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谘议局的选举

立宪派的结合，由谘议局之成立而获得大好机会。在九年预备立宪案中，先成立谘议局及资政院，使人民练习行使民权，作为议会预备的基础。谘议局相当于今之省议会，资政院类似临时国会。上谕中说：“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又说：“各省亦应有采取舆论之所，俾其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1]中国采取西方式的代议制度，这还是破题第一遭。兹将其成立经过，略加叙述，一则以见代议制在中国萌芽的梗概，再则说明立宪派人物的背景，进而探讨他们的社会代表性。

按照清廷的计划，原定在全国二十二省中成立二十三个谘议局，每省一局；江苏省因有两布政使分治宁、苏两属，拟设两局。但江苏人士认为这种近似分割的办法有碍他们的团结一致，要求只设一局。又因新疆省人民教育程度落后，^[2]地方官请求暂缓办理，结果共设二十一局。

二十一省谘议局议员的定额，并非决定于人口的多寡，而是以科举所取学额的百分之五为标准。旧日各省教育水准不一，中原省份，文风较盛，学额较高，边远地区，“文野杂处”，学额较低，^[3]所以各省议员名额因之不同。另外，江苏省负担的漕粮较他省为多，正额之外，又有增额。复因保障旗籍权利，京师及各省驻防各专设议员一至三名。各省议员定额如表1：

议员的产生，经由选举而来。按谘议局选举章程规定，作为一个选民必须具有下列条件之一：

1．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之有成效者；2．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或同等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3．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4．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5．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6．具有上列条件之一，年满二十五岁之男子；7．寄籍本省十年以上年满二十五岁之男子，或寄居地方有一万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4]

作为一个候选人，必须具有上列条件之一及年满三十岁之男子。

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视为选民及候选人：1．品行悖谬营私武断者（指宗旨歧邪，干犯名教及讼棍土豪而言）；2．曾处监禁以上之刑者；3．营业不正者；4．失财产上之信用被人控告实未清结者；5．吸食鸦片者；6．有心疾者（指有疯狂痴呆等疾，精神已异常人者）；7．身家不清白者（指娼优隶卒等贱业之人）；8．不识文义者。^[5]

此一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之规定，其缺点甚多，最明显者，即财产条件及妇女之不具选举权利。在西方民权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妇女权利之受限制，财产上之种种要求，亦经长时期之改革始渐合理完备。中国初行选举制度，种种限制，可姑不论之。所当注意者，在这种规定之下，究有多少人合于选民资格？其选举的经过情形如何？

选举系采用复选方式，是一种直接与间接民权的混合制度。初选时凡有选民资格者均参加投票，选出若干候选人，再由候选人互选，产生规定额数之议员。举例而言，陕西省规定的议员额为六十六名，初选投票，选出十倍议员额之候选人六百六十人，再由这六百六十人，互选六十六名议员。^[6]有的省份在初选中仅选出五倍于议员额的候选人，如湖南即为一例。^[7]很明显的，初选为直接选举，复选则为间接选举。此种方式，盛行于19世纪之欧洲，日本亦曾仿效。

选举区的规划，与原有之行政单位相同。初选在州、县，复选则在道、府。各州、县经初选产生候选人，候选人再集中道、府所在地，互选定额议员。

这种复式选举，值得注意的是初选。究竟有多少人具有选民资格？在种种资格的限制下，各省公布有选举权的人数，多者十六万余人（直隶），少者四千余人（黑龙江）。江苏在当时称为进步省份，选举人大县三四千人，小县四五百人。^[8]如果用人口总数来与之比较，便发现享有选举权者之百分比（0．42％）出人意料的少，一千人中只有四人获有此项权利。（见表2）

何以合格的选民会这样少？据当时人的批评，五千元资产一条的规定影响很大。西方在19世纪以前规定以资产为选举资格，本为司空见惯。在中国则不然，第一，这次的选举为空前之创举，人们不知财产要求是一项资格，相反地却怀疑资产要求的意义。中国人向来“财不露白”，尤其是怕将来被科重税。对于纳税为义务、选举为权利的观念，知者极少，很多有财产资格的人都没有登记。两广总督张人骏说：“人民不知选举权利，即备有资格之人亦往往不愿入册。”^[9]

所指盖为五千元资格问题。《顺天时报》有一则山东通讯谓：“具有五千元营业资本及不动产者，则本人坚不承认，即以选举权利再三劝告，亦卒若罔闻。”^[10]四川方面：“有些人由于怕露富，怕官府加派捐税，虽有资格也不愿去登记。”^[11]西方观察家也有类似的报导。^[12]以五千元为资格的规定，无形中减少了选民的数量。^[13]

