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北辰”就是北极星，它“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众星围绕着北极星转。为政以德，民众聚而拱之；为政以刑，人心离而背之。李泽厚先生认为，就社会来说，德大概是指博施恩惠，团结群体的氏族体制和规则；就个人而言，本源大概是远古巫师首领所具有的超自然的神秘魔法力量。这两者以后都转化为儒家所解释提倡的首领、君主应具备的人格道德，并强调以此力量来引导、支配、制约、规范、领导氏族成员的行为和生活。

“政”字从“攴”，意思是手里拿着棍子，驱赶人走正道。“德”字从“心”，是以德感人，以心服心。当政者凭借他的品德治理国家，老百姓才会心向往之，才会尊敬、信任、服从他。孔子的思想既维护了君王天下独尊的地位，也要求君王要有德行，要像一个君王。

“譬如北辰”的比喻贴切地表达了孔子的政治理想：统治者位居中央，以其伟大的道德力量凝聚民心；民众散居四方，各得其所，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中心，恒常地、有序地运动。古代的思想家惊异于日月星辰恒常不变的秩序，忧虑于人类社会的混乱不堪，希望人间也能效法天地。恒常不变的秩序，在天为道，人得之而为德。它远远高于依据人性的特点和社会生活的特点制定的种种制度。

2.2　子曰：“《诗》三百①,一言以蔽②之,曰：‘思无邪’③。”

①《诗》三百：《诗》三百零五篇，这里举其整数。②蔽：总括。③思无邪：《集注》：思无邪，诚也。《集释》：古义邪即徐也，无虚徐，则心无他骛。……盖言《诗》三百，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译注》：思无邪一语来自《诗经·鲁颂·駉》篇之文，孔子借它来评论所有诗篇。“思”在《駉》篇中本是无意义的语首词，孔子引用它却当思想解，自是断章取义。

《诗》三百零五篇，这里举其整数。《诗经》，孔子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无邪”。“思无邪”一语出自《诗经·鲁颂·駉》篇，孔子借它来评论所有诗篇。“思”在《駉》篇中本是无意义的语首词，孔子引用它当思想解。“无邪”说明《诗经》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是很纯正的、很真实的。我们推崇文学艺术，主要是因为其中有一种真实的情感，虚情假意不是真文学。诗之美就美在一个“真”字、一个“诚”字。所以，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好的，只有像《诗经》这样纯正的、真诚的、无邪的文学作品才有好的教育作用。这里表达了孔子的文学艺术观，他觉得文学作品应该表达一种真诚的情感，要表现出人性的天真和烂漫。

2.3　子曰：“道①之以政,齐②之以刑,民免③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④且格⑤。”

①道：同“导”，治理。②齐：整齐划一。③免：《译注》：先秦古书若单用一个“免”字，一般都是“免罪”“免刑”“免祸”的意思。④耻：耻辱感。⑤格：来、至、亲近、归服、向往。

这一章和第一章对照来看，都要求“为政以德”。但这种观念遭到了一些现代政治家的批评。西方人讲法治，建立了自由民主的国家，而中国人讲德治，建立的是人治的政治制度。统治者有德还好，要是无德无能就没有可以制约他的了。所以德治不如法治。这是一种批评。其实孔子是不否定法治的，西周有两种并行的制度，也可以说是一种大制度下的两个方面：一种是礼的制度，还有一种是刑的制度。这两种制度所管的对象不一样。礼是管贵族统治者的，“礼不下庶人”；刑是用来管老百姓的，“刑不上大夫”。也就是说西周的政治制度实行的是“双重标准”。这不是体现了贵族和老百姓的不平等吗？当然不平等，但如果以此来说明这种制度对统治者很宽松而对老百姓很严格，那这是对这种制度的错误理解。礼对人的约束比刑对人的约束更为严厉，要求更高，这一点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刑对人的要求是做人的底线，杀人放火当然是犯了刑法的，是要抓去坐牢的，是要被杀头的。守法是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任何人触犯了刑法都要受到处置，这是做人的底线。对贵族、君子的要求就高了，要用礼来约束他们的行为。礼的要求是相当复杂的，它有很多的繁文缛节。我们读《周礼》《仪礼》《礼记》，就知道礼的规定是事无巨细、小大不捐。一个人的行为符合了礼的要求，说明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一个有品位的人，一个高雅的人。一辈子不犯法，别人只会说你不是一个坏人，如此而已。如果你的行为是彬彬有礼的，别人就会觉得你有文化，有修养，有教养，水平高，是个君子。用礼来要求贵族，用刑来要求老百姓，当然是不平等的，但西周的制度对贵族统治者、君子的要求要高一些。所以说贵族和君子是有文化的，而老百姓关心自己的日常生活就行了。虽然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但对老百姓还是有一些礼的要求的。针对老百姓的礼，目的是要制造一种纯朴的民风，让老百姓过上快乐的生活，与贵族的礼不同。比如说，乡射礼，乡饮酒礼，是老百姓都要参与的。乡射礼是比赛射箭的，乡饮酒礼是聚在一起叙齿，给长辈敬酒。要理解孔子的这句话，就要理解这样的背景，在西周是两种制度并行的，有礼制也有法制，礼是用来要求贵族的，刑是用来要求老百姓的，对贵族的要求严格一些，而对老百姓的要求宽松一些。

同时代的西方也是实行“双重标准”，对于城邦内的贵族，实行民主的、自由的政治制度；对于城邦外的奴隶和其他城邦的人实行专制的暴政。城邦内的人是朋友，城邦外的人是敌人。

