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立宪派人的背景与结合
当选谘议局议员者为何类人物？有关他们的背景资料，目前所能得见者，仅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广东、贵州等十五省较为完整。江西、湖南、山西、甘肃、广西、云南等六省则残缺甚多。十五省完备资料中，除黑龙江之边远特殊环境不宜引为例证外，[41]有以下五大特色：
（一）他们是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级：表3所示，他们89．31％皆具有传统功名，相对的，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各种功名的分配，进士4．35％，举人21．27％，贡生28．73％，生员34．78％。依照张仲礼的分法，上层（包括进士、举人、贡生）占54．35％，下层（生员）占34．78％，显示上层绅士为多数。二十一省63位正副议长，进士有32人，高达50．79％；举人19人，30．16％；贡生3人，4．76％；生员4人，6．35％；不具功名者5人，7．94％，更可得见绅士阵营之强大。[42]
表3 十五省谘议局议员功名背景
资料来源：奉天：“奉天省谘议局第一次报告”，《奉天通志》（民国二十三年），卷155—156；吉林、黑龙江、直隶、安徽、福建、河南、贵州：“谘议局议员名录”，北京第一档案馆，抄件。江苏：江苏省谘议局议员名录（耿云志先生提供）；浙江：浙江省谘议局议员名录（耿云志先生收集）。湖北：“选举表”，《湖北通志》（民国十年），卷10，页72—73；山东：“宪政编”，《东方杂志》（宣统元年），七月号；陕西：“选举”，《续修陕西通志稿》（民国二十三年），卷43，页50—51；四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册3，页146—151；又见“四川谘议局筹备处分配议员表”，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成都：人民出版社，1981），页109—118；广东：广东省谘议局编，《编查录》（宣统二年），页1—7。
说明：包括候补议员在内。
以著者粗浅的了解，其他各省士绅当选的情形，亦大致相同。我们确知此1 643名议员中，总共有84位具有进士功名，[43]其百分比（4．98％）高于奉天等十五省之平均数。革命党人谭人凤对谘议局当选议员的批评说：“他们谘议局的人，不是翰林进士，就是举人秀才，在社会上潜势力非常的大。”[44]日人井一三郎于参观各省谘议局后，谓“议员大多为来自田间的读书人”。[45]其他类似之批评甚多，有相当的正确性。
（二）议员中不乏受过新式教育甚至留学日本者。新式教育的类型，或为日本归来的留学生，或为国内法政或经世学堂的毕业生，或在自治研究班接受过短期训练。[46]惟此类有新知背景的议员，极不容易获一完整统计数字。原因之一是资料不足，再则受过新式教育者，同时又兼有传统功名。中国社会一向重视传统功名，议员登记出身背景时，大多只填写功名资格，而省略其新知教育学历。我们查知，1 643人中，167人（10．16％）接受了新式教育，其中之本国学堂毕业者62人（3．77％），日本留学者105人（6．39％）。正确数字恐不下数倍于此，盖甲午以后，留学风气大开，数年之间，留学生已增至万余人。国内之经世学堂、法政学堂亦相继兴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各省普设自治研究所，施以八月之短期教育，研习宪政新知。士绅入新式学堂及研究所者甚伙。[47]以贵州为例，该省向较闭塞，然其经世学堂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即已成立。谘议局议员多为经世学堂之毕业生，且有4人为日本留学归来者。[48]又据日人井一三郎之观察，河南省议员96人，“有新知者三分之一”。[49]美国驻华公使馆秘书丁家立（Charles Tenney）说：“少数受过教育者组成了立宪派，他们具有才干与热力，进一步控制了谘议局及资政院。”[50]刘厚生更强调“当选的议员，以主张立宪留日归国之学生为大多数”。[51]此类批评，盖不无根据。
（三）议员中颇多曾任政府职官者。我国传统社会，学而优则仕，人人竞争功名，旨在获得一官半职。士绅议员百分比既高于八十九，担任过政府职官者自不在少数。根据不完全之资料，进士议员中有曾官至监察御史者；曾任主事、知府、知县、教授者甚属普遍。举人贡生议员中，亦有不少出任过知县、内阁中书、教谕等职者。惟生员议员，由于资格上之限制，大多不曾获得官职。谘议局议长、副议长之有政府经验者最多。63位正副议长中，曾出任中央或地方官吏者40人，且多为中级以上官吏。（见附录一：“各省谘议局议员名录附录”）
