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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的每一篇都是以这一篇第一章的头两个字为篇名的。取篇首字为篇名的做法源于《诗经》。《诗经》中的许多篇名就取整首诗的首句或首句中的头两个字。我想这是出于对他人思想的敬畏和尊重。整理需要分类，分类需要有一个主题，但整理者又不敢妄加主题，怎么办？就取篇首的两个字为篇名。哪一句放在篇首是由编书的人定的。通观《论语》，篇名并非根据首句随意确定的，每一篇大体有一个主题，首句是根据主题精心挑选出来置于篇首的。但在确定哪句话放在哪一篇的时候，编书的人又有意“解构”了主题，并不严格地按照主题来对每一句话进行甄别。因为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困难。其一，怎么知道老师说的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就应该放在这一主题之下呢？老师的话微言大义，最好留给读者来解读。其二，有些话既可以放在这一主题下，又可以放在那一主题下，有些话放在哪一主题下都不太合适。怎么办？随意放好了。熟虑深思难免疏漏，不经意处密若天衣。

1.1　子曰：“学而时①习②之,不亦说③乎?有朋④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⑤而不愠⑥,不亦君子乎?”

①时：一定的时候，适当的时候。一解为时常。②习：鸟习飞。一解为温习。③说：同“悦”。④有朋：古本作友朋。同门曰朋，这里指的是弟子。⑤不知：有两种解释，一是不了解我，一是不理解我所教的。⑥愠(yùn)：怨恨。

这一篇初中的课本中就有了，是除了古诗以外学生学的第一篇古文。

“学”是《论语》中的第一个字，这种编排，说明那些编《论语》的学生理解了孔子教育思想的精华。《道德经》里的第一个字是“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是一个哲学家，开篇就谈了一个最抽象的概念“道”。而孔子是一个教育家，《论语》一开篇就是“学”。“学”和“教”在古文里就是一个字。繁体的“學”，上部中间是一个“爻”，“爻”是算筹交错的样子。两边是两只手，中间的盖头在甲骨文中是一个房顶的样子，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桌子。老师的两只手在摆弄算筹，学生观察老师怎样摆弄，这就是学。“教”省掉了老师的两手和桌子，是学生自己在摆弄算筹。“攵”是“攴”的变形，“攴”是老师拿着棍子站在旁边看着并指指点点，摆弄错了是要打手板的。

“时”，一定的时候。中国古代很重视时。繁体字“時”的右上边现在写成“土”了，原来是手里拿一根草或一朵花，“寸”是手。古人一看到花就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正月梅花对雪开”，二月是迎春花，三月是“桃花朵朵开”的时候，十二个月每月都有代表性的花。古代的“时”和农时关系很密切。中国很早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国家农时非常重要，一定要知道植物生长的季节。特别是播种的时间非常重要，因为错过了农时播下的种子就没什么收获。中国古代历法的制定者仰观天象、俯察地理，都是为了掌握农时。中国古代的节日是为了让老百姓记住节和日。节就是二十四节气的节。节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这四个节原来都是在节上的，后来只有清明节在节上。清明节原本跟祭祀没关系，清明前后就是播种的时候，所以一定要知道清明节在哪一天，这一天一定要在节上。为了让老百姓记住这一天，就把它和祭祀联系起来，人们在上祖坟的时候要放鞭炮，鞭炮声就会提醒人们清明节到了。而且在清明节前要寒食三天，不生火。日是阴月阴日，阳月阳日，一月一、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天道扶阳抑阴，所以节日中阳月阳日多一些。春节合到了一月一，端午节合到了五月五。节是节，日是日，不能混淆。重阳日是日不是节，“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现代人不懂，都叫“重阳节”。中国古代的历法制定者是很有智慧的，阴历和阳历合在一起，这样的历法是符合农业需要的。记住了节就记住了太阳历，记住了日就记住了月亮历。时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很重要，不光是要不违农时，孔子觉得学习也是有时的，不能错过时间。错过了时间，小孩就不好教。特别是习的时间，不能错过。

“习”，繁体是“習”，上面是羽，下面是白。朱熹的解释是“鸟习飞”，小鸟张开翅膀，白色的肚皮就露出来了。所以习就是实习的意思，就是照着老师教的做。“时习”就是在一定的时间习、特定的时间习。过了特定的时间，再习就难了。所以在古代，什么时候习，习什么都是有规定的。《礼记·内则》说：“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袴。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到十五岁，“十五成童志明”，就要读大学。哪个年龄阶段学习什么都有规定。教小孩要讲“时”，错过这个时间就和错过农时一样，想尽办法也会没有收获。洒扫应对之事是小学阶段学的，现在还跟大学生讲这些行为规范，是白讲，你讲了他也不会去习，你讲多了他还烦躁，觉得老师太啰唆了。家长教小孩也一样，错过时间再去教，会让他产生逆反心理。所以教小孩要特别小心。一定要知道什么时间教什么他才会去做。洒扫应对、礼乐射御书数这些是小学阶段教的，大学学《诗》《书》《礼》《乐》这些高深的经典。跟小孩讲《诗》《书》《礼》《乐》，他只是一知半解，也学不好，最多只能让他背下来，以后慢慢去体会。哲学是高深的学问，应该在大学阶段的第九年和第十年才学的。《学记》里说，大学一二年“离经辨志”，学经典；三四年“敬业乐群”，学专业；五六年“博习亲师”，为做学问打基础；七八年“论学取友”，这时可以做点学问了。九年十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知类”就是懂哲学。到最高阶段才能“知类通达”，懂哲学。学什么要讲究时间，习什么也要讲究时间。