春秋以后，西周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孔子开始要求用礼来治理老百姓，但孔子说的礼仍然是贵族礼。孔子主张老百姓同样可以学习贵族礼，他们学好了贵族礼也可以成为贵族。到孟子和荀子时，他们所说的礼已经由贵族礼变成了士礼，读书人的礼。礼与刑的双重标准被打破。理学兴起后，朱子的《家礼》进入了普通百姓人家。礼与刑共同治理国家，双重(chóng）标准变成了双重(zhòng）标准。对于外族，中国人从来主张“修德以来远”，用道德和文明感化未开化的民族，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归服华夏文明。

再回到孔子的治国主张上来。治理一个国家，“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免而无耻”。当政者应该怎样来引导老百姓呢？如果用严格的制度来规范、齐整老百姓的行为，老百姓会尽力避免受到刑的惩罚，但是没有耻辱感。用外在的规范来限制人，人只是达到了外在的要求，其内心并没有兴起一种德性。如果做了好事感到光荣，做了坏事感到羞耻，那就说明你的内心兴起了一种德性。在一个堕落的社会，人是没有羞耻感的。孔子认为，到了春秋时期，人们丧失了羞耻感，没有了德性。统治者越是强化制度、法律的约束，老百姓就会越来越无羞耻心。孔子觉得应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样老百姓就会“有耻且格”。要改变世风，首先是统治者要有德，做一个好榜样；要讲礼，不能做出违礼的行为。看到统治者有德，讲礼，老百姓对自己所做的错误行为就会感到羞耻，就会服从统治。老百姓的问题不是出在老百姓的身上，国家和老百姓的问题都是出在统治者的身上。

所以孔子在这里是强调维护西周的两种制度。政和刑是对老百姓说的，礼和德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孔子反复提及“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统治者要懂礼，老百姓要守法。如果只是强调一方面，只强调要严格遵守制度的规定，虽然不犯法，但道德品质不会高。统治者不违反礼，按礼的要求去做，老百姓自然有羞耻心，自然会归服亲近。而同时代的西方，城邦之外几乎无政治可言，贵族对奴隶实行的是“人对人是狼”的残暴统治。

2.4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①,四十而不惑②,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③,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①立：《译注》：立于礼(《论语·泰伯》)，站得住，遇事有把握。《今读》(李泽厚《论语今读》，下同)：建立起自我。②不惑：智者不惑。③耳顺：《译注》：一听别人言语，便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今读》：自然地容受各种批评。

这句话我们很熟悉，普通老百姓到了四十岁也说是到了“不惑之年”，到了五十岁也说是到了“知天命之年”了。但普通老百姓到了四十岁是不是就“不惑”了，到了五十岁是不是就“知天命”了？这个难说。孔子达到了。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孔子说“吾少也贱”，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下等人、普通的老百姓，并不是贵族。其实他的父亲是一个贵族，名字叫叔梁纥，《史记》记载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对野合有多种解释，为了维护孔子的面子，有人说是他父母的结合不符合礼，他父亲的年龄大，母亲的年龄小，年龄相差大，不符合礼。这种说法，我觉得是有些牵强的。《周易》里有“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的话，老夫小妻，这在那个时代是正常的。另一种解释是私生子。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都没有关系。一个人后来的成长都是靠他自己。孔子或许就是一个私生子，很小父亲就去世了，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生活贫困，是一个苦难的少年。

重要的是孔子到了七十岁的时候，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真正自由的境界。规规矩矩做人不是自由，从心所欲更不是自由，那是放纵、放荡。只有两者合在一起，既能“从心所欲”，又能“不逾矩”，才是真正的自由。孔子到七十岁才达到这样的境界，所以自由是最珍贵的东西，也是很难达到的境界，要用一辈子的生命去追求。它和生命一样重要，甚至比生命更重要。西方人也很看重自由，所以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成为了在全世界广为传诵的名言。自由如此珍贵，不容易获得，需要努力追求。孔子对自由的追求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十五始志于学，符合一般的心理发展规律。古代十五岁开始读大学。为什么是十五岁呢？因为“女子十四天癸至，男子十六始通情”。十五六岁，性开始成熟，是成年的标志。成年了就读大学，还未成年就读小学，古代没有中学。这时青春勃发，始有志于学。儿童听话而已，少年始立志。志就是希望将来要干什么，有一种自我的生命意识，有一种激情，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有希望，有追求，有情感的推动力。立志是独立之始，真正的立志要到十五岁。十五岁之前以偶像作为追求的目标，或要当科学家，当老师，当白衣天使，并不能判断自己真正的志向。现在的小孩都成熟得早一些，十二三岁开始成熟，也就是初一初二的时候。这个年龄是教育的关键时期、最好时期。可惜很多孩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出问题的，初二出问题的最多。为什么很多聪明的孩子会在这个时候出问题呢？越是聪明的孩子越是有志向，要自己作主，俨然自己就是大人了，对父母亲和老师产生逆反心理。然而，就在这时有的家长和老师却错过了教育孩子的时机。想独立的孩子正是好苗子，真正引导好了，这样的孩子是最有出息的。所以在这时一定要注意激发孩子的志向和情感，顺应孩子的性情加以正确的引导。

孔子在这个时候“志于学”，学什么呢？学诗，孔子说，“兴于诗”。激起志向、兴起情感要靠诗。诗是描写情感的，正适合用来激发情感。所以在初中高中阶段，要学诗，要学习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孔子三十多岁去见老子，老子说他“有态色，有淫志”。“淫”是多的意思，孔子年轻时志向很多，喜形于色。他年轻时就问礼于老聘，学乐于苌弘。这些人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大师。一个“少也贱”的平民百姓，去见这些有名望的人，需要相当的胆量和底气才行。圣人都是学出来的，而且学得踌躇满志。孔子说，“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斐然成章”是很有文采的意思，也是学了诗；“狂简”就是狂傲，志向远大。这样的学生是教育的好苗子，所以孔子发出“归与！归与！”的感叹，想回去教这帮小子。

