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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伐、怨、欲②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③矣,仁则吾不知也。”

①宪：孔子的学生原宪。②克、伐、怨、欲：克：好胜；伐：自夸；怨：怨恨；欲：贪欲。③难：难能可贵。

《今读》：“第一节为今日犹然的不倒翁或政治娼妓写照：左右逢源，看风使舵，永远居高官，食厚禄，真可谓恬不知耻矣，又何其多也。”李泽厚先生对“邦有道，谷；邦无道，谷”的人深以为耻。

什么是耻？前面我们还讲到做人要有羞耻感，讲过“行己有耻”，这里又谈到耻。

“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谷就是谷子，粮食。也就是说，邦有道，你吃俸禄，邦无道，你也吃俸禄，这样的人应该感到羞耻。或者说，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做人没有原则，见风使舵，像个不倒翁。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人，最多的是在五代。五代有一个人叫冯道，自称“长乐老”，他事“四世十君”。这一时期换了五个朝代，他在四个朝代里当过宰相，侍奉过的君主有十个。欧阳修说：“这个人真的是无耻！”社会生活是有准则的，如果违背了那些准则，就要感到羞耻。所以君子是有坚守的，是独立不迁的，是横而不流的。

原宪又问：“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克、伐、怨、欲，都是些不好的品质。不好胜，不自夸，没有怨恨，没有贪欲，不好的品质都没有，是不是一个仁人呢？孔子说，“可以为难矣”，难能可贵，不容易。但是还说不上“仁”。

说到“仁”的时候，孔子总是说“吾不知矣”，搞不清楚。但学生问他什么是仁的时候，他又搞得清，他又讲清楚了，如“仁者爱人”。但具体问他某某是不是仁？某人有没有达到仁的境界？某种做法是不是仁？那他就说不知道。仁说得清，但一联系到具体的人又说“不知”，这是什么原因？这说明“仁”真的是理念世界里面的东西。它是人应该追求的一种品质，属理性的范畴，概念的范畴，理想的范畴。而在现象世界中，在具体的人身上，在具体的事件上，要说是不是仁，这是说不清楚的。正如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仁”也是可以说的，但说出的“仁”不是理念世界的那个“仁”。具有实在性的那个“仁”在现象世界中是没有的。所以孔子总是说“吾不知矣”。而“克、伐、怨、欲”是对具体的一种品质的概括和描述，这个人是不是好胜，我们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但他是不是仁呢？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在孔子那里，“仁”是理念世界的东西，具有实在性。

14.2　子曰：“士而怀居①,不足以为士矣。”

①怀居：怀，怀思、留恋；居，住的地方、居所、安居，引申有安逸的意思。

贪图安逸，不足以为士，不是一个好的读书人。读书人不应该留恋自己的小窝，而应该心怀天下，志在四方。

14.3　子曰：“邦有道,危①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②。”

①危：正也。②孙：同“逊”，慎也。

“邦有道，危言危行”，“危”，正也，危言危行就是走正道，说真话。“邦无道，危行言孙”，行照样要行得正，但是说就不一样了。“言孙”，孙同“逊”，就是慎言的意思。正道是须臾不能离的，《中庸》里面说，“可离非道也”。但是说就不一样，可以不说，要说也要转弯抹角地说，小心谨慎地说。为什么？不要因为言论而取祸，不要因为言论而伤及自己的家人，这是不值得的。你只说一说又没有做，其实没有用。若你说一说就有用，那就是“行”不是“言”了。“言”，只是说了说，不可能改变统治者的行为，也不可能为老百姓谋到什么利益，更不可能改变现状，没有人认可，反而取祸。所以，孔子觉得有些事可以不说。但“邦有道”就不一样，可以畅所欲言，不会因言论取祸。“邦有道”即整个国家都走在正道上了，你说一说可以走得更好。而“邦无道”的时候，你说一说也不能让它回到正道上，说也没有用。邦无道的时候就是没有言论自由的时候。西方人讲自由，首先要保护言论自由。反过来理解，言论有自由，大家能畅所欲言，这就意味着“邦有道”。没有言论自由，人们不敢说话，说了也没有用，这就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就是“邦无道”。

14.4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①,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①言：名言，好言语。

“有德者必有言”，有德的人总是要留下一些好话，总要留下一些名言、格言。孔子是有德的人，他留下的一些言语被我们所传颂。

“有言者不必有德”，发了很多文章的人不一定有德，编了很多书的人不一定有德，即使是发了很多伦理学文章的人也不一定有德。

“仁者必有勇”，仁者见义勇为，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他人谋利益。“勇”总是和牺牲精神联系在一起，所以仁者肯定会是见义勇为的。

“勇者不必有仁”，喊杀喊打，敢杀敢打，胡作非为，“不必有仁”。这个容易理解。

仁、德比勇、言要高一个层次。

14.5　南宫适①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②荡舟③,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

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①南宫适(kuò)：孔子学生南容。②奡(ào)：古代传说中的人物。③荡舟：《译注》：用舟师冲锋陷阵。

孔子很欣赏南宫适，做媒把他哥哥的女儿嫁给了南宫适。

以力取天下，不得好死；以德取天下，天下归心。

羿是一个会射箭的人，奡是一个会划船的人。这里说的会划船，不是在小河里面划渡船，而是划战船，冲锋陷阵，会打仗。羿和奡都是很勇猛的将军，而南宫适说他们本领这么大，“俱不得其死然”，都不得好死。禹和稷好像没什么本领，就会种地，发展农业生产，可是天下人都归顺他们。针对南宫适的这番话，孔子没有评价。但是南宫适出去以后，孔子赞美他是个君子，是个崇尚道德的人。

为什么这番话说明南宫适崇尚道德，是个君子？因为从其话语中表现出南宫适赞赏的是禹和稷，不赞赏羿和奡。就是说他不喜欢征战杀伐，而推崇耕稼，以德治国。所以孔子说他是个有德的人，是个君子。

为什么孔子要等南宫适出去后才赞美他？赞美一个人有品德的话，不适合当着学生的面说，学生听了会不好意思。孔子听到这番话虽然没说什么，其实心里很高兴。所以一等南宫适出去，就赞美他。

14.6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乎,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而不仁者”，这里的君子显然是指贵族子弟，他们当中不仁者多。“未有小人而仁者”，一个普通老百姓不可能是一个仁者。这话有些人是不赞同的。劳动人民怎么就没有仁德呢？种地的、做工的、做生意的，普通老百姓怎么就没有仁德呢？孔子讲过，小人怀土，小人怀惠。小人是种地的，一定要关心利益。不关心利益，他怎么会去好好种地，多打点粮食呢？所以小人一定要关心利益，心里一定要装着土地。“小人喻于利”，小人一定要懂得利益，追求利益，关心利益。但如果心里老装着利益，老是想着那一块土地，那么他就达不到很高的道德境界。达到很高的道德境界是要淡泊名利的，而小人、劳动者不可能淡泊名利。如果他们淡泊名利，那就糟了，就不是个好的劳动者。所以这句话还是有些道理的。

14.7　子曰：“爱之,能勿劳①乎?忠焉,能勿诲②乎?”