“说”，同“悦”。“亦”，也。“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时习之，不也快乐吗？很多版本都没有把“也”翻译出来。杨伯峻先生就把这个“也”字翻译出来了。“也”意味着，除了“学而时习之”之外还有很多别的快乐的事情。玩是快乐的事情，上网是快乐的事情，学了然后去实践也是快乐的事情。

“朋”，由两个“月”字组成，“月”即“肉”。朋最初的意思，就是酒肉朋友，这里解作同学，“同门曰朋”，是弟子的意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学生从很远的地方到这里来读书求学，这也是很快乐的事情。

“乐”，繁体作“樂”，好像是树上开着很漂亮的花。有人考查，“樂”就是让人感觉很兴奋的植物，相当于现在的鸦片毒品类的植物。

古代家族观念很强，“家有塾，党有庠”，一定地区范围内有学校。年轻人都出去打猎、种地，由老人来教育小孩，这是一个传统。最初的学校都很简陋，比如在囤积粮食的场所、村里的广场，老人就在这样的公共场所教小孩。这里所教的都是乡党弟子。到远方去求学或学生从远方来求学的情况在孔子的时代是很少的。教自己家族的弟子当然是高兴的事情，教从远方来的弟子孔子认为“不亦乐乎”。这就打破了宗族门第观念，也表达了一种新的教育观念：老师不一定只教自己乡党的孩子，教育的范围扩大了。远方的弟子是慕名而来，是对自己水平和能力的证明与肯定。教师的快乐从哪里来呢？从学生那里来，从教学过程中来，在教学的过程中取得的成就能够被学生肯定，名声传出去了，学生从很远的地方慕名而来，这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要激励教师，让教师获得快乐，不是要给他多高的职称，也不是要给他多高的奖金，让他在工作中证明自己有能力，他就会感到快乐。《史记·孔子世家》说，“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学习也一样，在学习中能证明自己有能力有水平，就会很快乐。所以，要寻找快乐，就要努力学习，取得成就。教乡党弟子是快乐的，有远方的弟子慕名来求学，那是更快乐的事情。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孔子对学生讲的：同学们，别人不理解你的时候，你不生气，不就是个君子吗？还有一种是孔子对自己的要求：我讲的东西，别人不理解或理解错了，我也不生气，那不也是君子吗？我觉得第一种解释好一些，人不知而不愠，是孔子对学生讲的。为什么要读书？就是要学然后做个君子。那些贵族子弟一生下来就是君子，君子本来就是指贵族子弟。君子就是君之子，国君的子弟。所以，理雅各在翻译《论语》的时候，有的地方“君子”就翻译成“prince”，王子。孔子招的弟子大部分不是天生的君子，他们是读了书之后成为君子的。别人不理解你，误解你，甚至故意找茬，你当然会生气。但读书人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有一种自信，能自我肯定。你不理解我，我自己知道自己的位置和水平。那些底气不足的人，才需要别人肯定，才需要名利等外在的虚荣的东西来支撑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孔子认为天生的贵族当然是君子，但读书读到胸怀宽阔，能包容别人，能自我肯定，有自信心，那也是君子。所以在《论语》里有两种君子，后面也讲到了，“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读书人读出境界了，也是君子，这个观点很了不起。春秋以后，经历战国到秦始皇，把封建制改成了郡县制。从秦始皇起就没有贵族了，那其实不是秦始皇一个人的功劳，第一大功劳要记在孔子的头上，他认为不仅贵族是君子，读书人把书读好了也是君子，读书读到“人不知而不愠”了就是君子。相反的，虽然是贵族子弟，但没有好好读书，人不知而愠，没有底气，没有自信心，不能包容，那也不是君子。表达同样观点的还有“学而优则仕”，读书读好了就当官。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能当官，要通过考试，通过察举选拔由什么人来当官。后来，人们普遍认为读书人是君子，有修养的人是君子，道德水平高的人是君子。这种情况是从孔子开始改变的。这种改变不是靠政治制度，而是靠教育。把贫苦人家的子弟教育成有修养有德性的人，然后把他们推到管理国家的职位上，他们也就成了君子。从孔子发其端，经过三四百年的动荡，在讨论是实行郡县制还是封建制的时候，李斯跟秦始皇极力主张推行郡县制。李斯是荀子的学生，后来变成法家了，不过还是儒家教出来的。

这三句话中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乐”，悦也是乐，不愠也是乐。儒家主张要学习，学习、修身、养性就是要过快乐的生活。读书是快乐的事情，教书是快乐的事情，修身修成君子，也是快乐的事情。李泽厚先生说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乐感文化给人快乐的感受。中国古代的作品中没有西方那种典型的悲剧。我们的文学经典大都会给人一种快乐愉悦的感受。所以儒家和其他宗教不同，其他宗教是要人们在现实当中忍受苦难，快乐在天堂，并且如果你在人世间忍受苦难，死后才能到天国享受快乐的生活。而儒家就是要我们在现实当中，在学习工作中，在修身养性的过程中，就在滚滚红尘中获得快乐和幸福。这一点是儒家文化和其他文化很不一样的地方。

1.2　有子①曰：“其为人也孝弟②,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③本④,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⑤之本与！”