到了投票的时候，各省的反应大多显得极为冷淡。^[14]原因不仅是选民对选举没有认识，全国上下，除了极少数知识分子，几乎完全不知何谓选举。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诏令各省地方官切实筹备设立谘议局。但各督抚因不知从何着手，索性来个相应不理。七月间宪政编查馆的咨文到来，各省督抚还是寂然不见动静。及中央再三催促，知道不能不虚应故事敷衍一番，^[15]才开始打听着手之道。举例来说，广西巡抚张鸣岐于接得筹备咨文时，只是束手无策。然张氏向以开明进步自诩，在无可奈何情况下，只好函请负有盛名的广西籍御史赵炳麟推介人才，经赵氏推荐陈树勋、唐尚光两位编修及蒋继伊检事回籍帮忙，这样广西谘议局的筹备工作才有了着落。^[16]河南巡抚吴重熹步张鸣岐之后，奏调该省编修杜严、主事方贞、彭运斌等回籍协助，也才筹备起来。^[17]从这两个例子，可知各省地方官对筹备宪政无所认识，难怪各省对筹备之缺少“热力”，^[18]使这个破天荒的地方自治，自始即跛踬不进，难期成效。

由于筹备缓慢，预定在宣统元年四月间的投票，多数省份竟拖延到六、七月间方始举行。投票情形至为消极冷淡。根据当时在华西方人士的记载，投票所门可罗雀，形同虚设。以广东省广州府为例，该府享有公民资格者一千六百余人，真正投了票的仅得三百九十九人。该府各属共设有八十九个投票所，其中仅有一所得十六票，算是投票最多的。其他三票五票不等，有六十处竟仅各一票。^[19]再以福建省城为例，有一则报导说：“福州初选举，投票日期，城市各区到者仅十分之四，乡村各区，则十分不及一二，概皆自弃选举权也。”^[20]广州、福州两地本是沿海得风气之先的地区，情形尚且如此，其他各地对投票的冷淡，已可想见。

观察家谓这一次的选举，大多数是指导投票，“名为民选，实为官派。”^[21]美国驻华公使的一则批评，说得更为深切：

各地的选举未能刺激起人民的热心，合格选民仅有极少部分真正投了票。官府对议员选举的影响非常大，有些省份，迹近指派，此中以东三省最为明显。^[22]

这样冷漠的选举，应该是平静无事的，但贿赂选票的中西通病，依然不免。据说广东省选举的行贿情形，一票价值在四十至二百两之间。^[23]杭州复选，“每票酬劳五十两，牺牲三百金，议员即操券而得。”^[24]安徽省怀宁县未开票柜，即已知何人得票多寡，其弊病与广州、杭州相似。^[25]掌河南道监察御史俨忠曾有一折参劾各地之不良选举，节引一段在下面，以见一斑：

风闻各省初选监督，则有甚堪诧异者：如安徽怀宁县开选投票，……而票柜未开，即知有西门宋姓票数多寡。以至为严密之事，而姓氏即已喧传，其办理草率已可概见。……而又有望江县……办理调查，任意延宕，及奉文饬催，遂草率造册，册内所列被选人，竟有久经病故者，又有官阶姓名不符者。其中贤否，毫无别白，尤可想见。……而又有英山县［刘知县］办理初选，更属儿戏。当其初选，届期各绅多未到局，遂各传递填名，或以一人代数人填名，名不及额，该局绅又置酒邀人填名，或由地保代为填名。名已逾额，该县即以此局被选人挪入彼局，以足其数，冀符具文。且选举人多乡曲无赖，致正绅耻与为伍。既投票后，名曰封匦，实如未封。局绅互相攻讦，该县悉置不理。又以局费为名，遇案苛罚，案仍不结，民不聊生，怨声载路，遂有刘好货之名。^[26]

贿赂之外，尚有公然动武夺取选票者。直隶安肃县初选时曾发生械斗，^[27]广西桂林东西两区亦发生类似风潮。^[28]

虽然一般人对这次的选举十分失望，但也有称许的好评。有几种记载一致评论江苏谘议局办理最有成效。《申报》指出该局具有议院的规模，乃由于得风气之先，领导有人之故。^[29]两江总督张人骏谓江苏谘议局开会时“秩序井然”，“议员中多通达时事之人”。^[30]张孝若著《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的一段有关谘议局的叙述，虽不无渲染，然亦有可信之处：

当时议员从各地当选，差不多完全是人民的意志自动的认为优秀可靠，就选他出来，拿最重大的代表责任和地位加在他的身上。势力和金钱的作用的运动，在那时竟没有人利用，也没有利用的人。那当选的议员，也人人自命不凡，为代表民意力争立宪而来，拿所有的心思才力都用在这带来的责任上边。……^[31]