①劳：劳苦、操劳。②诲：教导、教诲。

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一个好官的描述，也可以说是对一个好老师的描述。作为统治者来说，爱护百姓，肯定会为他们日夜操劳。忠于职守的官员，肯定会好好地教化老百姓。如果说是对教师说的那就更像了，爱护学生，就会诲人不倦。忠于职守的老师，当然就会好好地教育学生。

14.8　子曰：“为命①,裨谌②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③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①命：《译注》：外交辞令。或作政令解。②裨谌(bìchén)：郑大夫。③行人：外交官。

这句话是说政令是裨谌草创的，世叔参与了讨论，子羽又加以修饰，最后子产加以润色。政令的语言要写得非常准确，要反复修订。这符合孔子“正名”的思想，“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政令要反复地修订润色，不断完善，这是一个正名的过程。此外，这句话也说明孔子对当时典章制度的来龙去脉、发展变化很熟悉。孔子是个很熟悉文献的人，既熟悉文献也熟悉历史。

14.9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①也。”

问子西。曰：“彼哉！彼哉！”

问管仲。曰：“人也②。夺伯氏骈邑三百③,饭疏食④,没齿无怨言。”

①惠人：施恩惠的人。②人也：人才。③三百：三百户。④饭疏食：指伯氏饭疏食。

子产是一个对老百姓有恩惠的人。孔子不是说“小人怀惠”吗？子产为老百姓谋实惠，是个好官。

问到子西这个人物，孔子就说“他呀，他呀”。这个人不好说，不是什么好人。

而说到管仲，孔子说他是个“人才”。为什么说是人才呢？他夺了人家的骈邑三百户，弄得人家“饭疏食”却没有怨言。说明管仲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若光是合理不合情，别人会有怨言；光是合情不合理，别人也有怨言。政治改革要调整、理顺利益关系，它总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管仲就损害了伯氏的利益，但伯氏没有怨言，说明管仲确实是个人才。

14.10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之前孔子与子贡也讨论过这一问题，这里又讨论到贫和富的问题。“贫而无怨”，这是很难的，没有怨言，没有牢骚，穷得坦然，安稳，这确实很难。但“富而不骄”，富贵了仍很低调地做人，要容易一些。人的品质在贫困中是难以提高的，富了以后就有了一个更好地进行道德教育的基础。国家总是那么贫困，很难将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提高很多。生活水平提高了再来提高道德水平，是要容易一些。当然，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些现实情况：很多富人道德水平不怎么样，穷人的道德水平反而要高一些；繁华世界更容易产生道德堕落，穷一点的时候人民的道德水平好像还要高一些。这又是另外一个事实。所以道德水平和贫富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地说，经济是基础，有了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就会建起来。但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又确实是这样。所以这是很复杂的，人的问题总是那么复杂。

14.11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①老②则优③,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①赵、魏：晋国诸卿赵氏、魏氏。②老：家臣之长。③优：优裕，有余裕。

滕、薛，小国，势力小于赵氏、魏氏。能为大家家臣，却不能为小国大夫。《集注》说：“大家势重，而无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无官守之责。滕、薛国小政烦，大夫位高责重。然则公绰盖廉静寡欲，而短于才者也。”

赵氏和魏氏虽然是上大夫，但是在大国的上大夫家当一个管家，是比较容易的。而要在小国当一个大夫却不那么容易。这么比首先是说大国和小国之间势力确实不一样，别看小国是一个国家，它的势力甚至比不上一个大国的上大夫家的势力。所以到春秋时期，国与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是不平等的。故而孟公绰只能为大国的家臣，不能为小国的大夫。

14.12　子路问成人①。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②,久要③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①成：全也。②授命：付出生命。③久要：“要”为“约”的借字，约，穷困之意。

前面讨论过“人才”“君子”“士”，这里讨论“成人”。

到底什么是成人？孔子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成人是不是就是“成于乐”的人呢？我想也可以这样理解，成人是接受了诗、礼、乐的教育，品德已得到了完善的、全面发展的人。品德完善的、全面发展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这里说得比较具体，有“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然后还要“文之以礼乐”，才是“成人”。

成人和仁人差别很大。成人还不能算是仁人。前面讲过，只有某些具体的品德都还不能说是仁人。这里说的成人兼有多个人的好品德，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全人、一个完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拥有多个人的品德和性格还不够，这些品质，好像还只是由诗所兴起的内在品质，还要“文之以礼乐”。这些内在的品质是与生俱来的，具有一种天然性。所以要培养一个“成人”并不完全是教育的事情，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没有那么容易，先要具备多种优秀的品质。比如说“勇敢”，它和天生的一些素质是有关系的。每个人天生的素质是不一样的。有的这方面强一点，有的那方面强一点。有的人勇敢；有的人不欲；有的人聪明；有的人喜欢动脑筋；有的人喜欢动手，多才多艺；有的人生来笨手笨脚。要在天生的素质方面找一个又“智”又“不欲”又“勇”又“艺”的人是很难的。孔子列举了多个人，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还不是他的学生。有了这么好的素质还要“文之以礼乐”，先教给他社会规范、行为规范，还要用音乐将他的情感、理智协调一致。共产主义是建立在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现在还只是初级阶段，孔子那个时候更糟糕，他把学生都找来，把他所认识的人都找来，才勉强凑齐了一个有可能成为“成人”的学生。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何必然”即何必如此呢？也就是说只能退而求其次了。其实全面发展的人，真正的理想的全面发展的人是不可能有的。退而求其次的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的人，这样的人可以马马虎虎算个“成人”。这个马马虎虎的成人已经是具备多种优秀品质了。“见利思义”是说这人品德高尚。“见危授命”是说这人很能干。“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是说这人永远不变节，不做前面所说的邦有道“谷”、邦无道照样“谷”的无耻的事情。所以理想中的“成人”几乎没有，马马虎虎的“成人”也难找到。再一次看出孔子不是理想主义者。