①有子：姓有名若。论语中称子的，除孔子以外还有有若、曾参和冉有。②弟：悌(tì)。③务：《集注》(朱子《论语集注》，下同)：务，专力也。④本：《集解》(《论语集注》引何晏《论语集解》，下同)：本，基也。⑤仁：陈善《扪虱新语》：古人多假借用字，《论语》中如“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又曰“观过，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窃谓此“仁”字皆当作“人”。古书“人”“仁”有混写。

有子姓有名若。《论语》中称子的，除孔子以外还有有若、曾参和冉有。有子很不简单，孔子是他的老师，当然把孔子的话放在第一句，而第二句就是有子的话，《论语》很可能就是有子的学生编的。

有子说的这句话也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他提出了仁的根本是什么的问题，他觉得君子最根本的德性是孝悌。“弟”通“悌”。人之初，最先与父母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是和兄弟姐妹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父母对于子女有养育之恩，子女自然萌发孝心；兄姐对于弟妹有扶助之情，弟妹自然萌发悌心。道德教育从家庭开始。为什么把孝作为仁的根本呢？所谓根本就是其他德性都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仁、义、礼、智、信”都是从“孝”这个根本上生长出来的。有子进行了简单的论证，如果一个人有孝悌之心，就不会有犯上之举。孝悌就是对年长的人的尊敬、服从、关怀、牵挂。对父母有孝心的人，也就不会冒犯年龄比他大、地位比他高的人，这样的人去作乱就更不可能了。本章的着眼点在于不作乱。春秋时期社会动乱，思想家们在苦心探索民治问题，有子认为民治要从建立孝悌的家庭伦理关系开始。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不犯上而好作乱者无，造成“鲜”与“无”的差别的原因在哪里？上与下近，君与民远。老百姓关心的是切身的利益。欲得民心，下层官员应如父母兄弟。儒家的政治理想是要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社会：下不犯上，老百姓不作乱，国家就安定团结。这样的理想是建立在孝悌的根本之上的。

再参照其他章节，我们还可以发掘孔子关于孝的更深层的意义。孔子认为人性是由“命”和“仁”组成。命是天生的，《中庸》说，“天命之谓性”；而仁则是后天所形成的德性和情感。如何从“命”出发达到“仁”呢？有一种情感是与生俱来的，具有自然的、命的特征，但又不完全属于命，这种情感就是孝和悌。人不能从爱自己出发，生发出爱他人的情感，但可以从爱父母，爱兄弟姐妹生发出爱他人之心。“孝弟”一端联系着“命”，一端联系着“仁”，是沟通命与仁的道德情感，是其他一切道德情感的根本。

“以孝治天下”是中国古代一个基本命题。西方人是通过对上帝的爱生发出对他人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子耶稣送给他们，让一切有罪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正因为神对人的这种爱，所以人也获得了一种博爱之心，会爱他人。西方的家庭观念出现比较晚，他们以牧羊为主，到中世纪才有家的概念。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人们没有家的概念，奴隶的孩子生下来都是属于公家的，贵族是有家庭的，但家庭观念也不是很强。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祖祖辈辈过着定居的生活。在七千年以前，半坡时代就有稳固的家的概念。孝的文化不是从孔子的时候开始的，传说中的尧帝就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他的母亲去世以后，他守孝三年。以孝治天下而著名的是舜帝。正因为舜很孝顺，才被尧帝选为继承人。中国文化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文化。

1.3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①

①“巧言”句：《集注》：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说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圣人辞不迫切，专言鲜，则绝无可知，学者所当深戒也。

“巧言”，花言巧语，巧妙地装饰过的语言。“令色”，打扮出来的美色，特意装出来的和颜悦色。装出来的不是仁。孝悌是仁的根本，是出于一种自然的情感，是对父母兄长的真实的爱。友爱他人就是仁。是真的才是美的。孔子说的“文质彬彬”的“质”就是真实、自然。要保持自然的本真。孔子并不反对修辞，“修辞立其诚，诚于心则取信于外”。修辞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意思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而不是把语言装饰得很动听。如果只是把语言装饰得很动听，就是巧言。只有做到真心实意地友爱他人，才能算是真正的仁。儒家非常重视真实真诚，孟子提出要保持赤子之心。道家也强调要真实自然。商家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要求服务员在受到侵犯的时候也要保持微笑。政治家为了树立亲民的形象，不管内心的感受如何，只要是在公众面前，就要装作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信心满怀的样子。伪善和不仁就这样产生了。

1.4　曾子①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②乎?传③不习④乎?”

①曾子：曾参(shēn)，字子舆。②信：诚也。③传：读chuán，老师传授的。④习：温习，实习，演习。

曾子也是孔子一个很了不起的弟子。孔子的学说有一个正统：由孔子传给曾子，曾子传给子思，又由子思传给他的弟子，后来传到孟子，这一条线索称作思孟学派。

曾子的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自省、内省是重要的修身方法。修身就是要做到反求诸己，内省不疚，有过则改，不至于积过成恶。“三省”，是从三个方面来反省，三不一定要理解为多次。人要从三个方面来反省：第一，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心尽力。这涉及人性的一个根本弱点：自私。时刻反省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心尽力了，就能克服这一人性弱点。第二，跟朋友交往的时候，对朋友许下的诺言能否兑现。这涉及人性的另一个弱点：虚荣。人们往往喜欢在朋友面前夸大自己的能力。有修养的人一般不轻易答应别人，答应别人就一定会实现承诺。第三，老师传授的知识，有没有温习，然后有没有践行。这涉及人性的另一个弱点：懒惰。如果克服了人性的三大弱点，不断反省，有过则改，我们就能取得更大的进步。有反省能力的人不断进步，没有反省能力的人原地踏步。

