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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子曰：“泰伯①,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②。”

①泰伯：周朝祖先。②民无得而称焉：老百姓简直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称赞他。

泰伯是周朝的祖先，孔子说他有至德，最高的品德。泰伯多次将封国让给更有能德的人，老百姓都很喜欢他，简直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称赞他。孔子很怀念周朝，从周朝的祖先到周公他都很喜欢。

让位于贤的记载有很多，是远古氏族遗风。中国早期的历史中，禅让天下的事情不必怀疑。夏以后没有人主动禅让过天下，只有被逼着让出天下的，但夏以前尧舜都是禅让天下的。那时的氏族首领，都是公推出的氏族中有德有能的人，他们是真正地为人民服务，没有什么特权。当时一个国家也不大，也就是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也很辛苦，没有那么多的权力和利益，也没有那么多的辉煌。当感觉到自己年纪大了，精力不够了，就要早点把位子让给更有能力更有品德的人。当时一个首领所具有的权力其实是很有限的，武装力量也很有限，不可能养活一支专门维护国家统治权力的军队。和平时期每个人都是农民，打仗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士兵，如果君王没有德，又没有自己掌控的军队，全部落的人造反很容易把君王推翻，那个时代才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时代。后来就不一样了，国家有了军队，军队由国家首脑所控制，这就没人愿意禅让了。所以，没什么权力和利益，这是禅让的条件。

“让天下”的古风后来被儒家推崇为崇高的美德。孔子自己“温良恭俭让”。孟子说“四端”，说人有“辞让之心”，让是礼之端。周公制礼作乐，既是基于“让”的德，也是要培养人“让”的德。礼让礼让，懂不懂礼就是看你能不能让。孔融四岁能让梨，很小就懂礼让。臣能让君，子能让父，妻能让夫，这是那时候的礼。现在你们可能不这么认为了，但还是需要有一方让。让这种高尚的品德是从氏族社会开始的，氏族社会要推举人才一般要看他是否有让之德。让之德就是一种牺牲精神。

春秋是小康之世，天下为家，孔子因而怀念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

8.2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①,慎而无礼则葸②,勇而无礼则乱,直③而无礼则绞④。君子笃⑤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⑥不遗,则民不偷⑦。”

①劳：劳倦。②葸(xǐ)：胆怯。③直：心直口快。④绞：尖刻。⑤笃：有深厚的感情。⑥故旧：老同事，老朋友。⑦偷：淡薄，冷淡。

类似的话前面也说过，前面有子说：“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这里讲得更全面一些。

总是对别人恭恭敬敬的，自己就会很劳累，礼规定的恭敬是有节度的，不能太过分，并不是越恭敬越好。比如礼规定对父母是“昏定晨省”，起床之后和睡觉之前去拜见一下父母就行了。“慎”也是一种好品德，可是太慎重了也不好，太慎重了就会胆怯，畏葸不前，办事不成。前面说季康子是三思而行，孔子认为再思而行就可以了。太勇敢了，像子路一样的，就会出问题。“勇”也要有礼的限度。在古代打仗的时候，兵对兵，将对将，这是礼的规定，兵再怎么勇敢也不能冲上去跟将打。“直”也是很好的品质，但太直了就显得尖刻。说话太直，使人听了刺耳。“笃于亲”，是说对亲人有深厚的感情，坚定不移的感情。我们现在说的“无毒不丈夫”其实是“无笃不丈夫”，大丈夫对妻子要有深厚的情感，笃是笃实、深厚的意思。君王对自己的亲人有深厚的感情，那老百姓就会有仁德。“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故旧不遗，不抛弃老朋友。“偷”是薄的意思。民风偷薄就是人与人之间没有感情，很冷淡。这和君王的作风有关，君王做到“故旧不遗”，老百姓就不会这么冷淡。

在道德教育问题上，老子和孔子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统治者首先要有德。社会风气首先从统治阶层坏起，要纠正社会风气首先要从统治阶层开始。

8.3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①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①启：《译注》：同“晵”，视也。《今读》：启，开启，是叫他的学生摆正他的手脚。

《论语》中有很多话是很让人感动的，孔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身在缧绁之中的学生，我看了就很感动。曾子病得非常重，快要死了，把他的学生召集到他的床边，交代他们一些话，这些话也很让人感动。