（四）议员多出身富有之家。由于候选人大多不愿以资产登记，财富一项在资料中最属贫乏。以5 000元资产资格当选的议员，仅陕西得7人、山东1人、贵州1人，他省应有类似之情形，盖陕西并非富庶区域，该省如此，沿海及江南各省应是过之而无不及。再按清季实情，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为不争之论。尤当注意者，中国传统社会中，功名与财富往往接合不分；贫寒者固有机会获得功名，而财富直接间接予争取功名者若干方便。如果说有功名者大多相当富有，为平情之论。各省议员既大多出身士绅阶级，他们的富有，想象可知。选举时不愿显露财富，所以才以功名资格登记。
（五）他们大多是43岁上下的中年人。目前所获资料，奉天、黑龙江、江苏、湖南、四川等五省议员的年龄记载完整。平均奉天45岁、黑龙江40岁、江苏42岁、湖南45岁、四川42岁，五省平均为43岁。（见附录一：“各省谘议局议员名录”）
出生背景的大略情形如此。[52]根据此五种背景，可得一结论：谘议局议员大多数为具有传统功名之士绅；若干士绅同时又曾接受过新式教育；大多为有产阶级；高层士绅中多曾在中央或地方担任过官职，有一些政治经验，对政府有所认识。这些背景兼具传统性和现代性，主导他们在议会中的论政方向。
资政院民选、钦选议员的出身背景，仍以具有功名的绅士为多数，尤其是上层绅士的比例高达57．1％，下层绅士尚不足百分之十（9．18％）如以之与谘议局比较，各省谘议局之拥有进士功名者，仅得4．35％，而资政院中高达21．9％（见表4），显得功名越高，越有向中央发展的机会，可见传统的影响力仍然十分强大。
表4 资政院及谘议局议员功名背景比较
资料来源：见附录一：“各省谘议局议员名录”。
新式教育背景，以资料不全，无法深入了解。就目前所知，议员中有41人（20．92％）曾留学日本（民选者30人，15．13％；钦选者11人，5．61％，见附录一）。这是当时非常突出的现象。有新式教育背景者绝不止此数。新式成分在资政院中产生重大影响是为必然，尤其此40余留学归来者，受新知的激励，胸怀改革大志，力求表现也是必然的。
议员年龄，民选者平均得41岁，比谘议局的平均年龄（43岁）还要年轻一些。但钦选议员的年龄较大，平均在45岁上下，这是因为硕学通儒之当选者较为年长之故。整体而言，80％的议员都在30—49岁之间，超过50岁的，仅有16％、17％。（见表5）
表5 资政院议员年龄
资料来源：转引韦庆远、高放、刘文原，《清末宪政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页407。
大部分议员由士绅当选，是为必然。在政党组织不发达的国家，有势力的阶级常为社会的精英分子，我国传统社会中，士绅阶级即属此类。科举制度虽然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了，但在清亡之前，士绅阶级一直存在。根据统计，全国上层及下层士绅总数，约为145万人。政府机构中诸种职官位置及头衔所能容纳者，不过15万人。闲置无职位者，多至130万人。[53]如此庞大数字之闲散士绅，随时随地皆在寻觅机会，以达出仕目的。谘议局、资政院的意义虽然不尽为一般人所了解，或竟有人认为其为一种官职，而力为争取者，却大有人在，何况士绅一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谘议局、资政院为民意机构，以为其为当然之代表，大有当仁不让之势。尤其清季七十年间之内忧外患，士绅中不乏觉醒者，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其所期待者，机会而已。他们鼓吹立宪，以为宪政为救国之不二法门。谘议局、资政院既为宪政之起点，当然要力为争取。历史社会家韦伯（Max Weber）之“克瑞斯穆领袖”（Charismatic leadership）说指出：传统政权领导发生问题时，传统中必然产生特殊而有非常领导能力者出而领导社会之变迁方向，此类非常人物，多为德高望重者（virtuous）。[54]传统士绅一向受人尊敬，彼等之出而领导地方，得来自属容易，士绅之优厚条件，必然是谘议局、资政院的当选者。
更有进者，士绅原先已有组织，利用社团的左右力，操纵选举，使这次谘议局议员席次大部分落在他们手中。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后的各省预备立宪团体，发起于士绅阶级，吸收对象亦为士绅阶级，尤其是兼具新知的士绅。有了组织，进而插手谘议局之筹备事宜，竞争成为议员，掌握了谘议局的发展方向。各省预备立宪团体中，以上海之预备立宪公会影响面最大。张謇以该会领袖资格，一手创立江苏谘议局，选举之后，议员几乎清一色预备立宪公会之会员。张謇因此被拥为议长。另一领袖汤寿潜，虽不入谘议局，但在幕后操纵，辛亥起义后，浙江谘议局选出汤氏为首任都督，即为明证。福建方面，刘崇佑与林长民等皆与预备立宪公会之郑孝胥有师友关系，整个福建谘议局在他们的左右之下。贵州方面，下层士绅在光绪三十二年组织了自治学社，选举之前不久，上层士绅组织了宪政筹备会。选举结果，两组织会员分占了谘议局席次。一般而言，各省热心宪政之士绅皆有结合趋势。无论其组织是否周密，他们的行动随处举足轻重。社会学家莫斯嘉（G．Mosca）说得好：“代议士并非选民们的选举，而是议员设法让他自己当选，或者让他的朋辈将他选出。”[55]谘议局的选举与此近似。
