝告，是消极的，现在的要求，则是积极的。消极积极态度之不同，必须因时因势而异：

劝告开明者，因立宪未能实行之时，监督政府之机关未立，而于政府之举动又不容默尔而息，故从而劝告之。若要求立宪，则其精神全在要求此监督机关之成立，而国民乃始不立于局外之地位矣。^[25]

梁氏决意发动立宪派人士，迫促清廷及时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他强调立宪由要求而得，非由钦定而得。他认为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与立宪前途“殆无关系，最多是小有关系。”因为受了英国宪政发展的影响，他想利用英国人的经验，也来“权利请愿”，想用“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的办法，达成其要求的目的。因此，他说：“天下无无代价之物，由专制而变为立宪，是旧权利者权利之限制，而新权利者权利之取得。被限制者非至万不得已，而势不肯相让；而欲新得权利者，非有勤劳，不足以易之。故立宪事业，未有不由人民之要求而得之者。苟人民未尝要求，微论其不能得也，即得矣，而必不能完全，而实行必不能有效。……孔子不云乎，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求在我者也。”^[26]又说：“真正之立宪政治，非俟吾民之要求，不能得之。”^[27]

要求国会，即当要求宪法和责任政府。此种要求，“如饥渴之于饮食，虽一刻不容稍缓，虽丝毫不肯放过也”^[28]。立宪派人得梁氏的启发，有了行动方针，此后的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便是在梁氏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综观梁启超的言论，虽然他有时猛烈抨击清廷，而他所提出的办法却是温和的。梁氏自与革命党分手之后，舍弃了激烈的路线，除了温和的请愿途径，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立宪派人之所以乐意接受他的理论，则由于其士大夫的处境使然。梁氏并无绝对把握从要求实现理想，然而立宪派人却以为此为可行之道，且相信必能达成愿望。因此，在梁氏的指导下，才有后日之三度大请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