孔子三十而立，是“立于礼”。光学诗只是激发了人的情感和远大的志向。如果情感走向极端，就会粗野、狂放不羁、桀骜不驯，对人对己都是有伤害的，所以还要有理性，要学礼。礼就是对人的理性的规定，在什么场合、什么人面前应该有怎样的行为，礼都有规定。情驱使怎样做就怎样做，符合个人的人性要求。但我们不是一个人生活，是生活在社会当中。在社会中有形形色色的人，如果只考虑个人的性情，很难办事。真正要独立谋生，在社会中站稳脚跟，就必须有理性，懂规矩。与人打交道要懂得礼，办事情，特别是从政更要懂得礼。礼就是那时的制度。熟悉了制度，熟悉了政治生活中的行为规范，才能当好官。孔子年轻时就当过管理仓库、管理牛羊的小官。后来当过大司寇，是大官。“学也，禄在其中”，学了礼，谋得了一个官职，吃上了俸禄，生活无忧，也就能独立自主了。孔子到三十岁，行为就符合理性的要求和规范了，做人和做事都立得起来了。按照《学记》推算，十五岁开始读大学，“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读十年就要能立于世，而且“强立而不反”。孔子用了十五年，这是因为孔子是自学成才的。他一边自学，一边还要做许多的事情。他付出了许多常人所没有的努力。

想一想，人生既有情感，又有理性，境界已经很高了。还当了个小官，生活无忧了。但是孔子并没有止步。到了四十岁，孔子又达到了“不惑”的境界。立于礼，还会有很多疑惑，并不是每件事按照规矩办都能成功的。礼的规定在一定时间内是固定不变的，而现实生活是不断变化的并且是复杂的，礼的规定不再适应发展的社会，疑惑便产生了。春秋时期是社会的大变动时期，按照周初就规定好了的制度办事，肯定会有很多疑惑。现在也一样，我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并不能用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所有问题。特别是政治生活，变革时期的政治生活是相当复杂的。真正的大政治家都不是按规矩办事的人，毛泽东是按规矩办事吗？邓小平是按规矩办事吗？他们都是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各种复杂问题的人。他们才不按规矩办事呢。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不按规矩办事。他违反了学校纪律，校长要开除他，他先把校长开除了。他做得对，因为当时的某些纪律限制了那批有志青年的成长。要处理大问题，办大事情，就要靠这些不拘小节、有大智慧的人。智者不惑，真正了解人类和人类社会，至少要到四十岁，亲历了人生的大部分事情后才真正了解人，年轻人就说“看透了”，差矣。

孔子到四十就不惑了，这样的境界既是在生活中锻炼出来的，也是读书读出来的。我想，他是读了历史巨著《尚书》，获得了历史的智慧。孔子看到的《尚书》内容比现在多，《尚书》里记载了尧舜至西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那些伟大的政治家们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智慧。那些人都是制定礼的人，而不是按照礼的规定办事的人。孔子深谙历史，是大历史学家，有很高的历史智慧，面对春秋复杂的局面也不再有疑惑。

孔子学了诗，有远大的志向；学了礼，懂得西周的制度；又学了《尚书》，通权变，具有处理复杂问题的历史智慧，是一个大政治家的气象了。但这样孔子就能成为大政治家吗？“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他是很想当官的，以至于别人还因此嘲笑他。他也当到了鲁司寇，官职不算小，但仅仅干了三年就辞官不干了，当不下去。那年齐国送了一批美女给鲁国，鲁君掉进美女堆里，朝也不上了。孔子进谏，他也不听。第三天分祭肉的时候，没有孔子的份，表明鲁君讨厌他了。没人听你的，还讨厌你，这还干得下去吗？这一年，孔子55岁。这是他的命。

命是个人无法改变的必然性，或是个人无法预知和防备的偶然性。偶然性不可预知，所以知命是对生命中必然性的认识。准确地说，偶然性是非命，必然性才是命。像孔子这样，大政治家的气象，但成不了大政治家。还有的人是大学者的气象，但成不了大学者；有的人是大资本家的气象，但成不了大资本家。个人的努力只能养成一种气象，最终成不成，还要有社会条件，还要有机遇。社会条件不是个人能改变的，机遇不是人人都有的。但成不了政治家不一定就是孔子命不好，他最终明白他的生命所系是中华文化。政治家当不了，当个教书先生可以吧？可以。当个学者可以吧？去研究古代的典籍，把古代文化继承下来，传授给学生，可以吧？可以。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候，孔子就知道，自己不是当官的料，是当教师的料，后来成了万世师表，这也是知命。知命就是知道自己这一辈子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有人就奇怪了，为什么孔子知道自己成不了政治家，还带着自己的学生周游列国，有时还突发奇想，要去当官呢？这不奇怪，这是他的政治情怀。一个人的抱负总是忘不了的，抱负不能实现，总是不甘心的。孔子周游列国，主要是了解各国政治，同时收集整理各国典籍。孔子自卫返鲁，《雅》《颂》各得其正。他为了找到夏礼，到杞国去考察。为了找到殷礼，到宋国去考察。遗憾的是这两个地方都没有很好地保存他们先祖的文献，懂得这些文献的贤者也找不到了。如果没有孔子，说不定西周的典籍也保存不下来。这是很辛苦的。一路上遭遇了各种艰险，在陈国还曾经绝粮。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回去吧，回去吧，不要在外面流浪了，回去教书吧。他想回家乡当教书先生。陷入困境时，学生也会发牢骚。有一个仪封人，他来劝孔子的学生，他说，“同学们啊，你们不要有怨言，你们的老师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他的原话是“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仪封人说得很准呢。孔子五十知天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也是学出来的。我认为他是学了《易经》之后就知天命了，他认为他的命就是整理和传播文化。《易》，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告诉我们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特别强调时间、环境、条件。孔子自己也说了，“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还有点后悔自己学晚了，早点学早知天命。但知天命还没有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因为还只把握了个人的命运，老百姓的命运、人民的疾苦、国家的事情仍然在心中，放心不下。即使不是搞政治的人，也还要关心政治，绝对退出政治生活的人、对政治生活麻木不仁的人不可能成为文化的整理者，因为文化说到底就是一种政治文化。没有看到哪个大学者是不关心政治的。又不能从政又关心政治，这会构成什么样的矛盾呢？那就会处处不顺眼，处处不顺耳。看到那些恶势力为非作歹，自己愤恨不已却没有权力治得了他。这样耳也不顺，眼也不顺，当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一个大学者是不可能不关心现实的。大多数人到五十六十岁什么都不顺耳，孔子却说他到了六十岁才耳顺。“耳顺”，杨伯峻先生译为：一听别人言语，便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李泽厚先生译为：自然地容受各种批评。是李译错了还是孔子不同一般？若依杨译，与不惑有什么不同？耳顺实难解。