从投票模式看谘议局的选举，“政府推行一项计划，受到此计划影响的阶层，其投票率必然较高。”换而言之，“盲目者不来投票，来投票者绝不盲目。”[56]清季受过新式教育者，多少知道何谓民权，何谓行使民权。在全国人大多数浑浑噩噩状态下，参加选举的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少数人，当选的也是这少数人。
再从财富观点论之，清季“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的观念，在士绅中已相当普遍。富有者欲争取议员席次，目的在监督政府不得滥科捐税，维护其财产的利益。富有者之左右选举，中外同趋，谘议局之选举自不例外，清廷也必然要在钦选议员中给予多额纳税者相当的名额。
此种种因素，皆为前述五种类型人物当选的原因。
谘议局、资政院成立之后，议员们结合而成一合法的党派，此即所谓的“立宪派”。他们自认是民间的代表，欲藉其合法身份，监督政府，早日实现宪政。他们似乎以政治人的姿态出现，与政府立于对等的地位。但立宪派并不是一个完备的政党组织，清末的政党尚在萌芽阶段。立宪派人虽然有君主宪政之共同信仰，进入谘议局及资政院后，颇有以此民意机构作为政党机关之势，然毕竟尚无统一之政党形式。今日来分析他们所持的态度，仅能就他们出身背景所形成的心理状态略作说明。
谘议局、资政院人士的心底是重视现实的。第一，他们的功名由统治者赏赐而来；统治者利用功名禄位笼络人心，千余年如一日；获赏赐者不察，反而以为受了“今上”的恩遇，其报恩效死的观念，一生牢不可破，三纲五常，尤不容有离经叛道的思想；再因科第功名为仕进的起点，一朝获得功名，便有参加统治阶级的可能性；即使没有仕进禄位的机会，功名为世人所景仰，在社会中永远居于优越的地位。他们唯恐现状改变，万一统治者被推翻了，那十年寒窗得来的功名将付之流水，原有的社会地位随之而废。因此，士绅是必然重视现实的。对于改革，有限度而不损及其既得权益的措施，他们可能表示赞同，而激烈的变动，势必起而反对。
士绅既属富有者，富有者为了维护其财经利益，更不容社会现状有所改变。社会心理学家何佛尔在他的名著《笃信者》（The True Believer）中指出，富有者恐惧社会有激烈的变动，富有者绝不会参加激烈的革命运动，[57]一语道破了传统阶级的保守性。
但是年龄与新知及新思潮的刺激，使士绅又有进取的一面。谘议局、资政院议员的平均年龄为43岁。值此鼎盛之年，思想仍趋于进取。再加上他们的新知，两者配合，在某种限度下，也还能见及国家的贫弱与内忧外患的严重性。清季的士绅阶级与日本幕末的侍（武士）一样，同处于大变局的年代，变亦变，不变亦变，显然洞悉国家必须求变才足以生存。基于此，他们是赞同改革的。但是中国的士绅与日本之侍亦有不尽相同之处。幕末，侍已失去了阶级的凭借，大多穷困潦倒，不得不自变，且勇往直前的精神是中国的士绅所不及的。在中国，科举虽然废了，社会传统依然维系着。士绅虽有新知的启发和新思潮的刺激，却不能毅然摆脱旧有的传统，而只能接受渐进的求变观念，盖渐进无损于既得的利益，藉推动改革的机会，还可以跻身统治阶层呢！
上述推论，可印证于当时人的批评及议员自身的表现。革命党《民呼报》谓江苏谘议局“宁苏两属议员多数之比较，则苏属较开通，而宁属较锢蔽”[58]。梁启超所主持的《国风报》报导，山东谘议局来自登、莱、青三府之议员，因受外界潮流之刺激，开通而有进取之精神；来自济、东、泰、武、曹、衮、沂等七府者，因僻处内地，交通不便，闭塞而顽固。比较之下，“东三府多主张急进，西七府多主张保守”[59]。贵州谘议局由自治学社与宪政筹备会员分占议席，时起冲突，盖自治学社多下层开明士绅，宪政会多上层保守士绅之故。[60]广东谘议局为禁赌案，议员之赞成与反对者各半。[61]资政院中，留日下层士绅之猛烈攻击清廷，与一部分议员之“昏夜奔走于权贵之门”，同为进取与保守性之使然。[62]
