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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所述者《诗》《书》《礼》《乐》，此乐正所以教弟子也。夫子晚年赞《易》，作《春秋》，四术之外又添二经，六艺经传备矣。夫子之后，子夏治经传，汉唐经学衍其流；思孟传心法，宋明理学绍其绪。

论者以为，汉唐经学“述先圣元意”而已，几无创新；理学心学虽标榜“六经注我”，然与稍后西方文艺复兴相较，亦少有创新。更有论者，以为中华近世之变局，皆因卫道之士抱残守缺、泥古不化所致，进而主张抛弃传统，全盘西化。若不有所辩证，去其疑虑，则所谓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其难矣。

为学有次第，先述而后有作。

为学次第，《大学》《学记》备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德者，人之所得于天也。在天曰道，人得之而为德。明者，日月之光辉也。明之者，日月所照而万物皆得其明也。人之有明，如日月之有光。明德者，人之聪明睿智所照亮之德也，或谓圣人所得于天而明之者也。明德昭昭如日月，著于六艺经传。明明德者，“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上下求索而明于明德之谓也。明德昭昭，若无上下求索之功则为六艺经传之文；上下求索而明之，则昭昭于心而为德。是故小学者，诵经属文，循规蹈矩之学也；大学者，明于明德，立规垂范之学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以明明德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立规垂范也。新民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其德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自新而新民也。苟无其德，不可有作，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至善者，民之不能忘之盛德大业也。君子由自新而新民，最终成就治国平天下之盛德大业。

《学记》云：“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先有离经、敬业、博习之工夫，方可期于论学之小成。先达于小成，方可期于知类通达之大成。

先述后作，述以修身，作以济世，夫子躬行之。夫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兴于《诗》”也；“三十而立”，“立于《礼》”也；“四十而不惑”，“深于《书》”也；“五十而知天命”，“以学《易》”也；“六十而耳顺”，“成于《乐》”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作《春秋》”也。夫子所述皆得于心而成其德，臻于大成而后有所制作。《春秋》之义行而乱臣贼子惧，民到如今仰其德。

经典诠释传统，中国如此，西方亦然。西方自由教育之传统发轫于古希腊，复兴于纽曼、洪堡。二人皆主张研究古典学问以达至修养。至20世纪30年代，赫钦斯倡导通识教育，发起名著阅读运动。往后西方之通识教育皆循斯例，通识课程几可等同于经典诠释课程，圣约翰学院最可示例，学生四年须研读百余位思想家之百六十余部经典名著。

由是观之，经典诠释乃修身成德之根本、创新立业之前提。经典诠释绝非抱残守缺，然述多作少之指摘切中经学理学之要害，以今日通识教育理念观之，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皆为自由学术，对经典之自由探讨，旧学或可商量，新知或可期待。

三五同仁，各有所述，集成丛书。主编嘱余以文言作序，反本开新，勉力而为，贻笑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