14.13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明贾对曰：“以①告者②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①以：代词，此。②告者：传话的人。

孔子问公叔文子的情况。他说：“信乎？”确实是这样的吗？“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他又不说话，又不笑，又不要东西，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呢？这人有点怪，难怪孔子要问。但是公明贾的回答是“以告者过矣”，传话的人说得过头了一点，一个人怎么会不说话，又不笑，又不要东西呢？不是这样的，是什么样的呢？他是“时然后言”，该说的时候才说，平常不乱说，所以别人不厌烦，不觉得他多嘴。“乐然后笑”，真正快乐才会笑，所以“人不厌其笑”，别人不觉得他是假笑，不觉得他是奸笑，不烦。“义然后取”，该取的才取，所以“人不厌其取”。巧言令色见多了，巧取豪夺见多了，对该说的时候说、该笑的时候笑、该取的时候取的人，反而留下一个不说不笑不取的印象。

但孔子听了以后还是有所疑问。“其然？岂其然乎？”为什么会怀疑？若按公明贾说的那样，那公叔文子太好了，水平太高了，简直就是一个“成人”。孔子有点怀疑。“时然后言、乐然后笑、义然后取”，总是恰到好处，人没有那么完美。连假笑都没有一个？从来就不装笑脸？很难说。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也很难说。所以孔子有些怀疑。全面发展的“成人”没有，恰到好处的“完人”也值得怀疑。

14.14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①君,吾不信也。”

“以防求为后于鲁”，防是一个地方，杨伯峻先生的翻译是：“臧武仲(逃到齐国之前），凭借着他的采邑防城请求立其子弟嗣为鲁国卿大夫。”

做这件事情据说是没有要挟鲁君，孔子觉得不可信。这是一个历史事件，记载在历史上的，或是听别人说的，孔子都有所怀疑。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是听别人说的，“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是在书上看到的，都值得怀疑。凭什么怀疑呢？孔子是根据人的常情去推断的，根据人的常情去推断不是这个样子，不可能“不言不笑不取”，所以怀疑。在这一历史事件上，孔子觉得不要挟君王，也不大符合常理。所以他有所怀疑。

不要轻信，要用常理去推断。也不能轻易怀疑，怀疑要有点道理。

14.15　子曰：“晋文公谲①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①谲(jué)：诡谲、欺诈，玩弄权术阴谋。

孔子评价两个历史人物，一个是晋文公，一个是齐桓公，都是春秋霸主。晋文公是个会玩弄权术、会耍阴谋的人。齐桓公是个正人君子，不耍权术，不耍阴谋诡计。孔子在《论语》里多次赞美齐桓公，用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力”，就是因为齐桓公是个正人君子，不耍阴谋。没有看到他赞美过晋文公，可能就是因为晋文公耍阴谋，不是一个正人君子。

14.16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①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②,如其仁。”

①九合：多次，史载有十一次。②如其仁：如，犹乃也，这就是他的仁德。

《今读》：“公子纠是齐桓公的哥哥，召忽和管仲都是公子纠的臣下，于是后世成了老大难的问题。管仲不死君难，当是不忠；而且有‘三归’等等，也‘不知礼’，颇不合儒家标准。孟子就痛斥而藐视管仲。特别谨守内圣外王说的后代理学家们更是如此。但孔子却如此盛赞，如何解释？又是众说纷纭。拙意以为孔子是从为民造福的客观巨大功业出发来肯定管仲的，正如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放在‘仁’之上一样。‘内圣’并非目的本身，因之大不同于受佛家影响的宋明理学。”

这又是评价历史人物。《宪问》这一篇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很多。

桓公杀了公子纠。公子纠的两个重要的助手，一个是召忽，一个是管仲。召忽“死之”，为此而死。而管仲没有死，而且还做了桓公的宰相。子路觉得，从这件事情看，管仲这个人不怎么样。于是他拿来问孔子，看孔子怎么评价。子路觉得管仲“不仁”。因为孔子讲过仁人要有坚守，不能变节。孔子是这样评价这一历史事件的：“桓公九合诸侯。”春秋时期，周天子已经丧失管理天下的能力了，天下大乱，首先出来稳定局面的就是齐桓公。“九合诸侯”即多次会合诸侯，历史上记载不止九次，有十一次。“不以兵车”即没有动用武力。这都是管仲的力量。所以孔子说，“如其仁、如其仁”，像一个仁者，差不多是一个仁者了。他不说“一定就是”，只是说“差不多”，“很接近”。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什么为原则？有大节，有小节；有大义，有小义。孔子看重的是大节、大义，小节、小义在其次。管仲凭他的才能，让当时的天下团结一致，不发生战争，稳定了乱局，这是大义。所以儒家是很灵活的，主张不能变节要有坚守，然而在这件事情上变节了也没有坚守，却没有问题。有利于大局，有利于人民，有利于整个天下，这就没有问题了。如果管仲变节仅仅是为了自己，那孔子对他肯定没有好评价。管仲是为天下谋利益，或者事实上达到了利天下的目的，所以获得了好评。

14.17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①,民到于今受其赐。微②管仲,吾其被③发左衽④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⑤也,自经⑥于沟渎⑦而莫知也?”