纵论谘议局、资政院人士的出身背景，可以确定他们有着相互矛盾的心理状态，既保守，又进取；在保守中求进取，在进取中求保守。一位社会学家说：政治人对于现存社会政治系统，不外“乐观与悲观”两种态度；抱乐观态度者，同意在现状下求改变；持悲观态度者，不存改革的希望。同意改革的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s），不存改革希望的，是革命家（revolutionaries）。进而言之，乐观者之希望维持现状，是保守的（conservative）；悲观者之绝望于现状，是反动的（reactionary）。[63]此正说明了谘议局人士的态度。士绅固不必为自由主义者，而其乐观于在现状下改革，正是其进取与保守心理的必然趋势。但是立宪运动并未成功，相反地，在谘议局成立后的第三年，辛亥革命发生了。这一批人卷进了革命的洪流中，他们在革命中有重大的影响。革命的成败，常在他们的进取与保守态度下摆荡。
有了以上的了解，便不难认识立宪派人在社会变动时可能扮演的角色。人们面对变动的社会，所取态度不外三个类型：激进、温和、保守。所谓激进、温和与保守之分，如果我们试用探测温度的方式去观察，所显示的就是对于时局的冷热反应。激进的要求改变现状，其热度可能超过了沸点。保守的冷漠改革，可能冷漠到了冰点。只有温和型的人，取的是中庸之道，不过热也不过冷。一般而言，走极端的少，持中庸的多。我们用一个菱形◇来表示，其位于上端者，是激进的；位于下端者，是保守的；位于中间者，是温和的，菱形表示其多寡关系。其实，激进、温和、保守这三个类型的自身又有程度的不同；激进中更有激进者，保守中更有保守者，温和型的也有或多或少程度上的差异。三个菱形并置，可能有一部分是重叠在一起的，其形状如图1。
造成激进、温和、保守的因素，除了家庭社会背景之外，教育更有密切关系。清季之世，儒家文化趋向保守，西方文化强势出击。接受西洋文化者进取，固守儒家文化者保守。革命党人多数羡慕西洋文化，力图效法；保守派固守传统，一成不变；立宪派半新半旧，有进取，有保守。再以三个重叠的菱形表示（图2），以S分开传统文化（T区）与西方文化（W区）的影响，可以看出三个党派的新旧教育关系。当然，并非没有例外，在此不必深论。
立宪派与革命党关系图
这三个菱形，用以形容辛亥革命时期的三个党派，不难窥其互动关系。立宪派在某种程度上与革命党中的温和型者是重叠的（图1 A区）。同样的，也与保守派部分重叠（图1 B区）。此一进取与保守关系的组合，是我们观察辛亥革命的依据。[64]
[1] 《资政院等奏拟订资政院院章折》，《东方杂志》，第5年第7期。
[2] 据报导，新疆五千人中仅有一人认识汉字文义。见《宪政篇》，《东方杂志》，第6年1月号。
[3] “按学额多寡，视文风盛衰。州县学各有额，府学则由州县拨充，如其额而止。故于文理较优之州县，多取人数，以备拨府之用。惟直隶州则自有学额，不由县拨充也。学有廪增附诸生，皆仿自前明，我〔清〕朝因之。”见〔清〕许容等监修，《甘肃通志》，卷31，《学校》，第五，页1。
“每县学额，视文风高下，钱粮丁口之多寡以为差，分为大、中、小学。顺治四年定大县学额四十名，中县学额三十名，小县学额二十名。十五年又定大府二十名，大州县十五名，小州县四名或五名。康熙九年，大府州县仍旧额，更定中学十二名，小学七名或八名。”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页13。
[4] “宪政编查馆会奏各省谘议局章程及案语并选举章程折”，《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5] “宪政编查馆会奏各省谘议局章程及案语并选举章程折”，《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6] 杨虎城、邵力子修，宋伯鲁、吴廷锡纂，《续修陕西通志》（铅印本，民国二十三年），卷43。按66名议员，包括3名旗籍额。
[7] 郭廷以等访问，《钟伯毅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页21。按钟伯毅原名才宏，为湖南谘议局议员。
[8] “论苏省初选举”，《中外日报》，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三日。
[9] “两广总督张人骏奏筹办谘议局情形折”，《政治官报》，宣统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10] 《顺天时报》，宣统元年二月十二日。按该报为日本在北京之宣传机构。
[11] 张惠昌，“立宪派人和四川谘议局”，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三）（北京：中华书局，1961），页145。
[12] North China Herald，June 12，1909；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s，Records Relating to InternalAffairs ofChina，1910 1929（microfilm，以下简称U．S．D．S．）893．00／351 2／1．