其实这是一种境界，只有学了乐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孔子说：“成于乐。”人的情感、理智达到和谐的境界，要靠音乐修养。在古代，懂音乐的乐师是学问最渊博的人。《礼记·经解》说：“广博易良，乐教也。”见识广博，心地善良，是乐教的结果。古代音乐由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组成，这五个音当中哪个音最美呢？单独一个音可以说美，也可以说不美，关键要看在哪个乐章中，和谐之音就是美的，跑调了就不美了。其实这个世界也是这样，每个人都好，每个人又都不好，要看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和谐的社会、和谐的家庭、和谐的校园当中每个人都很好。在一个污浊的环境当中，好人只是少数。在政界这个大染缸里，好人很少。孔子懂得音乐之后对别人就没有愤恨了，甚至有些同情。同情从政的人和从商的人，他们的本质还是好的，在政界和商界的大染缸里就变坏了。心变坏了其实是很痛苦的。有些人当官当到省长了都自杀了，你说痛苦不痛苦啊？生不如死呢。孔子到六十岁，他观察这个社会，他起了大爱之心，他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这个嘈杂的世界，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愤恨，多了一份同情，这是无疆的大爱！

但耳顺还不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到七十岁的时候，从心所欲不逾矩。前面都是学习，“述而不作”。最后孔子创作了一部历史著作——《春秋》。他写《春秋》的时候，用的是春秋笔法，近近远远，亲亲疏疏，隐恶扬善，微言大义。他的创作是自由的，也只有自由的创作才是真正的创作。一个人修养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了，才获得了伟大的创造力。这时，他所创作的东西才是真正符合人类需要的，才不会反过来伤害人，成为人的异己力量。所以，严格地说，孔子的著作只有《春秋》可以称“经”，其他都只能叫“传”。作《春秋》时，孔子的情感和理性达到了和谐。他在历史的创造中成就了人生的最高境界。我们今天要创建和谐社会，首先要懂得《春秋》大义。一方面讲斗争的哲学，一方面要建立和谐社会，恐怕是不行的。

一个苦难的少年，通过不断地努力学习，最终成为万世师表。这就是孔子的大学之道。

2.5　孟懿子①问孝。子曰：“无违。”

樊迟②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③

①孟懿子：鲁国的大夫，三家之一，姓仲孙，名何忌。②樊迟：名须，字子迟。③“生”句：《译注》：古代的礼仪有一定的差等，天子、诸侯、士、庶人各不相同。鲁国的三家是大夫，不但有时用鲁公(诸侯)之礼，甚至有时用天子之礼，这种行为当时叫作“僭”，是孔子所最痛心的。孔子这几句答语或者是根据这一现象发出的。

鲁国当时的权力在三家，孟孙氏、季孙氏、叔孙氏，权力很大，但是这三家做了很多僭礼越位、破坏礼制的事。孔子评价他们的行为“有违”礼制，可我们现在认为他们是改革家。比如说初税亩，“废井田，开阡陌”就是在鲁国最先实行的。其实他们对孔子是非常尊敬的，经常到孔子那里问一问，但孔子并不喜欢他们，那对于他们的问题孔子怎么回答呢？孟懿子来问孝，孔子就回答两个字：“无违。”为什么就两个字呢？为什么不借此机会好好教训他们一顿呢？孔子反复强调要慎言，特别是要在当官的面前慎言。孔子在孟懿子这样的大夫面前就很慎言。其实有些话孔子很想讲，言不尽意。当樊迟给他驾车的时候，他又主动提起这件事情，他告诉樊迟，当孟孙来问孝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两个字“无违”，樊迟不懂这两个字的含义，孔子告诉他：“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就是“无违”，也就是不要破坏国家的政治制度，不能知法犯法。但他没有当着孟懿子的面直说，只说了“无违”两个字，回答得很巧妙，要说的话也说了，孟懿子也抓不到他的把柄。所以孔子很会说话，在学生面前口无遮拦，在官僚面前相当谨慎。

2.6　孟武伯①问孝。子曰：“父母唯其②疾之忧。”

①孟武伯：孟懿子的儿子。②其：代孝子。

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儿子。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无违”。孟武伯问孝，孔子回答“父母唯其疾之忧”，父母只为你的疾病担忧。这句话又只讲了半句，点到为止，言外之意是：你让父母担心太多了，是个不孝之子。这也是慎言的一个例子。

这句话讲出了孝顺的本质：让父母放心，不让父母操心，就是孝顺。但有些事情不是主观努力所能做好的。比如生不生病，就不是主观努力所能完全掌控的。“父母唯其疾之忧”，我们要是能做到父母只为我们的疾病担忧，其他事情都不担忧，就是孝子了。“儿行千里母担忧。”你们在外面读书，不能让父母担心这、担心那，一会儿担心你是不是天天上网，一会儿担心你是不是谈错了朋友。如果每一次打电话，爸爸妈妈只问一个问题：“身体好吗”，只交代一个问题：“注意身体”，那你就是一个孝子了。

