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几种关于革命的论著，认为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政治的败坏或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是在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1]此一理论，如用以观察辛亥革命前数年间的中国政治，似有其可信之处。

清末的内忧外患，至甲午一败，可说到了顶点。但是全面性的革命不曾发生，戊戌的求变改革运动，也得不到一致的支持。其原因自然很多。归纳起来，在握有权力的当局，其统治力量仍强，高压手段亦方兴未艾；民间尚缺乏一致反抗的意识。所谓“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2]。

革命何以发生在清廷采取改革政策之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预备立宪诏的颁布，无论其为真情或假意，态度已经较前开明，诸般措施，不无差强人意之处。而革命竟在宣示九年预备的第四年爆发了，正所谓“痛苦在可以忍受时，不满就会达到高峰；当不满的情况已经改善了，不满往往造成动乱。”“痛苦已经减退时愈感痛苦，解除痛苦的心愈切”^[3]。

如果清廷没有预备立宪之举，革命是否会在辛亥年发生？即使发生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洲王朝是不是会那样迅速地被推翻？诸种解释，见仁见智，各说不一。但是由于有了立宪之举，反加速了革命的爆发及清廷的灭亡，似不无直接间接的关系。清廷的预备立宪，是开明政治的起点——专制政治已被迫稍事收敛，人民的政治意识已渐次开启，深藏内心的不满，终于形于表面而成狂潮。希望大事改革的要求不达，转而寻求对抗，是所不免。清廷的势绌，实始于立宪运动。本书旨在讨论一批热心于君主立宪者与革命的关系，官方的立宪预备不多涉及。但立宪派与立宪预备有不可分的关系，不得不将其原委略予说明。

君主立宪的宗旨在授民以权，让全国人有共同参与政治的机会。此一运动的发轫酝酿，由来已久。同光年间冯桂芬首先公开指出了民权政治的重要，引经据典，论政治宜“善取众论”。王韬亦叹服英国政治，谓治民之要，宜顺民之意。光绪初年，马建忠受法国的影响，认为立议院而下情上达，是第一个指出议会要义的人。其后，郑观应谓有议院则“君民一体，上下同心”。陈虬认为开议院为当务之急。汤震（寿潜）主张两院制度。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不仅言议院之利，进而论及选举之道。这一类的言论直接间接对戊戌变法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积极主张实现议会理想的是康有为，在他的变法计划中有设立议院一项，所以中国的立宪运动应该始于戊戌。不过康氏的变法计划杂沓繁复，终无所成。以后的议会运动，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指导，至康的弟子梁启超，立宪运动始由萌芽而茁壮。^[4]

清季立宪运动的推进，与西方有根本上的不同。西方人民反对专制政治，由下而上，逼成立宪；中国则由于人民知识之落后，虽然有前述诸家的鼓吹，却不能及时引起全民的反应。立宪之议，始于少数士绅，态度和行动比较温和，非有强烈的刺激，难期在上者的接纳。光绪三十一年（1905），日本战胜了俄国，倡导立宪者遂振振有词，认为日本之胜与俄国之败一，是由于前者有部宪法，后者无之之故。反观我国一，再败于列强，也是由于没有宪法的关系。因此舆论界与官场中都以为，非立宪不足以振民心，非立宪不足以强国家。

在此之前，官吏中已有立宪之请，如驻法使臣孙宝琦改革政体之奏，两江总督周馥、两湖总督张之洞议请立宪之奏，两广总督岑春煊亦以立宪为言，二度奏陈。直隶总督袁世凯且建议简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于是立宪之议大动。及日俄战争之后，外交使节如驻俄之胡惟德、驻英之汪大燮、驻美之梁诚，以及学部尚书张百熙、礼部尚书唐景崇、贵州巡抚林绍年等复先后上奏，报纸杂志纷论立宪的必要，预备立宪的趋势大定。

当然，预备立宪之是否采行，须以朝廷之意为转移。慈禧太后自受了八国联军的奇耻大辱，虽年已垂暮，亦不得不修正其一贯之顽固态度，对各方的要求，终以半信半疑的态度，同意先从了解何谓宪政做起。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1905．7．16），诏派五大臣出洋，同时设立政治考察馆。一年之后，五大臣考察归来，连折敷陈各国宪法，认为必须立宪。既然大臣皆言立宪有利，慈禧亦以为有了宪法，清廷的江山可以永保，因有“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的表示。

数十年来，论者多谓清廷之预备立宪，自始即乏诚意。无论其动机如何，但就光绪三十二年以后的若干措施观察，则大有只许前进不容后退之势。兹略举其重要者以见所谓预备之梗概：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下仿行宪政诏，以改革官制为入手，并将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以为预备立宪基础；八月，停实官捐，定禁绝鸦片年限；九月，颁布新官制，设十一部、七院、一府。

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颁布外官制，令直隶、东三省及江苏先行试办；七月，改政治考察馆为宪政编查馆；八月，派遣达寿使日本，汪大燮使英，于式枚使德，考察三国宪政；同月命筹设资政院及各省谘议局，并准备设立各府州县议事会；又命各省设调查局，各部院立统计局。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定谘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八月，颁布宪法大纲，定九年之后召开国会，并颁布逐年应行筹备事宜；继又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调查户口章程，清理财政章程，及设立变通旗制处。

宣统元年（1909）：二月，宣示朝廷一定实行预备立宪、维新图强之宗旨；九月，各省谘议局开幕，度支部奏派清理各省财政监理官，分赴各省清理财政；十二月，公布各省岁入总数，颁布资政院章程、选举议员章程、厅州县自治章程、法院编制法，人户清理，全国人户数字由民政院公布。

宣统二年（1910）：资政院于九月初一日（十、三）开院，全国岁出入预算案交资政院议决成立，各省岁出亦交谘议局决议，省城及商埠审判厅以次成立，简任各省高等审判厅及高等检察厅检察长，颁布新刑律，缩短预备立宪年限，改于宣统五年（1913）召开议院。

宣统三年（1911）：四月，颁布内阁官制及内阁办事暂行章程，设立新内阁，弼德院、军谘府、地方审判厅等机构亦相继成立。

预备立宪推进至此，革命爆发，清帝逊位，君主宪政遂成了泡影。但检讨过去六年的政局，则颇有一番新兴气象，特别是在光绪三十三、三十四两年的措施，确有所指。宣统嗣位，也还有继志述事的意思。然不旋踵到了宣统三年，清廷又转趋保守，终于引发了辛亥大革命。

清廷态度何以忽而转变，其关键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之一，可留待以后叙述。然清廷的转趋保守则与革命的爆发确有重大关系。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当人们的政治处境趋向好转的时候，如果当权者又突然逆势而行，所引起的反抗必然是无比强烈的。^[5]清廷既许以宪政来实施改革，如果一往直前，未尝没有避免革命的可能。然宣统二年以后的乖谬做法，自不能不令人怀疑其原有之诚意，何况人民在尝到开明自由滋味之后，深恐再受剥夺，随处存有戒心，任何不如人意的政府措施，都要加以反抗。适值革命党人积极主张推翻异族王朝，且已发为运动。清廷倒行逆施，不啻为革命党人在客观形势上造成了良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