[13] 只有一则以“预备立宪”为题的讽刺小说，谓有一鸦片烟客，以为议员就是官吏，在烟馆中得知选举消息，即忙购买田产以求合格。见《月月小说》，第2号（光绪三十二年十月）。
[14] North China Herald，June 12，1909；U．S．D．S．893．00／351 2／1．
[15] “宪政篇”，《东方杂志》，第5年第9期及第11期。
[16] “宪政篇”，《东方杂志》，第5年第10期。
[18] 各省督抚对筹备反应之迟缓，详见“宪政篇”，《东方杂志》，第5年第9期及第11期。
[19] U．S．D．S．893．00／351／2．
[20] “各省谘议局汇报”，《顺天时报》，宣统元年三月六日。
[21] “民国纪事”，《江西南丰县志》，卷之终，页16。
[23] U．S．D．S．893．00／351／2．
[25] “掌河南道监察御史俨忠参初选监督不慎请饬查惩儆折”，《政治官报》，宣统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26] “掌河南道监察御史俨忠参初选监督不慎请饬查惩儆折”，《政治官报》，宣统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27] “宪政篇”，《东方杂志》，第6年第7期。
[30] “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瑞澄奏具报谘议局开会日期折”，《政治官报》，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31]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上海：中华书局，1930），页141。
[32] 王古愚，《王古愚先生遗集》，卷3，页22—25。
[33] North China Herald，Oct．30，1909，p．250；Feb．18，1910，p．359．
[34] 郭廷以等访问，《钟伯毅先生访问纪录》，页19—20。
[35] “各省谘议局片片”，《民呼报》，己酉九月九日。
[36] 井一三郎，“谘议局开设之状况”，《日本外务省文书》（1868—1945），M．T．，1，6，1，37。
[37] Seymour M．Lipset，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Politics（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0），p．41．
[38] William Kornhauser，“Power Elite or Veto Groups？”in Reinhard Bendix，and Seymour M．Lipset eds．，Class Status and Power: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Glencoe，Ill．：Free Press，1966），p．214；Seymour M．Lipset，Political Man，p．227．
[39] “两广总督张人骏奏筹办谘议局情形折”，《政治官报》，宣统元年六月二十一日；《东方杂志》，第6年第5期，页241—242。
[40] Seymour M．Lipset，Political Man，p．190．
[41] 黑龙江省之文化程度显然不高于新疆省。最初筹办谘议局时，巡抚周树模即指出其落后情形：“江省向系驻兵防守之地，军事为多，民事为少，与内地情形不同。旧有兵丁，隶属各城者，大率相尚以武功，而未遑文事。其在天资聪颖之事，不过娴熟弓马。谙习清文，求其兼通汉文，晓解法政者，殆不多见。本省部落……又复山居野处，言语嗜好……迥异平民。……各地新知未启，故见自封，化导尤非为易。……近日创设学校，苦心教育，文化虽然渐兴，民智终难骤进。且选举之事，既非旧日见闻所已经，尤苦新布章程之繁密，谆谆告语，半属茫然。”见万福麟修，张伯英等纂，《黑龙江志稿》，民国二十一年刊本，卷50，页21—22。按黑龙江人不识汉文者多，谘议局之选举，变通以识满文、蒙文者参加。见《东方杂志》，第6年第5期，页241，“记载一”；选举结果，有生员功名者十一人，其他皆无可述之出身背景。见万福麟修，张伯英等纂，《黑龙江志稿》，民国二十一年刊本，卷50，页26—28。
[42] 上层及下层士绅之分类法，根据Chung-li Chang（张仲礼），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而来，虽然何炳棣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姑且用之。何炳棣以进士、举人、贡生列为士绅，生员不属此一阶层，见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 191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