①一匡天下：使天下一切都得到匡正。②微：假如没有。③被：同“披”。④左衽：衣服向左边开。原始民族，没有开化时就都是这样子。⑤为谅：守着小节、小信。⑥自经：自缢。⑦沟渎：山沟。

这一章可以和上一章合在一起讲。

管仲的贡献到底在哪里？西周灭亡了以后过渡到春秋，管仲和齐桓公的贡献到底在哪里？在孔子看来，原因之一是前面讲到的“不以兵车”，即发生这么大的变局，没怎么死人，这是很了不起的。这里又讲到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管仲和桓公的历史贡献是保存了文化，这个是大义。“被发左衽”，大家都像野人、原始人，都是没有文化的人。“吾其被发左衽”，“吾”是指孔子和他的学生，这些人现在都是文化人。在孔子看来，如果没有管仲，没有人能“九合诸侯”，西周的文化就不能继承下来。文化灭绝了，人就变成了野人，那才是大的灾难。四大古文明中有三个都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因为大动乱消亡了，唯有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总是有人力挽危局，这些历史人物怎么赞美他们都不过分。

14.18　公叔文子之臣①大夫僎②与文子同升诸③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①臣：家臣。②大夫僎(zhuàn)：《汉书》作大夫选。③诸：同“于”。

公叔文子推荐他的家臣和他自己“同升于公”，这就是选贤任能，做得不错。孔子赞美他是“文”。“选贤任能”就是“文”，讲文明、有文化。所以这个公叔文子应该是个不错的人。前面说孔子听到赞美他的话，有些不信。但这是一个事实，他确实推荐自己的家臣和自己“同升于公”，值得赞美。怀疑的就怀疑，不怀疑的就不怀疑，这是事实。孔子觉得这个人不错，可以谥为“文”。

14.19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①不丧?”孔子曰：“仲叔圉②治宾客,祝 pagenumber_ebook=297,pagenumber_book=286

③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①奚而：奚为，怎么。②圉：读yǔ。③ pagenumber_ebook=297,pagenumber_book=286

：读tuó。

一个君王无道，只能靠能干的大臣辅助他。其实卫国是有这样的人才的，孔子就指出了几个，仲叔圉可以治宾客，祝 pagenumber_ebook=297,pagenumber_book=286

可以治宗庙，王孙贾可以治军旅。外交、内政、军事都有人治理，这国家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不会亡国。在中国古代，除了几个开国之君外，君王很厉害的并不多。但是国家基本上都治理好了，主要还是因为能臣很多。三公九卿，三省六部，各司其职，国家就治理好了。国家出大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君王出问题，而是大臣出问题；君臣上下一起出问题，问题就更大了。所以要有能臣，要有治臣。

14.20　子曰：“其言之不怍①,则为之也难。”

①怍(zuò)：惭愧。

言之不怍，就是大言不惭。大言不惭当然为之也难。夸夸其谈，做起来当然就很难了。

14.21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①,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①从大夫之后：曾经担任过大夫，此时孔子已告老还乡。

这是孔子从政的一个实例。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为臣、怎样办事的。“从大夫之后”，就是曾经担任过大夫，这个时候孔子已经告老还乡了，但有大事他还是有责任进言的。“陈成子弑简公”是一件大事，所以孔子“沐浴而朝”，这叫“临事而敬”。沐浴斋戒就是“敬”。大事来的时候，沐浴表示慎重。他告诉哀公，“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哀公就说：“告夫三子。”“三子”就是季孙、仲孙、孟孙。哀公要孔子去告诉他们。孔子就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按照礼来说，孔子这个时候是要告诉君王的，他不能去告诉三子，“吊民伐罪”的事应该由君王做决定。但哀公要他“告夫三子”，孔子就去告诉三子。君王要我来告，我告了，你们不做，我尽到了我的责任。其实他也知道，告了也是白告，但白告了他也要去告，尽到了他的职责。这就叫“臣事君以忠”。

14.22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君不可欺，但是可以冒犯，这就是孔子说的“事君”。什么叫“冒犯”？冒犯就是直接顶撞，直言敢谏，触犯龙颜。臣子为达到目的，可能欺骗君王。即使是达到一个好的目的，孔子觉得也不能欺骗君王，要直，要真实。君王对天下的事情不可能事无巨细都了解，而大臣了解这些事情。如果欺了君，君就不了解实情，于是犯了错误，这当然是臣的问题。因此臣不管会不会冒犯君王，都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君王，即使是犯龙颜，触怒了君王，也要把真实的情况、真实的想法告诉君王。那些受到赞扬的大臣往往是直言敢谏的人，对欺君罔上的人，历史学家总是没有好评价的。古代的官职里面有专门进谏的人，叫作谏议大夫。当谏官，专门提意见，制度规定你的责任就是提意见。

14.23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①

①上达下达：《译注》：上达，君子通达于仁义；下达，君子通达于财利。《今读》：上达，大处成功；下达，小处成功。

什么是“上达”，什么是“下达”？《三字经》里面说，“上致君，下泽民”，宋明理学家反复提到要“上达”。“上达”“下达”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杨伯峻先生的解释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没有差别。我的理解是：君子追求形而上，小人追求形而下。“上达”的是形而上，“下达”的是形而下。形而上的是仁义礼智，形而下的是柴米油盐。君子不断向上追寻形而上的意义，在理念的世界中过一种精神生活；小人努力获取物质实利，在名利场中寻求欲望的满足。

12.24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①,今之学者为人②。”

①为己：《译注》：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②为人：《译注》：装饰自己，给别人看；《今读》：教训别人。

要做为己之学，不要做为人之学。“为己”就是做学问是为了自己，为了提高自己的内在品质；“为人”就是学问做给别人看，为了达到名和利的目的，比如说为了评职称，为了拿奖金，为了达到学校所规定的评价要求。

孔子那个时候的“古之学者”就是夏商西周的学者。思想家都有今不如昔的感叹。古之学者做学问、读书、学习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境界，完善自己的人生，实现自我的价值。现在这些学者，做学问、读书、学习是为了达到别人提出的要求，为了做给别人看，为了出名，为了谋利。这就是古今学者的差别。

做学问如果是为了自己，最终的结果肯定是为他人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做“为己之学”最终能够成就万事万物，成就天下，成就老百姓。道理在哪里？因为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读书人都成了优秀的人才，这些优秀的人才培养出来以后，他们就会干出大事来，国家就获得了利益，人民也获得了利益，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为他人。如果你做学问只是为了达到别人的要求，只是为了出名，最终的结果就是自己丧失了道德品质，自己就不是一个真正优秀的人才，办不好事情，治理不好国家，所以最终伤害了自己，又伤害了国家和人民。

14.25　蘧①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

使者出。子曰：“使乎②！使乎！”

①蘧：读qú。②使乎：好一个使者。

从这些事情我们能看到孔子平时是怎样待人接物的。“使乎！使乎！”这是赞美之辞。孔子问到蘧伯玉怎么样的时候，使者说“欲寡其过而未能”，想要自己的过错少一点，但是还做不到，有一点困难。为什么说他就是一个好使者呢？因为使者的言语是很讲究的。我们平常说这是一位好使者，是要不卑不亢，并略显得谦虚一点。这位使者的话是很恰当的。