说到底，反省就是要把自己的思想与自己的行为区别开来，看看自己的行为是否与自己的思想相一致。满脑子的忠信思想，到了与朋友打交道时却不一定能尽心竭力，到了要践履诺言的时候却不一定能信守诺言。老师教给的东西都背下来了，到了要做的时候却不一定做得了。思想和行动之间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是因为思想是经由德性转化为行动的。思想只告诉我们如何行动，德性才是行为背后的动力。德性的力量就是道德情感的力量。反省能培养我们的道德情感。反省时发现思想和行为有差距，就会感到内疚，感到羞愧；而看到思想和行为相一致时，则会感到无愧于心，则会感到光荣欣慰。反省就是通过拷问自己的良心，从而完善自己的品性。

1.5　子曰：“道①千乘之国②,敬事③而信,节用而爱人④,使民以时。”

①道：治理。②千乘之国：春秋初期，千乘之国是大国，到孔子时代战争频繁，养兵规模增大，已是小国了。③敬事：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④人：古代的“人”有广狭两义，广义指一切人，狭义只指士大夫以上各阶层。此处是狭义。

孔子是一个政治家，他总结的治理小国的方略是：第一，要敬事而信；第二，要节用而爱人；第三，要使民以时。“敬”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敬是敬神时的态度。敬神时要做好准备，郑重其事，规规矩矩，不能有一点马虎。古人凡是遇大事都会起敬心，像举行祭祀之前一样，要斋戒沐浴。宗教之所以能提升人的德性，是因为人们对神有敬畏之情，就不会去干坏事。《易传》中有“文明以止”的话，有所不为，有所不敢为，才是文明的人。天不怕地不怕，胆大包天，什么事都做得出，是野蛮人。对于大事，更不能大胆妄为，要小心谨慎，三思而行，才能把事情做好。“信”，讲诚信，政府对老百姓的承诺要说到做到，这样老百姓才会对国家有信心，才会形成纯朴的民风，讲诚信。“节用而爱人”，节约费用，爱护官吏。“人”和“民”是有区别的，“人”是指贵族阶层的人，“民”是指老百姓。“使民以时”，民是使的对象，但不能任意驱使民力。农时不使民，让老百姓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农闲时再做那些公共事务。

1.6　子曰：“弟子①,入则孝,出则悌,②谨③而信,泛爱众,而亲仁④。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①弟子：一般有两种意义，一年纪幼小的人，一学生，此处是第一义。②入、出：《译注》(杨伯峻《论语译注》，下同)：《礼记·内则》：“由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这里的“弟子”指命士以上的人物。“入”是“入父宫”，“出”是“出己宫”。③谨：寡言为谨。④亲仁：亲近有仁德的人。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是古代教育的基本原则。教育是要使人们掌握知识还是获得行动能力呢？很多人都没弄懂这个问题，其实接受教育是要获得行动的能力。只要做了，不知道为何要这样做，这是没有关系的。行包括哪些方面呢？孔子列举了一些：孝、悌、谨、信，等等。孝和悌在这里是行而不是德。西周的“乡三物”中有六德：知、仁、圣、义、忠、和；有六行：孝、友、睦、姻、任、恤。西周把孝看作是一种行为。“谨而信”，说话小心谨慎，只有谨才能信。虚荣心驱使人吹嘘自己。“泛爱众”，西方讲博爱，是基于上帝爱世人。孔子也主张博爱，泛就是博。博爱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对待万事万物的态度。其实泛爱众也就是热爱生活。处处生欢喜心，生爱心，那么个人的体验也会是幸福快乐的。“亲仁”，积极主动接近有仁德的人，这也可以获得仁爱之心。泛爱众的爱心是从和仁者的交往中获得的。

如果以上的德行都做到了，而且还有余力，就可以学文。这些德行应该在小学阶段学习，大学阶段才学文。小学学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这些是行。大学要培养人文素养，学《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是文。我们现在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是在学文。

到了近代，出现了一种观念，而且深入人心，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种观念是以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为基础的，它强调知识的重要性。有了这种观念以后，我们就拼命学习知识，然而我们的行动能力却没有长进，特别是道德行动能力、与人打交道的能力。空有知识而没有德行那是很危险的。无德而有才，不如有德而无才。邪恶与才能交媾，生产的是魔鬼。

1.7　子夏①曰：“贤贤易色②；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③；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①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②贤贤易色：有两种解释，一是“用尊贵优秀品德的心来交换爱好美色的心”，二是“对妻子重品德不重容貌”。③致：委弃，献纳。致其身：豁出生命。

子夏是孔子一个很重要的学生，他重视学文习礼，重视外在行为规范的养成。子夏一派发展到荀子，后来发展成为法家。思孟学派重视内心的善性。思孟学派后来被宋明理学所继承。流传到今天的也是思孟学派。

人往往爱色而不爱德，这是人性的弱点。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如要改掉人性的这个弱点，就必须亲近贤达的人，远离美色。事父母要尽孝，在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候要“致其身”，豁出自己的生命。在儒家的思想中，国家的地位是很高的，为国家效力也就是为人民效力，能做到“泛爱众”也就能做到“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与孔子讲的“谨而信”意思相同。如果一个人能做到以上四点，他虽然没有学文，我们也可以认为他学了文。我们学文的目的无非就是更好地实践。孔子和子夏都强调行动能力比文化知识更重要，大约他们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人像今天的很多人一样，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1.8　子曰：“君子不重①,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②。过,则勿惮改。”

