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塔尼娅和我的经历当中，有几个关键因素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过去几十年来，我一直在系统地采访一些像我一样在旅行中经历了重要改变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敢保证你现在就能回想起一个来）。有意思的是，旅行不一定会让你面临道德困境，却会制造点挑战让你去解决。实际上，似乎越是给生活带来转变的旅行，就越涉及一些不太舒服的东西或者创伤性的事件，让我们不得不去增长自己的才智，提高自信，用新方法解决问题。

那些不可思议的冒险故事听起来好玩有趣、特别开心。但是别忘了，故事是对回忆的加工。大多数时候这些冒险故事背后的真实其实是无助的迷失、悲惨的境遇和恐怖的经历。小说家、诗人扎雷·帕韦泽（Cesare Pavese）说：“旅行是残酷的。你不得不信任陌生人，远离熟悉又舒适的家和朋友。你总是找不到平衡。你一无所有，除了空气、睡眠、梦、大海和天空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永恒存在的东西以及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东西。”换句话说，强烈的情感刺激有助于我们接纳新事物。这跟我之前讲到的个人改变的特点之一相吻合。

能够唤起强烈情感刺激的旅行往往掺杂有刺激的冒险成分，也就是说，旅行中发生的最好的事情是我们计划和预期之外的。假设你一直待在旅游大巴上，住舒服的酒店，吃熟悉的食物，紧跟导游和行程计划，你的旅行可能也挺好，但是你很可能会错过改变生活的重要机会。旅行结束后你得到休息和放松，但是改变的效果不会持续。不按照预期出行，强迫自己解决有建设性的危机，探索未知，随性而至，更可能导致好事情的出现。前提是这个人不会受到太严重的心理创伤，能够有条不紊地完成这场旅行。

这样的传统存在几百年了，旅行者愿意四处旅居，不单单为冒险，同时为了体验其中的阵痛。想想马可·波罗（Marco Polo）远行东方，约翰·威斯利·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探索科罗拉多大峡谷（Grand Canyon），刘易斯（Lewis）和克拉克（Clark）大探险，都堪称壮举，但是也经历了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

19世纪末，尤尔特·格罗根（Ewart Grogan）成为第一个纵跨非洲大陆的人，他从好望角出发一直到开罗，穿过绵延5000公里的沼泽、热带雨林和鳄鱼潜伏的河流。在史诗般的征途中，他遇到了食人族、土匪、愤怒的犀牛、内战、传播疟疾的蚊子大军等各种危险。那几个月的每一天他都在爬山、涉水、过沙漠，他面临的危险足以让他摔断腿、受伤和生病。回到家后回想这一路上的事，他只是简单地说：“避免了一些危险，克服了一些困难，也有很多失落、不适，而那些光辉的岁月已经过去了。”

在格罗根的生命中，这段经历似乎不足以激励他在此后的90多年里渴望冒险和刺激。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生活在国外或者经常旅游的人，或者经常接触多样环境的人，思维更具创造性、更灵活。这同样也能转化成日常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技巧。

相比于男性，女性的成就很少得到认可，有些女性决心远征，为了冒险或者治愈疾病。19世纪的作家伊莎贝拉·露西·伯德（Isabella Lucy Bird），终生被抑郁、失眠和颈椎疾病引起的慢性疼痛困扰。在长达几十年的岁月里，她周游世界，翻山、骑马、穿越沙漠，寻访地球上最偏远的地方。弗雷娅·斯塔克（Freya Stark）就是现代版的伯德，她将生命100年的时间用于探索中东。她曾写道：“独自在陌生的小镇醒来是世界上最好的体验。奇遇四处可见，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如果够聪明并且懂得旅行的真谛，你会自觉置身于未知之中，面对安排好的一切。”

探险家基拉·萨拉克（Kira Salak）写道：“挑战对性格的塑造是其他任何事物都做不到的。挑战让你了解自己和他人，让你了解生命的深处。”她是第一位徒步穿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女性，她曾骑车穿过阿拉斯加，登上位于不丹境内的喜马拉雅山，在尼日尔的河流上划皮艇：“有人说，去人迹罕至的地方冒险。我发现陌生的地方能点燃我的想象力。”

在自己熟悉的街区散步也能找到不熟悉的感觉。托尼·希斯（Tony Hiss）在书的一开始就提到“深层旅行”，走到屋外处理琐事，再回来时已经被最普通的事件改变。当他踏出家门口就开始观察周遭，怀着一种对美丽近乎不可思议的感激之情。“我看到的每一个事物似乎都蕴藏着一个故事。”

这种治疗性的冒险之旅随时随地都能开始，只要你愿意让自己沉浸在未知之中，体验自己不甚了解的事物。“在河内（Hanoi）的时候，即使不会讲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我也只是简单地保持积极的心态，我更关心别人是否能听懂，而不是自己的表达是否地道。”比科·伊耶（Pico Iyer）写道。旅行强行把我们拉回最基本的需求状态，过最简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