14.26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也常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政治生活中为什么是这样子？学者为什么是这样子？什么是政治？子路问孔子从政先干什么？正名，所谓正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政治就是要按制度、规定办事。制度规定在你那个职位上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你按制度办事就好了，不该你做的，你就不能做。如果你做了，那就是超越了制度，也就违纪了，甚至是犯法了。所以前面讲到，孔子听说有人弑君，他就按照自己的职位做了该做的事情。他没有召集一帮人去讨伐，因为带兵讨伐不是他的事情。

这一思想又涉及另一个问题。中国古代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不能去干预朝廷的事情。汉朝末年，明朝的时候，太学生干政被杀头的有。中国古代有过太学生造反的事情，都被镇压了。书院也不能干政，如东林书院，那些干政的人都遭了杀身之祸。“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怎么不能干政？老百姓都是不在其位的人，那些在其位的都失位了怎么办？让他们在朝廷烂下去吗？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假如在位的都没有好好地谋他们的政，正人君子怎么办？老百姓怎么办？儒家没有好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有缺陷的，它到了这个地步就没办法了，只有让它烂掉后改朝换代。出现问题时不能及时修补，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不考虑在不在位了，而是“不在其位亦谋其政”，这样往往招来杀身之祸，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问题。

曾子的话问题就更大了，“思不出其位”。孔子是讲行动上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讲的是“思不出其位”，只想自己职位和角色所应该想的，职位以外的想都不想，这才是君子。想都不想这问题就更大了。我们是天南海北都可以想的。诸葛亮在隆中的时候，天下的事情他都想过。他是个布衣，怎么想天下三分的事情呢？是可以想的，他不想，刘备也不会三顾茅庐。

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会出乱子。你是臣他是君，你要去办君王的事情，那当然会出问题的。你是臣就是臣，不是君。你是处长不是部长，处长做部长的事情，会天下大乱。但是反过来，在位的不谋其政，那怎么办呢？也会天下大乱。所以它是一个矛盾体，专制制度没有克服这个矛盾。当然儒家也是有他的办法的，办法是通过教育把君子培养出来，通过选举制度把君子选到朝廷里面去，这样保证在位者能好好谋政。但是这也难，谁也无法保证教育出来的都是君子，无法保证选上去的都是君子。

14.27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①过其行。”

①而：同“之”。

言过其行，君子以为耻。言过其行，欺人害己。

“言行一致”，这个意思在《论语》里反复地讲。

14.28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①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①无能：没能做到。

智、仁、勇是儒家的三达德，前面也讲过。还值得一讲的是，古人怎么下定义。勇者当然就是不惧；智者就是不惑；不忧，总是快乐就是仁者。这种定义，在我们看来是循环定义，没有更多的内涵。我们古人下定义不像西方那样，按照逻辑下定义。西方是按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下定义的：“属+种差”。先要找到属，“智、仁、勇”的属是达德。仁是什么什么样的达德？“什么样”就叫种差，仁的种差就是仁和智、仁和勇的差别。找到了种差，把种差和属加起来就行了：仁是一种关爱他人的最高品德。中国古代喜欢描述性的定义，这种描述性定义，描述得简单一点就显得没有内涵，描述得复杂了就好像是在讲故事。不过我们还是明白它的意思。什么是仁？仁就是快乐的，没有忧愁的，乐呵呵的人就是仁者。什么是智者？没有疑惑的人。什么是勇者？什么都不怕的人。这是东西方思维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具象思维，他们是抽象思维。

14.29　子贡方人①。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②。”

①方人：讥评别人。②不暇：没有闲工夫。

释义许多喜欢议论评价别人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议论别人，招致怨恨，徒取烦恼。人恒有过，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世界就太平了，讥评别人，徒费心思，故夫子说没有这闲工夫。

孔子觉得讥评别人、说三道四，这样的人不贤。有贤德的人，不喜欢评头品足，不议论别人，不说三道四。特别是不要讥笑别人，“方人”有自己对别人不对，自己好别人不好，自己完美别人不完美的意思，总是看到别人的缺点。孔子的态度是相反的，他的态度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看到的是别人的好处，看到的是要向别人学习的地方。任何一个人都有缺点，前面讲到蘧伯玉，总是想要少一点过错，但是好像还有点困难。人要改变自己的缺点确实是有困难的。很难改正才成为缺点，若那么容易改正就不叫缺点了，就早改正了。子贡眼里老看到别人的缺点，孔子觉得要看到别人的优点。用善良的眼光看人，人都好；用不善的眼光看人，人都不好。如果你总是看到别人的缺点，说明你是在用不善的眼光看人，你当然就没有贤德了。

14.30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这句话也是反复地讲了的。

14.31　子曰：“不逆诈①,不亿不信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①逆诈：预先怀疑别人的欺诈。②不亿不信：不无根据地猜测别人的不老实。

不胡乱猜想，不轻易怀疑别人，不欺骗别人的人，当然是贤者，为什么是先觉者？怀疑的人倒是没有先觉。怀疑意味着认定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自己摆脱不了，他改变不了他的既有观念，总是不敢相信当前的事实。是什么不是什么，先不要去怀疑。不怀疑的时候，当事情出现的时候，才能够对它有一个真实的理解和把握。胡塞尔提出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悬置先见”，就是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先要把所有的先见都排除掉，这样才能真正地认识事物。带着先见就不能好好地认识事物，不要事先猜想，也不要怀疑。不要“逆诈”，“逆诈”就是首先就认定别人是来骗自己的，就防一手。现象学要我们排除先见，悬置先见，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真实地认识当前的事物。不带先见的人才有先见之明，这就是辩证法。

14.32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①栖栖②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③也。”

①是：副词，当“如此”解。②栖栖：忙忙碌碌。③疾固：痛恨顽固不化的人。

怎么这么忙忙碌碌的？忙忙碌碌的，是不是要讨好君王？孔子说：“非敢为佞也，疾固也。”我怎么敢去讨好啊，我只是痛恨顽固不化的人。佞也可以作巧言令色解，即有口才，有辩才。“非敢为佞也”即我不是逞自己的口才，我不是巧言令色，而是痛恨顽固不化的人，要多说他们几句，要多和他们辩论辩论，劝他们改邪归正。

微生亩是一位长者，他看不惯孔子忙忙碌碌的样子，以为他是逞强或者是功利心很重。孔子说他是痛恨顽固不化的人。强烈的正义感与顽固难改的现实形成尖锐的矛盾，故而有人不理解。

