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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占彪，二甲镇宝云山村人。1920年8月出身于贫寒农家，排行第三，小时读过几年私塾。他生性好动，聪敏机智，喜欢习武，胆大过人。

1938年3月，日军侵华的战火烧到了南通。年轻的孙占彪为了抗日救国，参加了国民党江苏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特务总队。九月，任第一支队第三大队七连连长。他一心抗日救国，对特务总队挂着抗日招牌而不积极抗日，感到不可理解，陷于苦闷彷徨之中。正在这时，中共江北特区委员会派人进入三大队，和他交了朋友，他逐渐懂得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真正的抗日救国前途。不久，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特务总队被缴了械，孙占彪所在的连队被迫解散。孙占彪虽与江北特委的同志失去了联系，但他坚持抗日的决心不动摇。他设法把散去的人员重新集结起来，组建了一支“抗日特务队”，在五福桥到四甲坝的运盐河一带，坚持抗日斗争。

海门王能进的“别动队”是一支国民党地方杂牌武装。王能进别有用心地委任孙占彪为该队的副队长，企图伺机吃掉孙的部队。孙表面上接受了委任，但实际上仍保持部队的独立性。不久，孙占彪发现王能进的“别动队”暗中与日本侵略军勾结，于是他当机立断，一举解除了“别动队”的武装。

1940年11月25日，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北兴桥建立。孙占彪获悉后，立即带领一个连的部队赶到北兴桥，强烈要求参加新四军，当即受到了县长梁灵光等人的热烈欢迎。孙占彪的连队与县警卫连合编为南通县独立营，孙被任命为营长。这支队伍成了当时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基本武装力量。

孙占彪走上革命道路以后，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工作积极，作战英勇。1940年，国民党江苏省第六游击纵队司令徐承德，趁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主力调离掘港之机，背弃团结抗日的诺言，向掘港进攻。我守军奋勇作战将其击退，并乘胜追击。在徐部蹿到南通县东区时，孙占彪率领独立营配合我主力部队截击，打散了徐承德的司令部，缴获徐的摩托车和一部分机枪、步枪。1941年2月，独立营扩编为独立团，孙占彪任团长。三月间，他率独立团两下通海，狠狠打击了企图投降日伪的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十旅邱冠生部。后他又和南通县党政军领导一起机智地粉碎了南通县保安旅一团团长季莘和游击支队长曹立余率部叛变投敌的阴谋，胜利地保卫了抗日民主政权和县委、县政府机关的安全。四月间，南通县警卫团建立，县长梁灵光兼任团长，孙占彪任副团长。在这期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6月29日，孙占彪按照县委“打一仗，用胜利来纪念党的生日”的决定，率领十几名战士，在五福桥伏击日本侵略军。为了“引蛇出洞”，夜间先将二甲镇至余西的电话线割断，第二天大早，日军分水陆两路出动，陆路的查线、修线，水路的用汽艇在运盐河上来回巡逻。孙占彪抓住日军汽艇往返巡逻与陆路敌人相距较远的时机，果断地命令伏击部队向汽艇开火，一下子就打倒了两三个敌人。正在战斗时，突然我方的机枪卡壳了，汽艇上的日军乘机跳上岸来反扑。孙占彪带领战士冲杀过去，被敌人击中腹部。警卫员见状背起孙占彪，在战士们的掩护下撤了下来。在送后方医院一星期后，孙占彪终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年21岁。

1941年7月上旬，南通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县警卫团在驻地北兴桥举行大会，隆重追悼警卫团副团长孙占彪烈士。大会表彰了烈士为党、为人民英勇战斗，光荣献身的功绩；号召全县军民继承烈士遗志，发扬前赴后继、浴血抗战的精神，坚持抗战到底，坚决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吴国华烈士1922年4月出身在余北居18村民组（原斜河村7组）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叫吴生连，是个老老实实的农民，吴国华在家中排行第三。8岁入私塾就读，12岁因家中贫困而辍学。12岁到15岁在八甲河、九甲沟耥螺蛳度日。1937年1月参加地方革命队伍，当时年仅16岁，编入敌后武工队短枪班，牺牲前为南通县岸南乡武工队分队长，中共党员。

吴国华在对敌斗争中大胆勇敢，常常潜入敌军周围，出其不意袭击日军和敌中央军，使之闻风丧胆。他先后在三余、北兴桥、掘港、金沙、南通、唐家闸、三厂、汤高家、如皋等地参加游击战争，进行过多次侦察活动。有一次匹马单枪到余西日军据点旁，乘一个敌人出来小便，将其一枪打死。在丁家园战斗伏击中，他一下子打死了4个敌人。

1943年的一天，吴国华与一个叫“铁蛮”的武工队员，装作卖棉纱的农民，去余西伺机伏击敌人。他们来到二河桥的马家烧酒坊旁转悠，不幸被伪军发现，拔枪不及，当场被打死在巷子里，年仅23岁。家人无限悲痛，托余西街挑箩筐的装卸工头刘锡江，偷运回尸体，埋葬在老家东边100多米处的田中。1997年并“经济陵”时，由当地农民陆仁章、陆建桃负责搬其坟，清楚看到一只手表还戴在吴国华烈士的左臂上。后由其侄吴声光将其尸骨迁入村陵园，通州市民政局为其建树了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