①重：严肃庄重。②无友不如己者：陈天祥《四书辨疑》：东坡云：世之陋者乐以不己若者为友，则自足而日损，故以此戒之。如必胜己而后友，则胜己者亦不与吾友矣。友，一作名词解，一作动词解。

为什么“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呢？因为此“学”指实践，如果不严肃认真，那么他的实际行动便不会真正刚强稳固，便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前进，别人也不会信任他、尊敬他，他也就不会有威信。这里的“威”不作外表的庄重威严解，而是作威信解。特别是作为国家领导人，一定要庄重，不能轻佻，这样才会受到尊敬，才会有威信。

“主”，推崇。“主忠信”，也就是孔子说的“谨而信”，不乱说话。

“友”，一作名词解，一作动词解。“无友不如己者”，所交的朋友都比自己强，或者说不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从逻辑的角度看这句话是说不通的，如果别人也不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那就没有人有朋友了。我们理解这句话时，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态度，要觉得别人总有比自己强的地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过，则勿惮改”，不要怕改过。儒家认为，人不可能不犯错，能改过就好了。人们为什么总是怕改过呢？因为要维护自尊心，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往往想办法掩盖自己的错误，这些人都是没有底气的人。那些有能力、有水平的人即使犯了错他们的自尊心也可得到维护。在《论语》中，改过改得最好的就是颜回，他最具有仁爱之心，孔子说他“不贰过”，同学也觉得他了不起，他的自尊心不需要自己虚加维护。所以要不断提升自我，这样就不会害怕承认错误。

1.9　曾子曰：“慎终,追远①,民德归厚②矣。”

①终、远：老死曰终，已经死了很久曰远。《集注》：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②厚：忠实厚重，忠厚老实。

这句话表现了儒家的终极关怀，正因为有这种思想，我们可以认为儒学具有一种半宗教的性质。宗教关怀的是人的终极归宿，死后去哪里。基督教认为人死后去天堂，佛教认为人在六道轮回中。儒家不大谈论这些问题。“慎终”，一要送终，二要厚葬。老人临终时儿女要在身边。宗教国家的人，临终时有牧师或者和尚念经，为死者超度灵魂。儒学不是这样的宗教，临终时有儿女送终，死者就得到了安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父母的年龄、身体状况不可不知。一定要慎之又慎，没有亲人送终，死者会带着最后的遗憾到坟墓里去，生者会终身后悔莫及。对于厚葬，墨家反对，道家反对，法家反对，但儒家始终坚持。其实，与其说儒家坚持厚葬，还不如说儒家支持厚葬，或者说儒家并不反对厚葬。因为厚葬在儒学形成以前就有，儒学形成以后到汉武帝四五百年间，儒学并非天下独尊，但厚葬之风如故。儒家不反对厚葬，顺应了人的情感需要。反对厚葬的，更多的是出于节用的理性考虑。儒家也不是一味地主张厚葬，这一点后面会涉及。“追远”，一要祭祀，二要修族谱。清明扫墓，七月半给死去的亲人烧纸钱，大年三十送灯、送香烛到祖坟上去。家里有大事，如结婚生子，设祭告祖。这些是祭祀。修族谱也是追远。族谱可以把祖先的世系追溯到很远很远的年代。像颜真卿，满门忠烈，他们家的祖先往上追是颜回。孔子的后代到现在有七十多代了。

慎终追远，其目的不是强调要如何对待死者，而是强调对生者的影响。“慎终”为什么会“民德归厚”？一是因为道德是一种情感，要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才能体现出来。在送终的时候，亲人离我们而去，悲从中来，就会产生强烈的情感。不在生离死别的人生的重大事件中提升我们的情感品质，到什么地方去提升我们的品质呢？二是因为只要看到人死，就会想到要好好活着，要重生。人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人寿终正寝，活到九十岁一百岁，高寿。高寿的人或心胸开朗，为人豁达，或生活简朴，勤于劳动，总有他们的长寿之道。你会向他学习。有的人是病死的，你会想到要锻炼身体。有的人是累死的，你会悟出生命比金钱更重要。有的人是斗死的，你会明白要与人为善。三是因为厚葬能体现孝心。人人都有这样的愿望，希望自己有财富，很风光。因此厚葬在远古时代就有，并不是儒家发明的。儒家觉得既然死者有这样的愿望，那么满足死者的愿望就是孝。人懂得要倾其所有满足他人的愿望，毫不吝啬，那他一定是有道德的人。当然，有的得道高人勘破了生死，明白厚葬无益于死生，要求子女不要厚葬，那就不必厚葬，这也是满足死者的愿望。厚葬也有变质的，有的人亲人活着的时候不知尽孝，死的时候却大办丧事。他不是为了满足死者的愿望，而是为了自己风光体面。这显然不是什么孝行。那“追远”为什么能“民德归厚”呢？一是因为祭祀时要慎重，要心诚。一年当中有好几次祭祀活动，久而久之就养成了慎重心诚的品德，做别的事情也会认真谨慎。前面讲了“敬事”，敬事的态度就是在祭祀活动中形成的。二是因为祭祀时，生者可以祈求祖先保佑。人生有许多苦难，宗教的一个功用就是在苦难来临时慰藉人的心灵，给人以生的信心和希望，不至于在苦难中沉沦和堕落。在遇到苦难时，丧失信心时，信仰让我们求得精神上的寄托。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亲人活着时“因不失其亲”，相互扶助，亲人死了也仍然祈求祖先的保佑。在这一点上，儒学显然具有宗教的性质。三是因为修族谱，追念先祖时，人们所认同的是先辈的美德。一个家族，它的祖先中总有一些优秀的人，这些人是后辈的楷模。先辈的美德都记载在族谱中，能激励后人向善。当然，一个家族中也有一些不肖的人，这些人的名字也记载在族谱中。但修谱时往往隐恶扬善，把他们的恶行隐去了。有的也记载下来了，那一定会提请后人以此为戒。另外，族谱能把一个家族的人团结起来，相互帮助。还有，家有家训，族有族规，家训族规都记载在族谱里，训诫族人严格遵守。因此，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1.10　子禽问于子贡①曰：“夫子②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③异乎人之求之与?”