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学生围站在他的病榻旁，曾子对他们说，“启予足”，抬起我的脚看一看。“启予手”，抬起我的手看一看。他自己已经动不了了，让学生抬起来看一看。看什么呢？看他有没有带过镣铐，有没有挨打。“免”，《论语》里单说一个“免”都是免于刑、免于祸的意思。为什么没有带过镣铐呢？他说，“我这一辈子就像《诗经》里说的那样，‘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以才免于刑戮。”曾子一生小心谨慎，我们从后面几章也可以看出曾子的为人处世。孔子也是反复讲要慎言慎行，要是稍不注意就会带上镣铐，就会有牢狱之灾，像公冶长那样。有些人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时期，其实，并不是这样，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才不会坐牢。

个体生命的价值，在暴君眼里，如同草芥。

8.4　曾子有疾,孟敬子①问②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③者三：动容貌④,斯远暴慢⑤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⑥,斯远鄙倍⑦矣。笾豆之事⑧,则有司⑨存。”

①孟敬子：鲁大夫。②问：探问。③所贵乎道：所珍贵的礼仪。④动容貌：注重容貌。⑤暴慢：粗暴和懈怠。⑥出辞气：说话的时候，多考虑言辞和声调。⑦鄙倍：粗野和过失。⑧笾豆之事：祭祀细节。⑨有司：主事小吏。

孔子死后，曾子的地位很高，生病的时候，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也来探望。在孟敬子面前，曾子还想给交代一些事情，担心人不听，说之前还做了一个铺垫：“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快要死的人了，没有半点私心，都是为你好，你要听。

曾子要交代什么呢？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做事态度要严肃认真，这样才能避免粗暴的对待。孟敬子治理国家可能行为态度不严肃，招致同级的官员的粗暴对待，下级官员也不听他的安排，怠慢工作。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孟敬子这个人可能一脸的邪气，或者嬉皮笑脸的，轻浮得很，没有人信任他。曾子告诉他，要取得别人的信任，你自己先要正经一些。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说话的时候要考虑言辞和声调，避免粗鄙和犯过。可以想见，孟敬子这个人，不仅嬉皮笑脸的，说话也是粗鄙难听，冒冒失失。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曾子最后交代他“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不要去管那些礼仪的细节，让专职人员去做好了。

儒家总想做王者师。现实中像孟敬子这样的人，曾子快要死了都还要交代交代，真是苦口婆心。

8.5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①——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②矣。”

①犯而不校：被欺辱而不计较。②尝从事于斯：曾这样做过。

有能力的人经常也会去问水平不如他的人。如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好像什么都不懂。其实这是一种态度，虚心向别人学习。“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也是低调行事，谦虚做人，被欺辱而不计较。曾子说他的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做人做事的。

8.6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①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②,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①六尺：合一米三八，十五岁以下。②百里之命：国家的命运。

前面讲到，曾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很低调，好像很懦弱，很无能，很怕事的样子。其实不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是懦弱的样子吗？是怕事的人吗？君子是可以将一个孤儿托付给他的人，是可以将国家的命运寄托给他的人，是关键时刻在大是大非上不会改变气节的人。儒家的知识分子是激情满怀、勇于担当的人。对朋友赤胆真心，对国家忠心耿耿。

“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有两个意思，一是说不只是君子能做到托孤寄命，普通人也能做到，每个人都可以做这样的君子；二是说君子就是一个有感情有气节有担当的人。君子是有担当，有责任心的，能托孤寄命，不会叛国，能为国尽忠，在大是大非上坚守自己的信念，临大节能慷慨赴死。就像孟子讲的，能杀身成仁。

8.7　曾子曰：“士①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①士：读书人。

前面一句以及这一句，都是曾子对君子人格的要求，这与孔子对君子的要求有些不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这是孔子讲的。曾子所讲的君子有更多具体的现实的担当、责任和独立的精神，能“托六尺之孤”，能尽全力实现承诺、承担责任。而且他认为“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这并不是很高的要求，君子也是普通的人，普通人也能做到这样。从曾子的这个设问句还可以看出，当时有些所谓的君子确实不像个人样，没有担当，没有骨气，所以曾子的语言里隐含对现实的愤恨和不满。而孔子讲的君子，只是从道德品质和人格特征来说的。孔子的用语显得平静一些，淡定一些。