2.7　子游①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②犬马,皆能有养③；不敬,何以别乎?”④

①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②至于：谈到，讲到。③皆能有养：都能被人养着。④“不敬”句：《今读》：儒学将社会性公德“能养”提高为“宗教性私德”，“不敬，何以别乎?”显示宗教性私德必须以某种神圣情感为根基，“敬”本源自敬神的畏惧感情。

现在一些人说孝，就是每年给父母寄钱回家，能赡养老人。孔子觉得这只是养活了父母，跟养犬马没什么区别。孝是一种情感，尊敬、敬畏父母的情感。有了这种情感，就会竭尽所能赡养父母。儒家很注重感情。儒家的哲学是情感的哲学，不是西方那种理性的哲学。孝顺父母至少有两个含义，一是敬，一是养，敬比养更重要。敬养父母就是孝。老年人福利院有的地方叫养老院，有的地方叫敬老院。按照孔子的思想，还是叫敬老院好。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说明能养是最低的要求，而当时有些人连这最低的要求都达不到。孟子的理想是“五十者可以衣帛，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说明那时的生产力确实不高，养不活人。想想《诗》中所描写的西周时的富裕景象，或许韩非子说得对，由于人口的增长，生活水平和道德水平下降了。

2.8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①。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②是以为孝乎?”

①色难：《礼记·祭义》：“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译注》：儿子在父母前经常有愉悦的容色，是件难事。《今读》：不给父母好脸色看。②曾(céng)：竟。

帮助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给父母吃好吃的，这就是孝吗？孔子觉得这还不是孝。要是经常惹父母生气，和他们闹别扭，那就是不孝。即使父母批评你，也和颜悦色相对，这才是孝，这是很难做到的。和颜悦色，可以让父母少操些心，儿女们的快乐才是父母亲真正的快乐。儒家所追求的生活就是快乐的生活。所以，我们做儿女的要做一个成功的人、快乐的人，让父母没有忧心的人。生活很失败，强作欢颜，父母是看得出来的。学习成绩好，工作干得不错，自己高兴，父母比你更高兴。这比给父母吃鱼吃肉更好，比给父母挑柴担水更好。

四个人问孝，孔子做了不同的回答，但本质是一样的，要敬重父母。敬重父母就不会违背父母，就不会让父母担忧，就会和颜悦色，让父母高兴。

2.9　子曰：“吾与回①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②

①回：颜回，字子渊。②“退而”句：《集注》：私，谓燕居独处，非进见请问之时。发，谓发明所言之理。

颜回，孔子总是对他赞美有加。这里是第一次赞美颜回，后面还有很多赞美颜回的地方。这里说，孔子整天跟颜回交谈，颜回觉得老师说的都对，不打断老师，也不提什么意见，也不指出什么错误，总是很诚恳地听老师讲，好像很愚笨的样子。可是，他能“退而省其私”，回到家里独自反省自己的情感、思想、行为等方方面面，反省自己是否真的按照老师说的做了。“退而省其私”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反复体会老师当天讲的内容是否有错误的地方，或者对于老师所讲听懂了没有。“亦足以发”的“发”在这里就是理解的意思。“亦足以发”就是能真正理解老师所讲内容的意思，还能举一反三，把老师讲的内容推广到其他方面。

师生交谈时学生不提反对意见，老师能充分阐明道理。学生独处时应反省所学，有所发明，然后再找机会将所发明的道理和疑问告诉老师，与老师讨论，这比当堂提问讨论效果更好。

现在我们强调教学对话，师生要讨论，那为什么孔子认为颜回那样好呢？颜回听课时，真正是在认真领悟老师所讲的内容。毕达哥拉斯上课的时候，也是不允许学生提问的，在他进入一种深刻的数学思维状态的时候，进入一种沉思默想之中的时候，不允许别人打扰他。黑格尔非常赞赏毕达哥拉斯的这种做法，他认为，人进入一种深刻的思维状态时，不容许讨论打扰。我自己上课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当我进入一种最佳的状态，滔滔不绝地讲下去的时候，能讲出很深刻的东西；在讨论的时候，你讲一句，我讲一句，思维被打乱了。对话讨论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形式。有时候老师确实需要进入一种沉思的状态，进入一种自我陶醉的状态。孔子和颜回一谈话就谈一天，已经进入一种自我陶醉滔滔不绝的境界了，颜回就只是听，一句话也不说，好像很愚笨的样子。孔子也知道，颜回不发言是因为他确实在认真听。颜回也进入了沉思的状态。他是能对老师所讲的东西心领神会的学生，能跟上老师的思维，很难得，真正的知己。而他在回家之后还能举一反三，闻一知十，深化自己所学的知识。这才是真正的好学生。

颜回死得早，真是非常可惜。《论语》中孔子的话都是只言片语的，没有长篇大论。孔子说一整天会说些什么，我很好奇。要是颜回得享天年，也许我们能见到孔子的长篇大论。

2.10　子曰：“视其所以①,观其所由②,察其所安③。人焉廋哉?人焉廋④哉?”