①子禽问于子贡：陈亢(gāng)，字子禽。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②夫子：古代一种敬称，凡做过大夫的人都可以称夫子。孔子曾为鲁司寇，学生称他为夫子，后称呼老师。③其诸：表示不肯定的语气。

孔子积极参政必有“求之”之嫌。子贡没有正面回答是求之还是与之，而是赞美夫子的品德，正告子禽不要怀疑孔子的动机。“温、良、恭、俭、让”都是中和之德。“温”，温和，不冷也不热。太热情、太激烈会出问题，太冷淡又会消极无所作为。待人要温和，处事要积极。“良”是善良，良好。不优也不劣，也是中和的。“恭”，尊重别人。不谄也不骄，中和的。“俭”，俭朴，勤俭。不奢也不啬，中和的。“让”，谦让，礼让。不争也不退，还是中和的。从政的人要有中和之德。激进主义不行，保守主义也不行。西方的政治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相互制约，儒家政治要求从政的人先养成中和之德，不激进也不保守，这样的人才能像尧舜那样“用其中于民”。孔子养成了温良恭俭让的中和之德，他是凭借这些品德去当官的。他是有美德而积极参政，和钻营政治是不同的。

1.11　子曰：“父在,观其①志；父没,观其行②；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③

①其：指孩子，晚辈。②行：去声，xìng。③“三年”句：《集注》：尹氏曰：如其道，虽终身无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则三年无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也。游氏曰：三年无改，亦谓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也。

李泽厚先生认为，保持本氏族的生存经验的重要性，才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真正原因。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代与代之间的变化是很小的。父亲在的时候，观察儿子的行为倾向，父亲死后观察儿子的行为，父亲死后三年都没有违背父亲的意愿，这就是孝顺。这句话也隐含了另外一层含义：父亲在的时候以及父亲死后的头三年要遵循父亲的意愿，这段时间过后就要有自己的想法，就要有所革新。儒家并不反对创新，而是主张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不要急于创新，要从从容容地创新；既要创新，又要不至于引起新与旧的矛盾。这是政治智慧，也体现在孝道上。

1.12　有子曰：“礼之用,和①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②,有所不行；知和而和③,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①和：《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②小大由之：小事大事皆如此。通常断为：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③知和而和：为和而和。

“和为贵”已经成为我们日常语言中一句最通行的话。和为贵本来是说“礼”的功用，礼有多种功用，营造和谐是礼的功用中最重要、最珍贵、最值得推崇和继承的部分。“先王之道，斯为美”，就是说西周的制度中礼制是最美好的，而礼制最有用的地方就是能达到“和”的目的。自然界中多种多样的事物是能和谐共生的。要达到和的状态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要有多样性，二是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缺乏多样性，就是“同”，一模一样的就是“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才会生生不息，同则不能发展，一模一样是重复，不是发展，有变化才有发展。但多种多样的事物在一起不一定就能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才能和。太极图很形象地描绘了和的图景。有阴有阳，而且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就构成了一种和谐的关系。阴阳代表多样性，“孤阴不长，独阳不生”，孤阴独阳谓之同。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应，阴阳相感，和合为一，生生不息。有男有女，男欢女爱，子嗣绵长。和自然界一样，建立和谐社会也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需要民主自由，民主自由才会有多样性，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这是西方人所强调的。二是政府要为人民着想，人民要为政府着想，国家才会和谐，这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所强调的。我们确实可以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民主社会的和谐社会，但它不是不要西方民主，而是要比西方更加民主。和谐社会比民主社会更好，但没有民主肯定不会有和谐。

西周的礼制，孔子为什么会推崇它？有子为什么会觉得它美？这是因为礼制恰恰具备了我们讲的这两个特点。礼所区分的等级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多样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有差异，各有特点，各有身份等级。在这种多样性中又有一种和谐共生。父慈子孝，父亲的心中要有儿子，儿子的心中要有父亲。君信臣义，君要取信于臣，臣要忠于君上。这又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等级制度并不是简单的谁统治谁，各有各的权利，也各有各的义务。所以西周的礼制恰恰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和谐。但这种和谐是一种“差序和谐”，其差序是规定的，而非自然形成的。这种不平等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和谐。为了消除这种不和谐，周代又制作了“乐”。礼别尊卑，乐和上下。用音乐来调和人们的情感。但我们仍然有批评礼制的理由。我们现在批判这种维护等级尊卑的制度，原因在于西周的这种制度所包含的多样性远不如现代民主社会所包含的多样性那么丰富。但西周是在两千多年前的社会。礼乐制度最初是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下产生的。为什么会由自然状态过渡到有制度规定的文明社会？西方的思想家像斯宾诺莎、洛克、霍布斯、卢梭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古代的韩非子也研究过。尽管观点各有差异，但他们都觉得让渡部分权利给统治者是必要的和必然的。用和谐的思想来看，自然状态下虽然有比等级社会更多的多样性，但它不会有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包容性。对他人的义务需要由制度来规定，并由教育来实现内化。人类文明的过程是逐步实现多样性和包容性的过程。