曾子这句话我们很熟悉，很多读书人将它作为座右铭。读书人应该有博大的胸怀，刚毅的性格，因为他们肩上担负着很重的责任，而且他们所走的人生道路是艰难的、漫长的。他们担负的责任就是“仁”。孔子在谈论仁的时候，说“仁者爱人”，“颜回三月不违仁”，语气比较平和自然，没有规定一定要达到仁的境界。曾子的态度就不一样，对君子，对读书人有一种更高的理想化要求，读书人就是要以仁为己任。可是君子肩上的担子是沉重的，不是轻易能承担得起的，孔子也说过，人不可能轻易达到仁，很多人只是偶尔不违仁，好一点的也只是三月不违仁。所以孔子对于那些努力了也达不到仁的人并不作硬性要求，可以中道而废。可曾子认为读书人一定要担当这样的责任，要用一生去追求，用生命作保证，一直到死，所以这条道路是遥远的。这就对读书人提出了更高的、更理想化的要求。儒家的理想化是一步一步形成的，最初的创始人并不是绝对的理想主义者。儒家的理想化是从曾子开始的，曾子的这些话读起来铿锵有力，有很大的激励作用，有很强的鼓动性。

孔子和曾子相比，我更欣赏孔子的思想。对于一个人的道德特别是私德，不应该有理想化的要求。一旦有理想化的私德要求就容易导致人的虚伪，最终伤害的是道德本身，伤害人的本性，破坏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对于这个问题，孔子看得很清楚，人是有很大差别的，颜回那样的人毕竟三千弟子里面也只有一个，雷锋也只有一个，中国要再出一个雷锋也难。大多数人不好不坏，有时待人很好，有时又有点自私。这是很正常的。

众多弟子中，除了颜回之外，曾子是孔子最喜欢的了，孔子还将自己的孙子子思交给曾子教育，但子思的思想不像曾子这样理想化，他讲的是中庸之道。

我们说曾子的思想有理想化倾向，但他的思想不是轻浮的理想，他说的话一句句铿锵有力，沉稳刚健。他内心不像颜回那么天生宅心仁厚，而是刚毅、积极有为的。他真的能担当到死，临死的时候还召集他的学生，说“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他一生慎言慎行，担当到死。按照他如此刚毅的性格，如果不是时刻压抑内心的冲突，恪守礼节，恐怕他早就去坐牢了。

李泽厚先生这样解读这段话：这几章连续记曾参。曾子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突出的是宗教性道德。似乎刻板、迟钝和笨拙；孔子也说“参也鲁”。但同时也有如此感人的充满情感的不朽语言，这正是宗教性特征。宗教性的学派一方面强调严格要求、恪守小节，同时也要求在从小节做起的各种礼仪制度中，树立起刚强不屈的伟大人格。

8.8　子曰：“兴①于《诗》,立②于礼,成③于乐。”

①兴：《集释》：兴之为义，因感发力之大，沁人于不自知，奋起于不自已之谓，是唯诗歌为最宜。②立：在社会上站得住脚。③成：完成，成就，使学业人格得以完成。

“兴”，是兴起、激发的意思。就个人思维发展过程来说，首先是形象思维，而后才是抽象思维。诗所描述的是形象的情感世界，启蒙开智，从学诗起。诗缘情，诗言志，诗情画意，感发人的情志，振奋人的精神。因此，学问人格由诗而兴。古代的大学是从十五岁开始，这是刚刚开始懂得男女之情的时候，所以一开始就要用诗来激发他们的情感。“《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能够把人的情感引向正确的方向。这就是我们古代大学教育的伟大之处。