[43] 根据房兆楹、杜联喆编，《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41）查得。
[44] 蔡寄鸥，《鄂州血史》（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页133。
[45] 井一三郎，“谘议局开设之状况”，《日本外务省文书》，M．T．，1，6，1，37。
[46] 关于我国学生留日情形，见実藤恵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东京：くろしお出版，1960）；Y．C．W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 1949（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6），pp．2 4。据估计，宣统元年时公立新式学堂约为五千七百所，其中约一千所为中上学校一。学生百六十余万人，其中十九万余人为中上程度。详见MeribethE．Cameron，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1898 1912（New York：AMSPress，1974），p．86。
[47] 各省设立自治研究所，每县保送一至二名入所研习，其科目有：奏订宪法纲要、法学通论、现行法制大意，谘议局组织章程及选举章程，城乡地方自治章程等。以后各府厅州县均设有自治研究所，每省不下数千人肄业，且以地方士绅为多。见张惠昌，“立宪派人和四川谘议局”，《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152。
[48] 姚崧龄，“辛亥革命贵阳光复目睹记”，《传记文学》，卷10期1（1967年1月）。姚先生来函，指出周恭泰、张光炜、黄德铣等均为严修所创贵州经世学堂毕业生。
[49] 井一三郎，“谘议局开设之状况”，《日本外务省文书》，M．T．，1，6，1，37。
[51]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页177。
[52] 谘议局议员亦有同盟会会员当选者，数字不详，比例似不高。惟浙江之褚辅成、福建之郑藻山（祖荫）、广东之陈炯明、广西之蒙经、陕西之郭忠清（希仁）等人，都相当有影响力量。同盟会不在本书之讨论范围，从略。
[53] Chung-li Chang，The Chinese Gentry，pp．120，139．
[54] Reinhard Bendix，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New York：Doubleday＆Co．，1962），pp．294 295．
[55] Gaetano Mosca，The Ruling Class: Elementi de Scienze Politica（New York；London：McGraw-Hill，1939），p．50．
[56] Seymour M．Lipset，Political Man，pp．194，198．
[57] Eric Hoffer，The True Believer，p．19．
[58] “各省谘议局片片”，《民呼报》，己酉年九月十七日。
[59] “鲁省谘议局地方党派之冲突”，《国风报》，第1年第28号页，107—108。
[60] 张彭年，《贵州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441445。关于自治学社之进取，有谓该社为革命党组织，著者不同意此说，见第八章第一节。
[61] 广东省谘议局为禁赌一案，开会讨论之日，九十四名议员仅得六十四人岀席；主张禁赌者二十人，反对者二十五人，十九人乘纷议时潜避。见《国风报》，第1年第28号，页106—107。
[62] U．S．D．S．893．00／482；《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12期，页176。
[63] A．L．Lowell，Public Opinion in War and Pea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3），p．271ff．其理论可表解如下：
[64] 张朋园，“立宪派的‘阶级’背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2（1993年6月），页22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