其实，春秋时期就有人主张应该抛弃礼的等级制度，只继承礼的精神实质，认为只要能达到和的目的，就没有必要完全按照礼的繁文缛节去做。有子对此既有肯定又有否定，他认为“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大事小事都按照礼的规矩做，有的时候会行不通，因为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而礼的规定是不变的，礼是不可能对所有事情都做规定的。但“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完全抛弃礼的规定，只按照和的原则办事，也是行不通的。所以有子认为，既要继承和的精神实质，又要对礼的具体规定有所损益，用礼来节制人的行为。有子的意见是对的，和的精神实质离开了礼的具体规范是不存在的。

1.13　有子曰：“信近①于义②,言可复③也。恭近于礼,远④耻辱也。因⑤不失其亲⑥,亦可宗⑦也。”

①近：接近，符合。②义：义者，事之宜也。③复：践言也。④远(yuàn)：使动用法，使之远离，释为避免。⑤因：靠近，依靠。⑥亲：亲人，亲近的人。⑦宗：效法，可靠。

言约信而合宜，则言必可践。我们答应别人的事情要符合道义，符合道义的才能践行。不符合道义的事情为什么会答应呢？因为讲情面。儒家重情，但更讲理。合情又合理的事情，才能做得到。朋友要你帮忙，就情来讲，恨不得给他一百万，感情深嘛。但就理来讲，你没这么多给，做不到。理是讲条件，讲规则，讲原则。所以，信近于义，才会言可复。

恭敬别人也要符合礼，不然就有溜须拍马、谄媚讨好的嫌疑，自取其辱。讨好的如果是喜欢拍马的人，他高兴，当然不会有耻辱感。讨好的是厌恶拍马的人，当场就会给你难堪，坚决要你把礼物提回去。不感到耻辱吗？人人都喜欢听好话，但绝大部分人不喜欢别人拍他的马屁。合于礼的恭敬人人喜欢，过于礼的恭敬就是谄媚、吹牛、拍马，不会有人喜欢的。即使你讨好的是喜欢拍马的人，你的朋友、你周围的人也会觉得你是个马屁精，讨厌你，你不感到耻辱吗？所以，恭也要近于礼。

“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所依靠的不失其可亲之人，才是靠得住的。传统的农业社会是宗法社会，不是现代这样的法制社会。依靠别人，而不是依靠亲人，靠不住怎么办？亲人有宗法约束，别人只有道德约束，假如他没有道德，不讲信用呢？所以传统农业社会只能依靠亲人，非亲非故有时靠不住。现代社会则不同，现代社会讲法制，不讲信用的人可以告他，用法律制裁他。但现在中国人办公司大多依靠的仍然是亲戚朋友，办的是家庭公司。有人说这是传统观念的影响，我看是我们的法制不健全。现在亲戚朋友也不一定靠得住，因为1949年以后强行拆散了宗族，狠批了宗族观念。宗法、家法没有了，法制又不健全，亲也不可因，法也不可因，那就只能靠自己了。在现代社会，什么都要靠自己，办得成事情吗？所以我们要办一件事真不容易。

1.14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①,可谓好学也已。”

①就有道而正焉：接近有道的人匡正自己。

君子饮食不要过度，生活不要太安逸。吃多了吃出病来，太安逸身体机能会退化。但孔子的这句话并不是从养生的角度说的，而是说君子所追求的不是物质上的优越，而是精神上的完善。儒家对于道，对于事功的追求不亚于宗教徒对救赎灵魂的追求。这一点我想到后面适当的地方再详细地讲。

“敏于事”，这句话要求我们今日事今日毕，不要养成拖拖拉拉的习惯。事来了马上做完，就不会累。事情越积越多，假如积累了三件必须当天完成的事，就不得不加夜班。我的事情很多，但几乎没加过夜班，也没感到累。我的经验是事情来了马上做完，不积事。积了事心里总是牵挂着，即使没有去做，也会不轻松，还不如早点做完。无事才会一身轻。“慎于言”前面讲了。“就有道而正焉”，接近有道的人匡正自己，就是前面讲的“亲仁”。

1.15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①,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②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③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①乐：皇侃本“乐”下有“道”。②切：切割，开料。磋：糙锉。琢：细刻。磨：磨光。治玉的工序。③《诗》：诗出《卫风·淇奥》。

“谄”，贬低自己，抬高别人，这样做往往是因为有所求。贫穷的人往往因为有所求而讨好别人贬低自己。富人通常有一个毛病，傲慢无礼，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有钱的，有权的，有学问的，长得漂亮的，都会有这个毛病。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虽财富不均，但是人格平等，境界高了一层。