①以：一曰用，一曰与，一曰为。②由：由来，始末。③安：心里寄托。④廋(sōu)：隐藏。

《学而》的最后一句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强调要知人。这一章告诉我们怎样知人：“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先考察一个人的行为，再考察行为的缘由，再考察行为要达到的目的。我们评价一个人往往不能光看表面的东西，一个人所要隐藏的往往就是手段、动机和目的，明明是要谋私利，却说是要为人民服务。但一个人藏得再深，总是能从他的行为中找出动机与目的。从行为的手段、动机和目的三方面考查一个人，再狡猾的人也藏不住了。

2.11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故”是已有的知识，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也包括以前交过的朋友，主要指已有的知识。比如说《论语》，是几千年以前的经典，已不是新的东西了。“新”，一指旧知识中没有发掘出来的新东西。对《论语》的每一句话，已经有很多人做了各自的解读，但仍然可以有新的理解。我们在讲授旧知识时，不能只将已有的认识教给学生，还要挖掘出新的东西来。“新”也指社会生活当中出现的新情况。社会不断发展，《论语》中并没有涉及现代生活的一些情况，但我们仍然可以用《论语》来解释今天的现象，这也是知新。我们在讲经典的时候，如果不能联系现实来讲，那也当不了老师。“新”还指根据现实的变化，能判断出经典中哪些地方是错误的。更重要的，要在温故的基础上创新，树立新观念，创造新生活。只有做到这四点，才可以当老师。

总之，对于已有的知识的本意要充分地发掘，以前的注解不一定都是对的；我们读经典著作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为我们现在做人、做事找到新的智慧；我们要根据时代的变化，批判性地看待已有的知识、看待历史；要有革新和创新精神。当老师的免不了一门课讲一辈子，如果只能反复重复旧知识，不能出新意，就当不了一名合格的教师。

2.12　子曰：“君子不器。”①

①君子不器：《集注》：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礼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今读》：君子不是工具。

茶杯是一种器，这种器只能用来喝茶。君子不是器物，君子不能只有一种功能、只有一种作用。李泽厚先生解释为“君子不是工具”，李先生是研究康德的，康德认为人是目的，人不是工具，人不是手段。这两种解释都很好，李泽厚先生的解释不一定符合《论语》的本意，但符合我国古代教育的精神和现实需要。教育是要培养人的，发展人的，是以人的幸福为目的的，不是要把人培养成为工具，不能把人当作手段。每一个人的目的达到了，那国家的目的、民族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有时，我们把国家民族的目的摆在很高的位置而忽略每个人的发展和需要，有的人甚至打着国家利益的幌子，牟取个人私利，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将老百姓作为牟取个人私利的工具。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数不胜数。所以孔子提出，人不是工具，人不是器物，人就是目的，一切为了人。现在有些口号，我非常赞同，比如“以人为本”。古代的大学就不是把学生培养成器物，学习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学习了这些经典，人就不是一个工匠，而是“全体大用”，能治水，能办学，很多事情都能办好，这就是君子。孔子认为大学就应该培养这样的君子。

那么具体的小事情由谁去做呢？由小人做，小人不是品德很差的人，君子是国家的领导人，是贵族和读书人，小人和君子相对，是普通老百姓，是士农工商四民。所以这里说的是国家的领导人、贵族和读书人不能是器物，不能只懂一行，要什么都懂，要全体大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那时的社会是有分工的，是等级社会。现在我们对君子和小人的看法和孔子那个时代的看法不一样，不是从社会分工和社会等级来分的，而是从人的道德品质来看的。品德高尚的人是君子，品德不好的人是小人。孔子说“君子不器”，但他没有说“小人也不器”，李泽厚先生直把孔子看成康德，有点过了。

2.13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先做再说，也就是孔子讲的另外一句话：“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只说不做当然不是君子，那先说后做是不是君子呢？言而有信是不是君子呢？当然也是君子。这里孔子是有针对性的，子贡喜欢说，他和宰我都是长于言语的学生，孔子认为他应该先做了再说，或者少说多做。先说再做，到底比不上先做再说。先说了，说不定条件不够做不到，这样会自陷困境。还没有做，就先说了，还有点夸夸其谈的嫌疑，有虚荣心在里头，有轻浮在里头。

2.14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①

①“君子”句：《集注》：周，普遍也。比，偏党也。

有的人将“周”译作团结，“比”译作勾结，我觉得还是《集注》解得比较好：“周，普遍也；比，偏党也。”我们先从字形上比较一下“从”“北”“比”这几个字的意思。“从”是一个人这么做，另一个人跟着这么做，服从、跟从的意思。“北”是两个人背对着背向相反的方向走。“比”是两个人在一起相互攀比，有偏党的意思。朋比，两个或几个人在一起，一比高低。君子之间相处是“周”，有普遍、周到、周详之意。普遍，交的朋友很广泛。周到，对于不同性格、不同背景的人考虑周到，在考虑周到之后做出适当的行为，不会盲目地攀比。穷人朋友请吃饭，既不能让他觉得掉面子，也不能让他多花钱，这样的考虑就很周到，包含了仁爱之心在里面。富人朋友请吃饭，既不能让他没面子，也不能让他奢侈浪费。自己请朋友吃饭的时候也要考虑周详。君子和小人，对待朋友的态度不一样，君子能替别人考虑周全，君子善待每一个人，而不偏党阿私；小人不会替别人着想，只知道一味攀比，自己的面子最要紧。

2.1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①,思而不学则殆②。”

①罔：诬罔，受骗，一解作迷惘。②殆：一疑惑，二危险。

这句话是孔子的教学原则：学思并重。学习有几个方面：包括学习文献；包括向贤达学习，“就贤体远”，“就有道而正焉”，“闻义则徙”；还包括行动，“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谓好学也已”。

“思”有想一想的意思，但和“学”相对应的“思”就不是想一想的意思了，要深思所学的内容，判断是否正确，该如何改正，所以这里的“思”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是一种批判性的反思，也就是温故而知新。

“罔”，一解作迷惘，只学不思就会一知半解，迷惑不解。还有一种解释是诬罔、受骗，只学不思，就会陷入教条主义，受书本的骗。就是《论语》里面孔子说的话，现在想来有些话也会有问题，如果一味相信他崇拜他，也会上当受骗。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读了《武成》，说自己只取二三册而已，他就是带着怀疑和批判来读书的。我觉得读书首先要有一种崇信的态度，完全理解了该书的知识体系之后，在虚心涵泳之后，再采取批判的态度。若没有理解书中的意思，断章取义，胡乱批判一通，这也是错误的，这种情况就是思而不学。