14.33　子曰：“骥①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①骥：千里马。

赞美千里马并不是赞美它的力量，不是赞美它跑得快、跑得远，而是赞美它的品德，赞美它肯跑、愿意跑、努力跑的品德。学生也只要肯跑就行，至于聪不聪明，理解能力怎么样，无关紧要，只要努力就行。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好品德，天资并不是最重要的。

14.34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这一章体现出儒家、道家、基督教的不同。基督教讲的是“打你的左脸，把你的右脸也送过去给他打”，“脱你的外衣，干脆把内衣也给他好了”，这是耶稣传道时说的。老子也说要“报怨以德”。

有人对孔子说，以德报怨怎么样？孔子说，那拿什么报德呢？“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就是儒家和道家不一样的地方。“以直报怨”，“直”即真实的内心想法，我怨你恨你就怨你恨你，不装假，真实地表现出来。装着表现出不怨不恨，这是虚伪。“以德报德”，人家对你有德、有恩，要记人家的恩德，要知恩图报，要懂得感恩。“以德报德”，很好理解。

“以直报怨”好还是“以德报怨”好？“以德报怨”是装的，是不真实的。“以直报怨”是真的。“以直报怨”有什么问题？“以直报怨”就会报不完，我怨你我报你的怨，你又怨我你报我的怨，冤冤相报何时了？纷争不断的社会总是有一种思想要求：“以德报怨。”“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怨你恨你，这个世界就灰暗；想你爱你，这个世界就美好。但“以德报怨”很难，儒家是一种中庸之道。人家对你做得那么不好，你在内心里还真正地不恨他，这个很难，不符合常人真实的感受。儒家觉得要真实，“直”在《论语》中是一种很高的价值。要保持人性的天真、本真，做一个真实的人。儒家为什么不提倡博爱？儒家觉得真实的人首先是爱自己的，然后是爱家人，然后才是爱别人。这就是孟子说的“爱有差等”，这才是真实的人。博爱，爱别人家的父母跟爱自己家的父母一样，或者更爱别人家的父母，这不是真实的人的感受。什么是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才是直。父亲偷了东西你去告官，这不是真实的人的一种内心感受。在原始儒学中，在孔子这里，儒家是很切合人性的，不是理想化的。汉儒太理想化了，魏晋南北朝的人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到宋朝，理学家又把它理想化，明清的启蒙思想家又骂它。其实原始儒学是很真实的，是中庸之道，很切合实际，没有那么多理想化的东西。

14.35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①人,下学而上达②。知我者其天乎！”

①尤：责备，怪罪。②下学而上达：《译注》：学习一些平常的知识，却透彻了解很高的道理；《今读》：下学人事而上达其理。

孔子感叹“莫我知也”，子贡说：“为什么没有人了解您呢？”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只有天理解他，别人都不理解。“不怨天，不尤人”，既不埋怨上天，也不怪罪别人。“下学而上达”，前面讲过“君子上达，小人下达”，“下达”就是关心形而下，“上达”就是关心形而上。形而下就是具体的事物，如桌子、椅子、手机；形而上是从具体的事物当中抽象、概括、上升的概念、真理、思想、理论、规律。也可以说形而下是现象世界的东西，形而上是自在之物，本质的东西。“下学而上达”，就是学习、关心、了解、研究那些具体的事物，但眼光、思想不是停留在这些具体的事物上，而是对这些具体的事物做出概括、加工、提炼，进而形成一种思想或观念。

“下学而上达”就是做学问。首先要“下学”。做学问如果不关心具体的事物，不关心现象世界的东西，不去研究它，那做不出学问。即使是数学，也是从算术开始的，算术一开始也很具体。你妈妈是怎样教你“1+1”的？1是一个手指头，再加一个手指头就是2，这些东西也是形而下的。到了中学学代数，a+b=c，(x+y）2=x2+y2+2xy，这就是抽象的东西了。“下学”以后还要“上达”，要对具体的东西进行提炼、加工和概括。有些同学开题就不会提炼、加工、概括，不知道怎么去归纳出一个观念，不知道怎么去提炼出一种思想，脑子里面混乱得很，全是那些经验性的东西。有些大学老师写文章也只能谈经验，寄到我们杂志来，发表不了。编辑部发文章，理论性要强，理论性强是说你在用概念谈问题，而不是用具体的事例说明问题。就像黑格尔说的，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就是用概念谈问题，什么否定、肯定、否定之否定，全是概念。

做学问也是做人。西方做学问就是纯粹做学问，为学问而学问，但是中国人做学问就是做人。“下学”实际上就是孔子说的“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的时候，由于他是一个贱民，所以学会了做农活，学会了干很多的事情，这是“下学”。“上达”呢？到了后来，“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一天天“上达”。“少也贱”，是个小人，“上达”以后就是个君子了。从小人上达为君子，也就是“先进于礼乐”，然后才做一个君子。以前是野人，野人关心的肯定是柴米油盐这些所谓的“百姓日用”，然后通过读书学习成为一个君子。追求君子人格是无止境的，总是往上走，总是在前进，总是在发展。人格越来越完美，境界越来越高，这就是“上达”。

做学问不能不关心具体的事物，不能一开始就去抽象，不能一开始就学哲学，到什么时候学哲学？《学记》中说的“知类通达”就是学哲学，要到第九年、第十年的时候才“知类通达”。一开始要“离经辨志”，“离经”是学习基础性的东西，能读懂句子，能断句，很具体。做学问要先打好基础，然后才去研究哲学。从离经辨志到敬业乐群，到博习亲师，到论学取友，然后才可以知类通达。

做人也是这样。孔子觉得生来就是君子，“后进于礼乐”的那些人不怎么样，如果朝廷用人的话要用这些“先进于礼乐”的野人。每个人一开始都是小人，朱熹写了一本书叫《小学》，即是教小人的，教小孩的。儿童学的东西是“六德”：智、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先学这些具体的东西，小学学好了才能学好大学，做好了小人才能做好一个君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普通老百姓关心的是利益。做人先要解决利益层次的问题，先要解决温饱问题。但是衣食问题解决之后，不往上走，没有更高的追求，这样做人就不对了。衣食住行的问题解决以后就要有更高的要求，要做一个君子。这时候利益对你来说就不是重要的了，品德和精神对你来说才是重要的了，“义”才是重要的了。这也是“下学而上达”，先要解决利益问题、温饱问题，不能一步登天就去讲道德、讲义气。一无所有，怎么讲义气啊？