孔子要求更进一步，安贫乐道，贫而不忧，追求精神上的快乐；富而以礼节制自己的行为，不乐过了头。这就在情感体验上实现了人人平等。什么是真正的平等？内心体验上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也只有在内心体验上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存在主义者也说，存在者的存在是存在者当下的体验。海德格尔认为，人人都平等地体验着的是“死”“烦”和“畏”。这是一种悲观的论调。儒家则不同，孔子认为，人人都可以体验到快乐，但也不是轻易就能体验到快乐的。总是体验到快乐是修身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大约一个人如果不修身养性，就如海德格尔所言，体验到的是死、烦、畏。如果“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断砥砺自己的德行，则无论富贵还是贫穷，都能过着快乐的生活。

贫穷的人很难乐得起来。“贫贱夫妻百事哀”，怎能乐得起来呢？乐不起来主要还不是因为饿得慌、冻得难受？这种赤贫的状态谁也乐不起来，赤贫的人毕竟是很少的。不乐往往因为相对贫困引起。别人富，你穷，没面子，所以不乐；别人富，你穷，眼红，所以不乐。相对贫困的人很多，任何社会都有很多人处于相对贫困中。“均贫富”是做不到的。所以孔子并不主张用“均贫富”的办法来让穷人也能乐起来。他主张通过“乐道”来达到“安贫”。有了精神追求，学问深，品行端，境界高，谁会瞧不起你呢？怎么会感到没面子呢？得道之人更不会眼红别人的财富，还眼红就还没有得道。因此，不是想安贫就能安贫的，得道之人才能安贫。其实，得道之人不至于长久贫困，因为财富终归于有道之人，不义而富且贵，难保长久。但相对贫困太大，相对贫困的人太多，寄希望于“乐道”来平衡心理上的不满，恐怕也是难以做到的。国家领导人有一点想不通，老百姓的嘴里吃着肉还要骂娘。现在的老百姓不仅要吃肉，还要求社会公平公正。贫富差别太大，贪官污吏太多，该骂。所以“贫而乐”是有前提的，作为个人而言要“乐道”，作为政府而言要维护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富而好礼”，“礼”就是当时的“法”，富人积累财富要遵守法度，取之有道。财富是好东西，富贵是好事情。正因为它是好东西，所以才会人人孜孜以求，才会有人不择手段。你遵纪守法，正大光明，取之有道，别人却违法乱纪，阴险狡诈，贪得无厌，你很难在这种无序的竞争中取胜。所以有“无商不奸”的说法，所以“富而好礼”很难。安贫乐道是个人所能做到的事情，富而好礼却不是个人所能做到的。在礼崩乐坏、法度废弛的社会，有安贫乐道的君子，但难有好礼守法的富人。谁好礼，谁守法，谁就要在无序的竞争中败下阵去。因此，“富而好礼”的理想需要全社会来追求，它寄希望于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制体系的完善。“富而好礼”高于“富而不骄”还因为礼高于法。法是底线，礼是上线。守法是不触底线，好礼是追求高尚。富贵而骄，只要不犯法，别人也无可奈何。但好礼的人能自觉节制自己的行为，不至于骄纵无礼。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出自《卫风·淇奥》。“切”，切割，开料。“磋”，糙锉。“琢”，细刻。“磨”，磨光。治玉的工序，比喻道德追求无止境。“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赞扬子贡读《诗》能举一反三，闻一知二。孔子总是不失时机地赞美学生。

1.16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①

①“不患”句：王夫之《四书训义》：患己知之不早，则曲学以阿世。

这句话在《论语》里多处提到，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读书人所担心的不是别人不理解你，而是要担心你是不是不理解别人。别人不理解你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别人误会你，另一种是你的学问太高深、志趣太高远、品德太高尚，以至别人不懂你。后一层意思才是孔子这句话真正要表达的意思。误会是暂时的，本来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但读书做学问到了最高的境界，别人真的会不理解你。黑格尔在弥留之际说：“只有黑格尔能读懂黑格尔，其实黑格尔也读不懂黑格尔。”所以大思想家通常是孤独寂寞的，只有少数学生能懂他的东西，只有少数同行能懂他的东西。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是好事。所以洪堡在建立柏林大学时就提出了一个理念：大学应该是孤独的，学者应该是孤独的。学问家的东西只有少数人能懂。学者写的文章只有自己看，编辑看，找资料的学生看。学者的书要自己掏钱出，因为没人买。有一个笑话，说是在牛津大学最好的课只有两个人听。一个是慕名而来的游客，一个是导游，没有学生。有人会反问说，只有自己懂，别人都不懂，做这样的学问干什么？做这样的学问就是自得其乐，不为什么。但这样的学问，这样的学者，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可贵的。哪个国家水平高？德国，因为德国哲学家的著作我们读不懂。哪个国家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中国，因为《论语》《老子》这样的著作能不断读出新意来，谁也不敢说他把《论语》和《老子》读透了。学问做到别人不理解了，境界就很高了。

别人不理解哲学家，哲学家却要理解别人，而且还要透彻地理解所有的人。人文学问就是研究人的，人都不理解，你做什么学问呢？所以读书人别人不理解你说明你境界高，但如果你不理解别人说明你的学问还做得不好。做学问要做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要做到别人不理解你，你却把别人看得通通透透的境界。

一个人的志趣高了、境界高了，别人同样不理解，觉得他傻。孔子就是这样一个人，楚狂接舆不理解他，长沮、桀溺不理解他，荷蓧杖人不理解他，穷困之际就连朝夕相处的学生也不理解他。倒是有两个当门卫的人理解他。这是后文里说的，到后面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