直隶在这次选举中，办理选民的资格调查，比较上最为完善。其选民资格的百分比（0．62％），是全国之冠。有一种记载显示，直隶各州县皆力争选民资格额数。以定县来说，全县约六万一千户人家，合格者有千人之数，但地方人士尚以为去理想甚远。^[32]在观念方面，直隶实较内地各省进步。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对于山西和陕西两省的选举，称道其有“卓越成功之处”。正当山西谘议局开会的时候，该报记者前往太原参观，认为颇具议会尊严，显出了应有的重要性。议员们也有令人好感的外表，他们的雍容风采表示其有教养有智能。议长梁善济在开幕词中，还对英国的议会政治大大称道一番。^[33]

湖南省的选举，据钟才宏说，竞选者多具谦让之风，绝无舞弊情事。

桂阳直隶州规定名额为议员三名，初选五倍之。先由桂阳、蓝山（著者家乡）、嘉禾、临武等州县初选十五名，再由此十五人互选三人，是为复选……在初选十五人中桂阳州占十名，事实上可以垄断选举。然投票揭晓，余与桂阳某君同获四票居第三位，依例应抽签决定。但该州人士竟自动宣布放弃，因该州已获议员二名，故以为第三名议员应让与蓝山人士，且嘱事务人员依此呈报。而与余同获四票之桂阳某君亦未力争其抽签之权力，可见当时谦让君子之风未泯。后以获七票膺选首名之陈士杰为老翰林，无意接受议员当选，坚辞不就，桂阳某君仍复递补为正式议员，可谓皆大欢喜。当时之选举过程颇为规矩守法，绝无舞弊情事，亦可谓人民尚未重视选举权利之争竞。观诸日后议员之相互倾轧，选举之公然行贿，实令人对于清末民初风俗之醇厚，追念不已。^[34]

广东的初选复选虽弊端百出，但选举议长时似乎又很得法，合于民权初步。革命党的《民呼报》有一则记述说：

各执事分给议员选举议长票，各议员乃分班到写票处填写各自投筒既毕，……检视票数符合，遂拆视，……易学清得四十五票，丘逢甲得三十五票，苏元瑞五票，区赞森二票，赵宗檀、黄有恭、黄葆熙、崔镇各一票。有两票误写“学”字为“鹤”字者（官音鹤、学不同，其误颇甚），不入计算。照章选举，必得到场人数过半（四十七票乃合）方能作实。〔民政使〕王会办乃对众议员言，能否通融，各皆无言。已而命莫任衡对众复陈说，请举手决定。左边坐多举者，右边坐则无。莫又至投筒处，请诸监察到督宪前酌议，邱等遂前进，惟易不赴，似有避嫌意者。邱等与袁督言，办事须遵定章，今事初办，若可苟且，则事事皆可苟且矣，似宜再举为合。众监察皆是之，乃再给票，分票再投。易得五十三，邱得二十九，其余苏得五票，区少一票，赵与黄有恭无，而陈鼎勋、周廷励两人均得一票也。遂决定书之黑板。王会办乃请易登堂……易乃上各一，揖一，与众议员揖。^[35]

日人井一三郎曾参观各省谘议局，有一比较性的报告，他认为办得好的谘议局，“以江苏第一，浙江第二，河南第三，湖北、直隶、湖南、安徽、江西、山东诸省在伯仲之间，福建、广东未能评定。”他以为“最下的是山西省”，^[36]此与《北华捷报》记者的看法略有矛盾之处。无论如何，沿海各省得风气之先，办理较为得法，内陆各省，闭塞落后，情况则远不如沿海省份。

由于资料的散佚不全，对于各省谘议局的选举情形，所能知者仅此而已。在中国史无前例的第一次选举，自然是难如理想的，多弊病的。最大的缺点是人民冷漠的态度，这种态度与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有密切的关系。西方的民主国家，其制度之良否，与经济发展成正比。所谓经济发展，包括工业化、城市化、财富及教育四项。^[37]四种因素具备者，其民主制度必较完善，否则相反。换言之，经济发达的国家，其下层社会（lower social strata）或市民阶层（citizenship）必然对于公益事业热心。^[38]清季中国的经济建设尚在萌芽阶段，斯时试行西方民主制度，下层社会浑浑噩噩，市民阶层有待培植，加上定章中的种种限制，自不能唤起人民的兴趣。

这次的选举，实际上有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以投票所的设置而言，初选时每县仅有一二处，在交通困难情况之下，选民们往往要赶往数十里以外之地投票，^[39]即使有选举知识而热心者也会气馁，何况大多数人并不视其权利为神圣。

此外，直接影响投票率的，尚有四种因素：一为政府的政令能否下达民间，二为消息是否隔绝，三为有无团体发动其影响力，四为选民之间是否相互发生影响。^[40]清季政令难于下达，各地消息隔绝，选民无相互之影响力，是属普遍现象，故选举之不能引起注意，已毋庸进一步讨论。至于团体的影响力，由于立宪派人热衷选举，他们要取得合法地位，力争当选，利用其团体以影响全局是很自然的，下文当另予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