下学而上达，做学问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其实，政治生活也是这样。老百姓是下，朝廷是上。首先要关心的是老百姓，然后才关心朝廷的官员，关心贵族，最后才是皇帝。这也就是那句老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下学而上达”这几个字老被宋明理学家念叨，看朱熹的书，他总是念叨这几个字，但总觉得他讲得不是很清楚。其实很简单，人往高处走，要不断进步，要关心老百姓，要一步一步走，脚踏实地，不能一步登天。

“知我者其天乎？”孔子一边说“不怨天，不尤人”，但从这句话里面还是可以看出他是有怨言的。大家不理解他，他自己能看清楚，为什么别人不能理解他？别人没有能看清楚。有两种人不理解他，在下的人和在上的人都不理解他。普通老百姓不理解孔子为什么关心道德、精神、理念。因为他们自己只关心吃饭的问题，看到有个人关心道德，还要提升自己道德的境界，他们觉得这人有毛病。学问很浅的人看到学问很深的人就更不理解了，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有人去学哲学、文学和历史。他们觉得只有计算机、生物工程这些东西才实用。所以从做人、做学问来讲，关心形而下的人不理解关心形而上的人。政治生活也是这样的，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老百姓和贵族分得很清楚，老百姓不能奢望成为贵族。孔子一个贱民却想去当官，所以别人不理解。孔子以后，尤其是汉朝以后，才形成一种风气，普通老百姓可以“学而优则仕”。在上的人也有不理解的情况，能理解他的人不多。《论语》里面有几个理解他的人，比如仪封人，但是不多。春秋时期，统治者还不太理解孔子的“下学而上达”的思想，一个小人就安心当小人好了。战国时期就不同了，“养士成风”，统治者知道鸡鸣狗盗之徒也有用，要把他们养起来，说不定哪一天就有用。这当然还是从实用的角度看的。统治者中也有看中孔子的，但都是用实用的眼光看他。而对于孔子的治国理念，他们是不理解的。所以孔子周游列国，见过不少位高权重的人物，但都和他们说不到一块，最终还是离开了。

不被世人理解，深刻的孤独，这是大思想家的宿命。正因为如此，孔子才反复讲“不怨天，不尤人”，“不患人之不己知”。要想“下学而上达”，就要承受得了别人的不理解。

14.36　公伯寮愬①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②公伯寮,吾力犹能肆③诸市朝。”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①愬：同“诉”，诽谤。②惑志于：被迷惑。③肆：陈尸也。

“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杨伯峻先生的解释是：“他老人家已经被公伯寮所迷惑了，可是我的力量还能把他的尸首在街头示众。”孔子发现学生中有矛盾和不愉快，感到很伤心，他想到了道能不能行的问题。都是他的学生，连学生都教不好，他有一种道不能行的感觉。教育有局限性，有些人就教不好。公伯寮听从我的教导，就不会跑到别人那里去告状。孔子不喜欢告状的人。子贡方人，孔子说他是小人。告状，孔子更不喜欢。子服景伯是意气用事：季孙被公伯寮迷惑了，我要把他杀了。意气用事，孔子也不赞同：道行不行，这是命。我的道在公伯寮那里行不通，这是命，既是他的命也是我的命。他当了我的学生没有听我的教导，是他自己没有这个命。“公伯寮其如命何？”公伯寮能把我的命怎么样呢，能把他自己的命怎么样呢？他如果该死有人杀他，用不着你们同学来动手。这事听之任之好了，孔子很感慨。

14.37　子曰：“贤者辟世①,其次辟地②,其次辟色③,其次辟言④。”

子曰：“作者⑤七人矣。”

①世：浊世。②地：恶地，风水不好，地方不好，环境不好。③色：淫色。④言：谗言，佞言。⑤作者：这样的人。

有些事情只能采取消极的态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惹不起躲得起。但现代社会有些事情躲也躲不了。避世，怎么避世？到那里去避世？“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避地，怎么避地？房价那么高，搬个家那么容易？但有些是避得了的，淫色、谗言，避得了。

“作者七人矣”，这样的人有七个。不多，也就七个。

14.38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①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①晨门：早上守门的人。

“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

值早班的门卫问子路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子那里来，说明孔子很有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说明这个门卫水平很高。前面讲到的仪封人也是个守门的，是仪那个地方守城门的。为什么守城门的人水平这么高？守城门的人肯定是挑选那些聪明机智的人，他一问就知道你是不是来干坏事的，他一眼就看得出你是干什么的。现在警察学校直接从大学里面招生，这是对的，警察要那些很聪明的人当。光聪明还不行，还要读书。石门这位值早班的门卫一定是个读书人，他这么一概括，我们觉得概括得太好了，孔子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人。高人都深藏不露。这两个人让现在那些保安、门卫羞死。

“知其不可而为”本来是孔子个人的一种精神，但孔子的这种精神变成了一种儒家的精神了。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区别于儒家和道家的精神。不过，总体看孔子的思想，“知其不可而为”只是一方面，上一章就讲要躲嘛。治则出，乱则隐，这是《论语》里面反复讲到的。我们不要把“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夸大了，我们要注意到儒家还有躲的一面，还有退让的一面。但晨门这么概括孔子，说明他确实看到了孔子性格的一面，孔子这个人是很顽强的，积极进取的，确实想改变现实。孔子还吹牛，若要他去治国，“期月而已矣，三年有成”，孔子是多面的。人身上确实是有这样那样的矛盾，这就是人。人有灵活性、多样性。

14.39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①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②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③。”

子曰：“果哉④！末之难⑤矣。”

①蒉(kuì)：草筐。②硁：音kēng。③深则厉，浅则揭：《译注》：两句见于《诗经·邶风·匏有苦叶》。这是比喻。水深比喻社会非常黑暗，只得听之任之；水浅比喻黑暗的程度不深，还可以使自己不受沾染，便无妨撩起衣裳，免得濡湿。④果哉：多么果断。⑤末之难：没办法反驳他。