人从十五岁起，成人情感开始产生，这时正是需要正确引导的时候。情感像幼芽一样刚刚萌发，有些人就很不理性地把这种情感压制下去了，这是不利于个体成长的。你们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年龄阶段了，当你们刚刚懂得成人情感的时候，有没有人激发引导你们的情感呢？那时你们应该很喜欢读文学作品，也开始写诗了，可是你们的情感需要得不到父母老师的关注，他们甚至想方设法阻止你们读文学作品，什么韩寒、郭敬明通通给你丢掉。读《诗经》就不一样，《诗》的第一句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十五岁读到这种诗的时候，那种少年维特之烦恼就会产生，就会热血沸腾。但热血沸腾之后，《诗》又会把人引向正途，告诉青少年应该怎样正确对待爱情。女孩要害羞，让男孩子“求之不得”；男孩要主动追求，“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中国古代教育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重视情感教育，还在于当情感被激发之后又给以理性教育。礼是行为规范。情志被感发后，形于外为行。人的情志不同，各依本性而行，必有相互冲突，行得正，立得稳，需要行为规范的约束。礼就是理性，礼的行为规范背后是有理性的，中国人的理性精神就体现在所制定的礼制中。礼制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也就是要使人们的情感不至于过分，不至于走向极端，这不就是一种理性吗？这种理性教育一定要在情感教育之后，当情感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就被压抑下去了，那人就会变得无情。情感和理性之间要协调好，《学记》里说：“禁于未发之谓豫”，当某些不好的情感还没有激发出来的时候就要防御，一旦被激发之后再禁止，就会“扞格而不胜”。怎样将感情和理性协调好呢？一是用“思无邪”的《诗》。《诗》当中本来就包含有理性，而《诗》中的理又是合于情的理。二是用缘于情的礼。重阳节要登高，要饮菊花酒，吃重阳糕。这些都是节俗化的礼。现在把重阳节定为老人节，儿女们要回家看望父母或打电话慰问，这就是礼，这种礼背后的理就是满足人的情感需要的，教人恰当地表达情感。

激发情感之后，又用理性来加以调和，这是很聪明的。但是更聪明的是，孔子看到情感与理性的冲突其自身难以调和，而要用音乐来调和。“兴于诗”是情感教育，“立于礼”是理性教育。情感是个人对社会的体验，理性是社会对个人的要求。合情的不一定合理，合理的不一定合情。个人与社会是矛盾的统一体。孔子的教育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当情感与理性发生冲突时，他要求克制个人情感。“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然而克制情感必然产生消极情绪，情感长期被压抑，人会变得安于现状，不求进取。更严重的后果是，表面上以礼作文饰，暗地里追求欲望的满足。周代推行礼教，“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礼教的问题，孔子看得很清楚。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孔子的做法是前有诗教后有乐教，诗教陶塑一个朴素的情感本体，乐教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情感品质上去，达到情感与理性的和谐统一，塑造一个理性的情感本体。情感与理性的和谐统一标志着人格的最终形成，所以说“成于乐”。广义地说，“乐”就是使人快乐的东西。但使人快乐的东西差别很大，领悟到天地和人生的正道是快乐的；欲望得到满足也是快乐的。两种快乐的最终结果不同：正道直行，节制不合于人道的个人欲望，则既能获得快乐又不至于引起纷争；只顾满足个人欲望，伤天害理，结果是纷争迭起、陷入困惑而得不到快乐。所以要达到不乱不惑人乐己乐的目标，就要广泛推行乐教，从理性教育回到情感教育的起点上，让情感归于正道，达到情感与理性的和谐统一。“礼主别，乐主同”，“乐和上下”，我们在行礼的时候体现的是尊卑，我们在欣赏音乐的时候则会产生共同的情感，男女老少都会进入共同的审美情感之中，能消除礼带来的差别。音乐是情感的纯粹形式，它抽象掉了情感的具体指向性，能协调内在的情感冲突，使人的情感趋于完善。

8.9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①

①“民可”句：《译注》：宦懋庸《论语稽》则云：“对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而所不可者亦使知之可。或曰，与论所可者则使共由之，其不可者亦使共知之”。则原文当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恐怕真无此语法。若是古人果是此意，必用“则”字，甚至“使”下再用“之”字以重指民，作“民可，使(之)由之，不可，使(之)知之”，方不致晦涩而误解。另康有为亦改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将孔子民主化。

