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清朝末年，中国知识分子先后掀起了三次大的救国运动：戊戌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这三件大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深远。戊戌变法的推动，盖因知识分子失望于由观念狭隘的官僚统治阶层所主持的自强运动，力求全面改革，刷新制度。不幸矫枉过正，计划过于庞杂，且急求近功，再因保守者之阻挠，终于一事无成。知识分子得此教训，认为要得改革有成，必须从根本上着手。一部分人要求改革政体，建立议会制度；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统治者腐败无能，必须彻底推翻现状，建立民主政治。这两个不同的观念，分别掀起了立宪和革命运动。参加立宪的知识分子态度较为温和，参加革命者则十分激烈；前者称为立宪派，后者称为革命党。结果革命成功，立宪中道而止。惟革命之发生，与立宪运动有非常之关系；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又同时卷入，有举足轻重之影响。

本书以“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为题，拟探讨立宪运动对革命之影响及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所涉范围有下述各点：一、从事立宪运动的知识分子，何以态度温和，或与其出身背景有关；了解立宪派的出身背景，而后可以了解其温和态度之由来。二、立宪派人士既以立宪政治为理想，此一观念得自何人之倡导，并用什么方法去求其实现？三、在从事于实际活动中，立宪派的遭遇如何？此一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如何？四、立宪运动是一个失败的运动，何以失败？是立宪派自身组织的不健全，抑或是统治者的反对阻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五、立宪派人士失望之余，心理上的变异如何？是否转向同情革命？六、辛亥革命发生之后，立宪派人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是积极赞助还是消极卷入，或别有利用革命的企图？

为了探讨上述问题，著者拟用政党原理去分析立宪派的背景、信仰、组织，用群众运动的眼光去剖视他们的群众基础和活动的方法，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用群众心理去推测他们的心理变异。对于他们卷入革命之后的活动，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探讨他们对革命反应的类型。有人谓立宪与革命为南辕北辙的运动，是否如此，将在各别讨论中求取较为合理的答案。

本书的研究宗旨，七八年前便已拟定。起始探索立宪派理论家梁启超的思想，费时两年，成有专书。^[1]以后借赴美访问进修机会，搜集有关资料。承耶鲁大学Mary Wright教授之约，在辛亥革命讨论会上发表立宪派一文，是为本书之初步架构。^[2]返台之后，复经三年始成定稿。

本书之成，首先必须感谢两位指导老师：郭量宇先生、韦慕庭先生（C．Martin Wilbur）。量宇师于七八年前便指示著者从事本题之研究，以后随时开导指引，获益最多。稿成之后，复蒙详加审阅，字字斟酌。慕庭师在观念上予著者的启发最大，初步架构，实由先生之影响形成。书成之后，再蒙赐予序文。其次，当感谢辛亥革命讨论会与会诸先生，尤其是市古宙三教授、Mary Wright教授、William Skinner教授、汪季千（一驹）教授，他们对本题曾提出宝贵的意见。再者，本文研究期间，先后曾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提出讨论三次，本所同人不吝指教，铭感在心。最后，还要申谢一些师友的帮助：石锦先生、黄福庆先生曾慷慨借阅他们所收集的留日学生名卡，对本书人物出身背景颇有充实。李又宁教授、徐乃力教授、李恩涵先生、Don Price教授、周应龙教授、逯耀东先生、张玉法先生、陶英惠先生、郭正昭先生、汪台云小姐，或提供意见，或校阅本稿。

为了搜求尽可能得到之资料，“中央图书馆”、“内政部图书馆”、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胡佛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东洋文库等机构，都曾给予著者极多的方便。本书研究著作期中，得福特基金会之资助（1966—1968），并至各地收集资料（1964—1966）。在此一并志下，以表谢忱。

本书虽然费时数年，且得上述各家的指导与帮助，但由于资料之不足，个人的才疏学浅，缺点及错误均在所难免，应由著者负责，还请高明指教。

张朋园
于台湾南港
1969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