“有心哉，击磬乎”，说明从磬声中听出了一些心思。接着又说“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说明从硁硁的声音里面听出了“莫己知”的意思。“斯已而已矣”，算了吧，算了吧。“深则厉，浅则揭”，这是《诗经》里面的两句话。《楚辞·渔父》里面也有这样的话：“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水深水浅不是个人能把握的，听之任之吧，水深就趟水过河，大家都要湿衣服的，你想一个人不湿身？常在河边走，恐怕不湿身也难。水浅呢？表明黑暗程度不深，坏人没那么多，也还好办，可以洁身自好。这个人是个高人，在孔子那个年代，高人很多，大部分都隐居起来了。有楚狂接舆、荷蓧丈人，还有这个荷蒉的人，都是高人，这些人就随俗而流了。孔子和他们不一样，他还是没有随俗而流，所以他听到这话以后说，“果哉”，多么果断啊，“末之难矣”，很难反驳他呢。在孔子那个时代，对于黑暗的社会有多种态度，可能更多的人的态度就是听之任之。古代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这些高人，能看清社会本质的人，他们总是有退路，可以隐居起来。晨门和这个荷蒉的人都是高人，他们甘心当个门卫，当个普通老百姓；挑个草筐去谋生路，他们也觉得没什么关系，而且还觉得这样好。因为他们感觉到水深水浅不是个人的力量能够把握得了的。这也是东西方人不一样的地方，人的态度不一样。其实态度不一样和能不能改变是有关系的。我想说，东西方在这一点上不一样和我们这个国家太大有一定的关系。太大让人感到个人太渺小了，无能为力。太大了，还盘根错节，非常复杂，个人就显得很渺小。西方不一样，西方在春秋战国时期都是些城邦国家，城邦很小，要改变它也容易。即使是现在的欧洲，国家仍然很小，大的就只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还没有湖南这么大，其他就更小了。有些大国以前也是很小的，德国在魏玛时期就分裂为几十个小国。国家很小要改变起来，个人觉得也还容易。但是我们国家太大，个人觉得无能为力。但还是有两种态度：“深则厉，浅则揭”，这是一种态度；孔子是另一种态度，他要积极去改变现实。好在古代中国，即使国家这么大，还是有很多知识分子是孔子这种态度，要以一人之力去改变它，即使改变不了，也不同流合污，仍然要“下学而上达”。

14.40　子张曰：“《书》云：‘高宗①谅阴②,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③以听于冢宰④三年。”

①高宗：殷高宗。②谅阴：居丧时所住的房子。③总己：约束自己。④冢宰：宰相。

“三年不言”，三年不说话。孔子说：“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这是古代的“三年之丧”，这种礼不是周朝才有的，商朝就有了。周公制礼作乐，也不是什么复杂的、独创的发明。孔子本来就讲了，“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夏商都有礼，周朝只是在夏商礼的基础之上有所发展，有所损益而已。“三年之丧”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那讲的是普通老百姓，这里讲的是官员。李泽厚先生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保持了政令的继承性，先君的政令不会被新君随便改动，朝廷的政局也会安定得多。一个新君一上来就要改革，原来的老臣就会惴惴不安，不知道新君要干什么，很可能位子坐不稳，有这个担心那个担心。宰相是旧朝的宰相，新君看宰相处理政事，搞清楚以后再来主政。所以礼的规定背后是有道理的。

14.41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在上位的人好礼，老百姓就听使唤了。礼是一些规定规范，按制度办事，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那当然就是“民易使也”。如果按照某个人的奇思妙想来办事，老百姓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有争议了。

14.42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①。”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①安人：狭义的人，不包括百姓，专指上层统治者。

这里也是问一点讲一点，问君子是什么，孔子答“修己以敬”，就是提高自我的修养，做事有敬心。这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己以安人”，这是更高一点的要求，君子修身不光是自己的事情，还与周围的其他人有关。“人”后面还有“百姓”，人和百姓就不一样了，《论语》里面有的时候这个“人”不是指百姓，而是指贵族、统治者，这个地方就是指统治者，你要让其他人也要能够安心。这样就够了吗？还要“修己以安百姓”，让天下人都能安心，层次越来越高。子路开始问的时候，孔子只讲了较低的层次，他没往高层次讲，但子路老是问下去，孔子就往高层次讲。讲到高层次，孔子特别提醒他一下：不讲“修己以安百姓”是因为你做不到，所以没有必要跟你讲。为什么你做不到？“尧舜其犹病诸”，尧舜都做不到，尧舜要做到“修己以安百姓”都很难。“修己以安百姓”，其实就是圣人了，前面讲到过圣人，就是这样的。圣人是能够惠及天下的人，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君子如果往上走，就变成圣人了。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叫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尧舜其犹病诸”。所以我们要每一个普通老百姓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确实是太理想了。

14.43　原壤①夷俟②。子曰：“幼而不孙弟③,长而无述④焉,老而不死,是为贼⑤。”以杖叩其胫。

①原壤：孔子的老朋友。②夷俟：夷，箕踞；俟，等待。③孙弟：同“逊悌”。④述：作为。⑤贼：祸害。

这段话很有意思。原壤把两腿叉起坐在地上，在那等待。孔子对他说，小时候不懂礼节，长大了又不好好读书，老成这个样子还不死，真是个害人精。拿起拐杖敲他的腿。可以看出孔子与原壤的关系很好，是可以随便说话的。反过来看，孔子觉得小时候要养成好的道德品质，长大了要好好读书，要有所贡献，老了就要死，老了还不死，是一个祸害。儒家是很豁达的，觉得死是正常的事情。生命周常运转，是很正常的，儒家道家都是这样认为的。

14.44　阙党①童子将命②。或问之曰：“益者③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①阙党：就是阙里，孔子住的那个地方就叫阙里，也叫阙党。②将命：就是传达使命，传达消息。③益者：求上进者。

李泽厚先生感叹道：“今天学生如是者亦有之矣。刚进门就想独立门户，适登堂便与老师平起平坐，未入室便自认远胜老师。”

一个童子来传达使命，有人就问，这孩子是不是来求上进的？是不是想到这里来读书的？孔子就说：“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居于位”就是坐正席，坐正席就是不懂礼让，那不是他该坐的地方。“与先生并行”当然也是不行的，应该随行，跟在后面走。所以说“非求益者也”，不是求上进的，他不懂礼貌，小学没学好就来读大学是不行的。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大学学不好？是因为他们的小学就没学好。“欲速成者也”，大概是说，这人不是真正来读书的，是来读速成班的，是来镀金的，是来拿个文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