对于这句话，不同的断句有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解释是，可以使老百姓这样做，但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人说这是愚民政策。另一种解释意思恰恰相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老百姓可以做，能够做，就让他这么做；不会做，就告诉他们怎么做。你们觉得哪种翻译更符合原意？杨伯峻先生觉得第二种断句方法在古代不符合语法。我还是赞成前面的翻译，但是不是愚民政策呢？我认为不是愚民政策。这句话要放在孔子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下看，首先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并没有愚民的思想。在西周官学衰败的时候，他兴办私学，弟子三千，多数是贫贱老百姓，“有教无类”，怎么会有愚民思想呢？在当时老百姓是不是都有条件和资格接受教育呢？我们读《学记》就知道，西周“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而且是“以乡三物教弟子”，由此看，老百姓多少也接受一些教育，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六德、六行、六艺老百姓都要学。

那么这里的“不可使知之”是指什么呢？是指礼和刑罚背后的道理。老百姓可以按照礼制的规定做，但礼制背后的道理他们可以不知道，也不是能跟他们讲清楚的。那么礼背后的道理由谁来掌握呢？由大学生，由贵族子弟、读书人来掌握。那时能上大学的老百姓是很少的，这里的“民”指的是乡民，只受过小学教育的老百姓。那些认为这句话是孔子的愚民政策的人，简直很滑稽。

不给老百姓讲礼制背后的道理，到底原因何在？前面有一章讲到“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意思是知道禘礼背后的道理的人治理天下易如反掌。大学所教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中记载了很丰富的宇宙人生的道理，学习这些经典实际上就是学习礼背后的道理。对于老百姓只需要他们照着礼的规定做就好了，不需要他们懂得其中的道理。不光是古代老百姓不懂得礼背后的道理，就连现在的法制社会也有很多人不懂得法背后的法理，有的人甚至连法都不懂，犯了法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法背后的精神不需要老百姓都知道，那是法学家研究的范围。研究道德规范背后的道理的学问，我们现在称之为伦理学。伦理学不是所有大学生都学的，你们作为研究生，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你们有人没有读过吧，所以要老百姓都懂这些，不现实。孔子讲的并不是愚民政策，是要区分小学和大学。

8.10　子曰：“好勇疾①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孔子说，“唯君子能好人，能恶人”，只有君子才能做到不以个人好恶来评判一个人，才能真正喜欢一个人，喜欢这个世界。小人一般以个人利益为标准来衡量是非。所以愤世嫉俗也分为两种：没有仁德的人愤世嫉俗会出问题；有仁德的人，自己能安于贫困的人，他们的愤世嫉俗对于社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们那种冷峻的、清醒的批判精神弘扬的是正义。自己不能安于贫困，又不是为他人、为大众考虑问题，这种人的愤世嫉俗更多的是出于自私的目的，可能伤害他人，可能会成为社会的乱源之一。

8.11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①,其余不足观也已。”

①使骄且吝：假使骄傲而且吝啬。

周公太有才了，制礼作乐的是周公，开周代八百年文教的是周公，礼乐文化的奠基人也是周公。我们说的礼教是周孔礼教，周公排在孔子前面。孔子最推崇的就是周公，有一段时间没有梦见周公，还自我反省：是我的身体衰老了，还是我的志向衰退了呢？

即使有人有周公一样的才能智慧，但是他既骄傲又吝啬，那他其他方面的优点也不足以观。这里特别指出了人的两个缺点：骄傲和吝啬，都是心胸狭窄的两个极端体现。有才华的人最忌讳的是心胸狭窄。没有才华的人就算心胸狭窄、心怀鬼胎也掀不起多大的浪，最怕的是才华横溢却心胸狭窄的人。假如让这种有才华的人当上国家首领，那他损害的将是全国人民的利益。所以要忌讳和有才无德的人交往。

8.12　子曰：“三年学,不至①于谷②,不易得也。”

①至：意念所至。②谷：犹禄也。不至于谷，没有做官的打算。

学而优则仕，那个时候大多数人读书为了当官。儒家的经典中很多内容涉及政治生活，读多了自然有当官的想法。读了三年书还没有打算当官，为学文而学文，难得难得。宋初的胡瑗，隐于深山之中读书读了十年，下山后也没有选择当官，而是在湖州办学教书。有些人只读了点皮毛便开始沾沾自喜、骄傲自大，认为自己当个官没问题，自甘浅薄。有些人越读越觉得自己水平不够，越觉得知识是没有边际的，只有不断追求。