“殆”，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疑惑，一种是危险。思而不学为什么会疑惑呢？所谓疑惑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人们的困惑。读历史，读经过了历史检验的经典，可以获得一种历史智慧，获得大思想家们的智慧，现实中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孔子“四十而不惑”，学得多，见得多，当然会不惑。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我们要吸取他人的智慧，要站在他人的肩膀上看问题，站得高，看得远。吸取他人的智慧，就更有智慧。所以只空想是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的，想来想去也想不通。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这就是疑惑，而且很危险。思考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要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之上。孔子都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一直在研究西周的古籍，到晚年才作了《春秋》。如果连已有的知识都不知道，怎么知道什么是新的知识呢？现在的学生硕士阶段就要求发文章，在古代第五年六年“博习亲师”，要广泛地学习，亲近老师，向老师讨教。在“博习亲师”的基础上，到了第七第八年才能“论学取友”，论学就是研究思考。现在大学里的很多老师功夫不深，能背上几句《论语》的都很少。苏轼考试的时候，欧阳修是主考官，阅卷时有一个典故欧阳修没见过，就很纳闷，居然还有他不知道的典故，于是去找苏轼，才知道，这个典故是他编的，想当然的。古时候的人就有这样的境界。王勃在写《滕王阁序》的时候非常年轻，引用了很多典故，现在许多学历史的大学教授都不一定读了王勃那么多书。

2.16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①

①“攻乎”句：《今读》：攻击不同于你的异端学说，那反而是有危害的。《译注》：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

对这句话的理解，关键是要弄清对“已”的解释。一是作虚词解，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如《今读》所释：攻击不同于你的异端学说，那反而是有危害的。另一种将“已”解为实词，停止的意思。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如《译注》所释：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这两种解释完全相反。“异端”怎么理解呢？我们说“异端邪说”，是指跟自己所持意见相反的观点。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那么别人的观点就是错误的，是邪说。

对这句话的解释我觉得李泽厚先生译得好，把“已”当虚词看，体现了儒学的宽容精神。孔子时代反对孔子的人很多，和孔子的弟子同时代的墨子就经常攻击儒家，儒家说“爱有差等”，墨家就说“要兼爱”。但是，孔子的弟子并没有攻击墨家，可能就是听了孔子的教导：“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过则勿惮改”，别人攻击你，虚心听取就好了，没有必要也去攻击别人。如果别人愿意听取意见，讨论讨论是可以的，攻击就没有必要了。

2.17　子曰：“由①！诲女知之乎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③知④也。”

①由：仲由，字子路。②诲女知之乎：教给你什么叫求知吧。③是：这。④知：通“智”。

对于子路，孔子是没少费心思的，这个学生个性很鲜明，直来直去，胆子很大。这句话有赞美子路的意思，因为子路本来就很坦率，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会不懂装懂。子路想说就说、不懂就问，别人可能认为子路是好勇逞能，孔子却从另一个角度赞美了子路，觉得这是智的表现。这是从子路本人的角度来解读这句话。这句话还有更深的一层道理，人生有涯而知也无涯，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人不可能什么都懂，不犯错误。《今读》说，人必须认识自己的有限性，才能超脱。认识自己“不知”，才可能“知”，才可能懂得更多。不承认自己的有限性和缺点，就不能超越自己，不会取得进步。

2.18　子张①学干②禄③。子曰：“多闻阙疑④,慎言其余⑤,则寡尤⑥；多见阙殆⑦,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①子张：颛孙师，字子张。②干：求也。③禄：俸禄。④阙疑：保留有怀疑的地方。⑤慎言其余：谨慎地说出可以肯定的部分。⑥尤：过错。⑦阙殆：不干危险的事情。

孔子是个政治家，他教学生好好学习，以后当官。子张就问孔子怎样才能为官得禄。孔子告诉他，一是多听，听别人怎么说，有的可能是你不赞同的，有的可能是有疑问的，那就要存疑。多听后要慎言，可能别人还有些没有说出来的，你就要说出来，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但是不能把有疑问的、没把握的东西说出来。二是多看，看别人怎么做，看哪些事情是危险的，哪些事情是成功的。多看后要慎行，慎行其余，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但是有疑问的、危险的事情不做，要思前想后，考虑自己的行为会不会带来危险的后果。在政治生活中冒险，损害的是很多人的利益，政治关乎黎民百姓和民族国家。做错了，后悔就来不及了。“言寡尤，行寡悔”，官就当好了，俸禄就少不了。

当官和做学问不同，做学问可以有疑问，可以相互讨论，而在政治生活中一定要慎言慎行，不能有过错和疑问。为政和为学的不同还在于，为政要中正平和。孔子赞美尧帝“扣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在政治生活中推行中庸之道。一个政府，如果不断犯错误，而且犯的是祸国殃民的大错误，然后又不断改正错误，改正后还要人民赞美它拨乱反正，那就是一个危害百姓的政府，把百姓的生活搅得不安宁的政府。政府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谨慎从政，少犯错误是做得到的。

2.19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①错②诸枉③,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①直：正直的人。②错：有放置的意思，也有废置的意思。③枉：邪曲的人。

孔子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物。鲁哀公，鲁国的国君，有问题也会来向孔子请教，可见孔子地位之高。统治者关心的是怎样让人民服从统治的问题，孔子回答说，将正直的人推举到朝廷，把他们安置在邪曲之人上面，老百姓就服；反过来就不服。政治生活的问题就是用人的问题。

