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一生的明晰时刻既可能以顿悟形式突然发生，也可能是逐步领悟获得的。而后者几乎不受关注，变化也不明显，而由于有更多机会思考其中的深意、践行新的行为和将洞见推广运用到其他方面，其影响也更为持久。然而，正如本书所指，只要有足够量的积累和准确的时机，量变和顿悟也能持久。

洞见并不单纯指将经历过的事当作“真理”，而是“想象被塑造”。这在作家的回忆录里体现最明显：作家与他们的恶魔战斗，恶魔们既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又使得他们濒临疯狂状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个人的洞见把他们从深渊拉回来的。

研究作家自传会有所发现：伟大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都因他们的生活环境而历经苦难。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他正要被行刑队执行死刑前的最后一刻才得到沙皇（Czar）赦免。他的大多数同伴由于受到过度惊吓罹患精神病，而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和他一起被关押在集中营的大多是杀人犯、强奸犯和无政府主义者，他深感陷入绝望之渊。面对那些囚犯他觉得恶心，然而当回忆童年生活的片段时，他发现自己开始改变。他感觉自己完全变了，不仅是内心，还有他看待别人的角度：“我突然觉得我可以看到这些不幸的人完全不同的一面。刹那间，心中所有的仇恨和愤怒奇迹般烟消云散了。”对被压迫者的怜悯和同情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余生的主旋律，是贯穿他小说的普遍性主题。

托尔斯泰同样遭受了巨大苦难，但内心的煎熬远胜过狱卒和压迫带来的痛苦。当他因《战争与和平》（Warand Peace）和《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享誉世界、正值创作力旺盛期时，却因严重抑郁症而自杀。正如其他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杰克·伦敦（Jack London）、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艾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约翰·济慈（John Keats）、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一样，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丝疯狂。他说自己与自己的对话让一切变得不同了：“我的内心与周围发着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亮，而这光永远伴随着我。”

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很多作家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他们对生活巨变的洞见。这种经历的强度、活力和力量不容忽视。它们“令人敬畏又充满挑战，因其无限的神秘感暗示着该想象力来源无法被认知”。它们难以描述，这也并不出奇，因为大多数人都无法准确地描述出他们的感觉。原因之一是感觉分为初级和中级水平，而前者根深蒂固，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危险而进化出的适应性反应。这既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也有助于理解潜在的决定性洞见——尽管对陌生人、蜘蛛或者蛇的本能恐惧属于天生自我保护机制，但其他中级情绪如生气或烦恼均为个人判断作用的结果，这种判断如果换一种解释就不一样了——由此，造成痛苦的大部分来源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