孔子反复讲读书人要安于贫困。古代不给学者发工资，“三年学，不至于谷”，说明此人能安于贫困，这很难得。

8.13　子曰：“笃信①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②,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①笃信：坚定信念。②见：同现。

这句话对儒家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很大的。

对于“学”孔子连用了“笃信好”三个字来修饰，很坚定地相信和喜欢自己所做的学问。“守死善道”，至死不渝地坚持善的东西。这句话的语气有点像曾子，儒家总是用这样的话来激励自己和他人。这句话的口气之所以如此激越，是当时有些人认为书上的东西没有用，做学问也没有用，做好人更没有利益可得。所以有坚守的人在这样一种坏的社会风气中只能用一种信念来支撑自己。“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是一种信念，一种精神，一种坚守。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危邦”“乱邦”，那是乱世。乱世中好好做学问，至死与善道相守好了。自己所居住的国家成了危邦乱邦，怎么办？跑到安定的国家去，那时各国之间来去自由。学者都跑到别国去“政治避难”了，国家领导人也会要反省一下自己，至少在国家领导人会面的时候，被人提起，很不光彩。

“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儒家讲独立精神人格的坚守，不做违心的事情。乱世中多数人按照所谓潜规则办事，所谓潜规则，就是非法的规则。在乱世中抛头露面，频频曝光于媒体，通过炒作以提高知名度的人，道德水平往往不高。处在乱世中，有德的人想做点好事，也不会有人响应。孔子也曾在乱世中当官，统治者会按孔子的意志办事吗？

儒家所言隐，保身以图再现。隐现可变，道不可变，信不可移，学不可弃。一个社会如果连隐士都没有，文化就会逐渐消亡。五代的时候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欧阳修写《五代史》的时候，就发现要找到一个隐士很难，《一行传》记述的是有独立精神和独立人格的人，勉强找到了五个人。其他朝代，《隐逸传》中会有很多人，但五代太乱了，连隐士都没有了。欧阳修感受到了当时的文化危机：“中国几为夷狄”；“礼乐刑政几坏”；“夫妇之伦几乖”；“父子之恩几绝”。魏晋南北朝也是乱世，可是一想到竹林七贤，想到陶渊明、谢灵运那些人，就能感受到那是有文化的时代。他们没有进入官场，或者当了官又退出了，他们隐居在山野田园之中，写出了被后人传唱的作品，保持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独立人格，撑起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五代就没有这样的人物，半个世纪没有一个像样的文化人，有文化危机。春秋战国时期幸亏有孔子这样的人。我们也很难想象孔子将他的鲁司寇继续当下去的景象，可以肯定，绝对不会有后来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考察文化的事，也不会出现《易传》和《春秋》，果真这样，这个乱世就彻底乱了，彻底黑暗了，没有谁是精神的灯塔了。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句话还是说的“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但角度不一样。现则有禄有位，有禄有位则富且贵；隐则无禄无位，无禄无位则贫且贱。这是表层的意思，关键是这个“耻”字。邦有道一定要出来当官，一定要富贵，没有本事出来当官，还是过着贫困的生活，是一种耻辱。说明你没有志气，没有仁爱，没有本领，当然应该感到耻辱。邦无道就一定要远离官场，一定要甘于贫贱的生活，没有决心放弃富贵的生活，还赖在官位上同流合污，是一种耻辱。要知道，所谓邦无道是说的整个国家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不单单是君无道或是某个权臣无道，而是思想路线就错了，体制本身就有问题。在孔子那个时代，君的权力很大，“陪臣执国命”，权臣的权力也很大，邦无道首先是君无道，权臣无道，但只要其他大臣大都是有道的，君与权臣还不至于把整个国家引向错误的道路。但如果大多数政府官员都没有了个人的意志，唯君命是从，唯权力是从，并且借此乱象贪赃枉法，扩大地盘，牟取私利，放纵私欲。到这种地步，就是邦无道了。到了这种地步，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了，大势已去，尽早退身，或可全身。正直的人都隐居起来了，没有人去努力改变乱世，会不会永远乱下去，国家永远上不了正道呢？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多少次偏离正道？永远乱下去了吗？不会的。政治家说，权力总是在博弈中相互制衡。弄得民不聊生了，统治也难以为继，最终总会出现不得不变的形势，统治集团自己不变，人民也会把它推翻。哲学家说，物极必反。我们搞教育的人相信，人的本性是善的，乱世不符合人的本性要求，必定会被改变。

