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慕庭先生序

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在这一世纪中，世界各地的革命，连续地推翻了许多原有的政治制度，有的甚至加速了社会的改建。这些革命，我们可以回想到的，只在中国、俄国、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就不知有多少。

革命是历史的主要课题之一，但像其他的历史研究一样，任何一个革命的研究，是不可能有最后定论的。档案的开放，使新的知识不断增加。此一时代的史家，所提出的问题和探研的范围，与前一代的史家不同。有独立思考力的学者，希望对造成革命的复杂因素多所了解，不愿接受任何特殊派系的观点，因此而覃研深思，作更广泛的考察。这种不断的发掘，使历史变得新奇而有价值。“新史学”也就是人类知识渴求的一部分。

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帝王制度；它是以上论点的一个很好的实例。历史家们对它研究，再研究。近年来，台湾和大陆对于有关资料的刊布，革命派和维新派期刊的重印，促使了对于辛亥革命的重新估价。20世纪初叶，中国一连串的重大变迁，一向似多归功于同盟会和承袭它演变而来的组织。但是，革命事件要比革命党人的活动更加复杂。发生革命的社会本质是怎么样的？孕育革命情绪的一般群众不满心理是什么样的？除了革命党之外，社会中还有些什么团体促使了革命的爆发？这一类的问题，只不过提示了一部分历史研究的动向；许多有关中国革命的研究计划，正在探讨这些问题。世界好几个地区，对这20世纪的第一个重大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都抱着一种新的兴趣。

张朋园先生的新著，探研辛亥革命的重要一面。他要我写序，我觉得很荣幸。他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位青年学人，那所里的青年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显著的成就。张先生写过一本有关梁启超的重要专论。我认识张先生已快十年了。我以前看过他这本书的初稿。在这本书里，张先生指出立宪派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从而扩充了历史研究的范畴。他的治学方法新颖，取益于社会史家的著作；这种方法已被证实，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世界其他的革命。

在读过张先生的立宪派的研究以后，我们对立宪派的贡献将会有较高的评价。他们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团体，是当时社会和知识界的领导人物。来自不同的行业——官吏、新闻从业者、企业家、教师，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所以结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企求社会的改革，并在开明专制下建立宪政。他们持续了19世纪末年的改革运动，梁启超的著作给他们很多鼓舞启示。为了了解他们的成分，张先生对清末选入谘议局和资政院的议员加以研究。这是中国第一次现代式的选举，张先生对它有很好的叙述。他参考过三百种地方志，在一千六百五十个议员中，查得将近九百个议员的出身，并将这些议员的年龄、教育背景、经济状况、职业和政治经历，一一记载。张先生指出，这些议员是中国传统士绅的最后一代，但大都接受了新式教育，有的还留过学。张先生称他们为“进步的保守分子”，因为他们赞同渐进的改革，以促使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但是，对于曾给他们某些社会的领导地位和舒适的经济环境的制度，他们希望保存。

张先生并从当时的报章和议会的辩论中，研究立宪派领袖人物的思想和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他指出，改革措施的滞缓，特别是清朝王公对于颁定宪法的固执，使立宪派人士失望。他们三次请愿早日召开国会，但每次都被拒绝。张先生又研究了立宪派于辛亥革命期间在各省的实际活动情形。当然，革命是一场大的权力斗争，各省都有激烈的争夺。关于这些情形，张先生也叙述了。他发现：许多在革命前属于君主立宪派的人，在辛亥时期与革命派合作。事实上，在促使帝制的崩溃中，他们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之中，因为有些帮助了袁世凯稳固政权，使一些中国的历史学者对他们不满。

然而，正如张先生所指出，如果对立宪派的活动蒙然无知，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过程是不能了解的。我很乐意推荐这本引人入胜的书。

韦慕庭
1969年9月20日
于哥伦比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