中国自古就很重视选拔人才。尧舜时代就要大家推举有德有能的人才，而且愿意将自己的位子禅让给有德有能的人。推举人才后来形成了固定的制度。到了汉朝，董仲舒提出举贤良，出现了察举制。察举制出了问题，魏晋时改成了九品中正制。之后，在隋朝创立了科举制，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到1905年才废除。

另外，孔子还认为政治学是一种关系学，讲究平衡。朝廷里不可能都是正直的人，有直有枉，就像森林里的树，有些是直的，有些是歪脖子树。关键就在于，如果直的多了，弯的也会变直；如果弯的多了，直的也直不起来。所以要尽量把正直的人推举到朝廷里去。

第三点，民服直不服枉。歪门邪道，老百姓不服；正直刚强，走正道，老百姓就服。老百姓服，国家兴旺；老百姓不服，国家衰败。如《出师表》所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2.20　季康子①问：“使民敬、忠以②劝③,如之何?”子曰：“临④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①季康子：鲁哀公时正卿。②以：连词。③劝：相互劝勉，相互激励。④临：临政。

季康子问孔子：让老百姓尊敬我们贵族，使人民忠于国家，使他们相互勉励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样做好不好呢？孔子并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反过来要求季康子在政治生活中不轻佻、不浮夸、要庄重，这样老百姓才会敬重他。要求他做好表率，又孝又慈，这样老百姓才会尽心尽力。“孝”，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就是前面讲的“无违”，遵守先王的礼制；“慈”，也是要求统治者按照制度办事，对老百姓有慈爱之心，是一个父母官。能做到这些，老百姓当然会尽心尽力。还要求他“举善而教不能”，在选举人才方面要“举直错诸枉”，而且能培养人才，“化民成俗”，这样老百姓就会相互劝勉，相互激励，干好本职工作。

2.21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①于有②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①施：延及，影响。②有：无意义，加于名词前。

孔子当过小官，也当过大官，多数时候没有当官。有人就问他为什么不当官，孔子的回答引用了《尚书》中的话：“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友爱乡亲邻里，在家里尽孝道，这也就是搞政治。

参与政治生活的目的就是维持和谐的社会秩序，让老百姓安居乐业。那么孝敬长辈，友爱兄弟，和睦邻里，不也就维持了和谐的社会生活吗？老百姓不也就安居乐业了吗？天下国家的事情和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有关系。儒家知识分子对自己要求很高，有很多担当，即使是身不在朝廷，心里也有一种政治情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正是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孔子认为，身在江湖也可以从政，知识分子的行为会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孝于亲，友于兄弟，就是为政。伦常就是政治，老百姓安居乐业就是最大的政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政治呢？

2.22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①。大车无 pagenumber_ebook=57,pagenumber_book=46

,小车无

②,其何以行之哉?”

①不知其可也：不知道那怎么可以。② pagenumber_ebook=57,pagenumber_book=46

(ní)、

(yuè)：都是车前横木，用牛力的车叫大车，用马力的车叫小车。

当社会缺乏了信用之后，很多事情都不好办。购物时需要考虑是否会买到假货，找人办事需要考虑这人是不是骗子。真正是“不知其可也”！

讲信用是普遍的道德律。无信用的人之所以还能到处行骗，是因为还有人讲信用，如果每个人都无信了，连骗子也活不下去。到那时，社会就无法运行了。

2.23　子张问：“十世①可知也?”子曰：“殷因②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①世：三十年为一世。②因：继承，因续。

三十年为一世，百世是三千年。子张只问了三百年以后的事是否可以预知，孔子却回答说，别说三百年，三千年以后的事也知道。孔子怎么敢说“百世可知”呢？他是有底气的。从夏到周，社会制度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孔子了如指掌，增加了什么，减少了什么，他都清清楚楚。懂得历史的人可以预知未来。历史是发展的，后一个朝代总要比前一个朝代有所进步，总要去掉一些陈旧的东西，就是“损”，还要创造一些新的制度，就是“益”。我们读历史，必须知道损和益，知道一个朝代在前一个朝代的基础上损了什么，益了什么，这样我们才知道现在该损什么，该益什么。除了“损益”我们还要重视“因”。因即继承，因续。历史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的。从清末到现在两百年的历史当中，我们就忽视了“因”的重要性，就没有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损益。读历史需要注意“因、损、益”这三方面，读《论语》也一样。观察每一个朝代，都从这三方面分析，就可获得预知未来的智慧，获得解决当代问题的智慧。

2.24　子曰：“非其鬼①而祭②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①鬼：古代人死了都叫鬼，一般指死去的祖先。②祭：祭祀先祖，祭的目的一般是祈福。

不是你的先祖你也去祭祀，孔子认为这是一种谄媚讨好。谄媚讨好是有目的的，是为了求得他的保佑。会去讨好什么样的鬼呢？一般会去讨好生前很发达的鬼，或是那些后代很发达的鬼，想求得他的保佑，看看能不能也发达起来。这既是向鬼献媚，也是向鬼的后人献媚。献媚与非献媚之间的差别在于，对于自己的祖先，是有感情的；对于别人的祖先，则未必有感情，无非因为他发达，想求得他的保佑。还有一些死去的先辈，因其高尚的品德和伟大的功业，生前就得到人们的尊重和敬仰，死后享有祭祀。这种情况是不是谄呢？我想还是要看是否有真感情，是否仅仅是为了自己得到保佑。有真情就不是谄。

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候却袖手旁观，这是怯懦，没有勇气。见义勇为与非其鬼不祭有什么关系呢？这两句话为什么放在一起呢？很有可能孔子是在评价一个人，这个人不是他的祖先他却去祭祀，是一个喜欢献媚的人；需要他勇于为义的时候他却退缩怯懦，是一个没勇气的人。献媚的人是没有骨气的人，这种人往往临事怯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