8.14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①

①“不在”句：《集注》：程子曰：“不在其位，则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问而告者则有矣。”

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李泽厚先生认为原因有二：其一，徒劳无用；其二，别嫌免祸。不在其位，却想着为国家大事出谋划策，可人家不会采纳你的意见，到头来是徒劳一场空。学者就有这样一个坏毛病。一边在讲不谋其政，一边却在谋其政。你们看孔子，他老人家教导我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论语》中几乎处处在谋其政，他还骂人，季氏就被他骂过好几次。你们再看曾子，快要死的人了，还要劝一劝孟敬子，要他态度严肃一点，表情庄重一点，说话文明一点。学者就是这样，儒家知识分子的特点恰恰就是不在其位而谋其政。

8.15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①,洋洋乎盈耳哉！”

①“师挚”句：《译注》：“始”是乐曲的开端，古代奏乐，开始叫作“升歌”，一般由太师演奏。师挚是鲁国的太师，名挚。“乱”是乐的结束。

孔子听了鲁国的太师演奏了《关雎》这首歌。“洋洋乎盈耳哉！”满耳都是美妙的音乐。孔子的音乐造诣很深，很容易受到音乐的感染，容易进入音乐的情景当中。

8.16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①,悾悾而不信②,吾不知之矣。”

①侗而不愿：幼稚无知而不老实。②悾(kōng)悾而不信：无能而不讲信用。

一般来说，很狂傲的人都很直率，可这个人狂傲却不直率；看上去很幼稚的人一般都很单纯，可这个人一点也不老实；没什么本领就踏踏实实做事好了，可这个人却不讲信用。对于这样的人孔子不知道怎么办。这样的人简直无可救药了。

人的某些性格既是缺点也是优点，狂傲是缺点，但狂傲的人一般都很直率，直率就是优点。幼稚是缺点，但单纯却是可爱的。无能，没本事，智商较低，是缺点，但这种人往往不会骗人，没有花花肠子，这是他的优点。后者可以补救前者，所以有些缺点也没多大关系。其实人的优点也有另一面，比如一个人很直率，但“直而无礼则绞”；一个人很慎重，但“慎而无礼则葸”。总是那么恰到好处很难。怕就怕这种人，又狂又不直，又幼稚又不老实，又无能又不讲信用。这叫无可救药。

8.17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①

①“学如”句：《集注》：言人之为学，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犹悚然，唯恐其或失之，警学者当如是也。

努力获取新知，及时复习旧知，且存急切恐惧之心，以不知为耻，学业必有进。如果只是学到要通不通的状态，就俨然很了不起了，开始得意洋洋，这就很糟糕。孔子在这里警戒我们做学问要不断追求未知，不能浅尝辄止，骄傲自大。

我刚才听到我们所里的一位老师感叹，有人根本没有读懂雅斯贝尔斯，甚至连他的著作都没有通读，就开始写雅斯贝尔斯的大学的教育思想。钻研深，理解透，才有发言权。连孔子都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文献不足故也”。我们没有见孔子到处讲夏礼和殷礼，他只给学生讲周礼，他对于周礼已经完全研究深透了。起初他也不给学生讲《易》，等到他把《易》研究透了，晚年才给学生讲。

8.18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①焉。”

①与(yù)：参与，追求，私自享用。

孔子认为舜和禹是很伟大的，因为天下都是他们的，却没有将天下据为己有。有天下而不据天下为己有，崇高。一个领导，是不是一个好官，就要看他是不是利用职权谋私利。当了大学校长就只为自己的学科、自己的公司、自己的学生谋利益，这显然很卑劣。所以并不是拥有位高权重的职位就伟大，更重要的是要看他在这个位置上的作为。

8.19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①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②其有文章③！”

①则之：取法、效仿于天。②焕乎：有光彩，美丽。③文章：礼制仪章。

在孔子的心中，把尧帝看得最伟大，舜次之，禹更次之。对于尧帝他极尽赞美之词。尧的治国的方略和准则是效法于天，是按照自然、社会和人的共同的普遍的法则来治理天下的，这是很伟大的。尧帝不仅得到儒家的赞美，而且特别得到道家的推崇。孔子赞美尧帝，但并没有主张要回到尧帝时代去，回到西周的礼制社会就好了。道家就想回到尧舜时代去，极力推崇尧舜时代的制度。尧帝治理天下的法则是什么呢？我们只知道一些传说，《尚书大传》中有尧的十六字真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尧传给了舜，舜又传给了禹。尧奉行的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不是一种理想主义。但《尚书大传》并不可信，那尧取法于天，何谓天？孔子这样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发号施令，要天下百姓怎么怎么做吗？没有。但是天没有发号施令，四时照样正常运行，万物照样自由地生长。以此来看，尧帝治理天下时，天下万事万物是按照固有的法则生存发展，天下百姓也是按照其自然的本性自由地生活。尧也没有制定什么路线方针政策。“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老百姓都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语言来赞美尧帝。老子讲，“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看来，尧帝是老子眼中的太上者，老百姓只知道有个尧帝，却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更不知道如何赞美他。但是不是无所作为就伟大了呢？无所作为不是很容易吗？效法于天并没有那么简单，是很不容易的。看起来一切顺其自然，无所作为，但结果却是“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很成功。“文章”是很有文采，很美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如此之成功。无为并不伟大，无为而无不为才是伟大的。历史上有很多懦弱无能的皇帝，他们无所作为，朝廷上下乌烟瘴气，弄得民不聊生，有人赞美他们吗？所以我说，《尚书大传》虽说是伪书，但造假的水平却是很高的。十六字真言虽说不是尧帝说的，但它说出了尧帝无为而天下治的精髓。只有真正参透了人心和道心的人才具有中庸的至德，举重若轻，“治大国若烹小鲜”。

8.20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①十人。”孔子曰：“才难②,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③。有妇人焉④,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⑤,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①乱臣：治国之臣。②才难：人才难得。③于斯为盛：于唐虞之际人才最兴盛。④有妇人焉：武王十治臣中有一妇人。⑤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合九州之侯，奉勤于商，或曰当时天下分九州，文王得六州。

盛称舜及周武王之际。称其得治国贤臣，称其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事于殷。舜的德，是能得人才。天下治理得好，在于统治者能得人才，而得人才在于统治者有德。没有德，就算得到了人才，这些人才也会被践踏，被陷害，被气走。舜帝能得人才五人，说明他有德。武王说自己有人才十人，其中有一女子，孔子说只能算九个。看来孔子对女人确实是有些不喜欢的，武王都说自己有十个治臣，孔子只承认九个，那个女的不能算。这九个人还不错，孔子认为他们有一种至德。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还带着诸侯侍奉那个即将灭亡的殷。孔子认为这是一种至德：忠，不乱君臣的秩序，就算这些大臣尽了忠良之责了。到后来殷还是被周朝代替了。商纣王没有德性，残害忠良，自取其咎。所以孟子说没听说过弑君的事情，只听说杀了个叫纣的独夫。

8.21　子曰：“禹,吾无间①然矣。菲②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③,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④。禹,吾无间然矣。”

①间：批评。②菲：薄，差。③黻(fú)冕：祭祀时穿的礼服。④沟洫(xù)：沟渠。

孔子对于禹，没有什么可批评的，跟对尧帝的态度相比就差远了。

禹，在我们看来有太多功绩值得赞美。他自己吃粗茶淡饭，敬鬼神的时候却是很大方的；他自己平时穿的衣服破破烂烂，可是祭祀时穿的礼服却是很讲究的；自己住的宫室是很简陋的，可是尽心尽力去治水。他住的是简陋的茅屋，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了治理沟渠上。从这里我们看到，大禹治水其实没有神话里说的那么神奇。神话中写大禹治水是驾着应龙疏通大江大河，使江水汇入大海，这是不可信的。但是兴修水利、治理沟渠是很实在的，可信的。

比较一下，尧是遵循天道，垂衣而治，天下自然而然就治理好了，这是最高的境界。舜是善用人才，把天下治理好了，这在其次。禹是亲力而为，劳苦功高，这又在其次。遵道第一，得人第二，亲为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