1957年，余北区改乡，为纪念革命烈士吴国华，命名为“国华乡”。1958年改为国华人民公社。

1910年4月，李增谟出身在坨墩村第45村民小组（原耥耙沟村第9村民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1938年3月，日本侵略者五千余人在飞机掩护下，乘舰艇侵占了南通城，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年青的李增谟面对日军暴行，义愤填膺，胸中燃起对日军的仇恨火焰，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南通县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以进步青年为骨干的南通警卫团、抗日自卫队等地方武装。1940年6月，李增谟成为南通警卫团余西区队的队员，194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与战友周济凡、曹应安依靠群众同日伪军进行了巧妙周旋，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在敌控区破坏公路，焚烧竹篱笆，拔除电线杆和割断电线中断敌人的通讯联络，对日伪军据点进行袭击，打得敌人又恨又怕。他出生入死，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反清乡，反扫荡斗争，先后参加了谢家渡、五福桥、杨港、东社等战斗，为保卫家乡、为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日伪军对李增谟所在的区队既闻风丧胆，又恨之入骨，伺机抓捕谋杀李增谟。1943年10月的一天凌晨，秋雾迷漫，朦胧中的李增谟隐隐听到几声狗叫，说声：“要出事了！”接着砰的一声枪响，狗不叫了。他抓起枕下的驳壳枪，翻身跃起，正想往外冲的当儿，十几个敌人踢开房门，蜂拥而上，将他摁倒。敌人将他五花大绑拉到他堂兄的堂屋，敌人小队长气势汹汹地问“你们的同伙藏在哪儿？”李增谟一言不发，怒视敌人。惨无人道的日军见问不出名堂，就把他绑在条凳上，用砖将脚高高垫起坐“老虎凳”，再用皮鞭抽打，顿时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他咬紧牙关，不吭一声，几次被打得昏过去。一邻居见此惨不忍睹的场面，含着泪说：“人都不行了，饶了他吧！”日军便凶狠地端起刺刀刺向了这个邻居的心脏……残忍的敌人见李增谟昏了过去，就用辣椒水泼向他的全身，可李增谟以共产党员的顽强意志，忍受煎熬，始终严守党的机密。

敌人一时无计可施，但还抱着幻想，派人将李增谟抬到余西高桥据点。连续几天，日军对他软硬兼施，用种种酷刑，限期让他写投降书。李增谟在据点备受摧残，仍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凶残的日军狗急跳墙，用大铁钉将他的四肢钉在门板上。1943年10月26日，李增谟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在余西大悲殿后面被日军活埋了，年仅33岁。

区队的战友们闻讯李增谟牺牲的消息后，便和他的家人偷偷从余西将他的遗体运回耥耙沟安葬。从此，余北乡亲、区队的战友们把对李增谟的无限怀念和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化作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英勇奋战，继承着烈士的未竟事业。1945年，中国人民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83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李增谟为革命烈士，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原通州市人民政府在村陵园建造了李增谟烈士纪念碑。

历史上的桂贞乡是以革命烈士姜桂贞名字命名的。姜桂贞，女，1925年8月出生于南通县沙南乡（后来的袁灶乡南海村，现在的袁南社区居民委员会）。中共党员，1943年11月参加革命，曾任九分区司令部会计、南通县沙南乡指导员。她工作积极，对敌斗争坚决。1946年9月16日晚在南通县袁灶港朱家园被国民党反动派捕获，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只字未露我党机密，当即被敌残酷杀害。当地人民为纪念她，将沙南乡更名为桂贞乡。建立公社时，二甲人民公社的前身是桂贞乡，属于后来的袁灶乡范围。现在袁灶乡已并入二甲镇，南海村也并到袁南社区居民委员会。

1906年10月，曹妙昌出身在通运桥村第65村民组（原马东村第9村民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2年入党。1946年10月，国民党反动军队向南通县全面进攻，侵占了所有的大小集镇，从公路到运河的交通要道，都筑起了据点，构成了严密的封锁线。敌人企图用梅花桩式的据点和格子网式的封锁把我们党政干部和军队全部消灭。在袁灶港东部地区，北起金余、余西镇，西至油榨、袁灶港，东到二甲镇，东南至朝阳镇，方圆十多里，筑起了六个据点，真是五里一据点三里一碉堡。

袁灶港的还乡团头子陈某某，带着一伙杀人不眨眼的匪徒，武装还乡，在袁灶镇上筑了据点。他们配合保安队，天天下乡清剿，到处烧杀、奸淫、掳掠。当时苛捐杂税如牛毛，有慰劳物、买枪捐、田赋，等等。地主富农乘机扒田倒租，白色恐怖笼罩大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个又一个共产党员、翻身农民、乡村干部遭到敌人杀害，有的被惨无人道地头朝下、脚朝上活埋了，有的被五花大绑扔到河里“扎粽子”了。有的活活地被刺刀捅死，到处都有农民被扒屋、牵牛、端锅，被迫为敌人盖炮楼、修据点。

在这个敌人严密的封锁圈子里，大部分乡干部撤到运盐河以北和海界河以南的地方打游击了，留下少数干部，白天隐蔽，晚上出来秘密联系群众，收集情况，稳定群众情绪，组织秘密突击，带领群众继续斗争。

当时，曹妙昌同志任慎辨乡乡长，转战在余西、袁灶，二甲镇导据点，斗争十分艰苦。他白天隐蔽，晚上出来活动，忍受着令人难以忍受的困苦。他平时为人正派，个性直爽，对人提意见和谈工作，不拐弯抹角，总是有什么就说什么。人们喊他为“大炮筒”。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密切联系群众，在领导群众劳动生产时，由于白天工作忙，常常晚上披星戴月进行生产。他家里生活比较困难，一年勉强能够温饱，但他不将此放在心上，而是经常到群众家里去嘘寒问暖，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在日军扫荡频繁的时候，他在据点，依靠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发动群众成立农抗会，同地主展开说理斗争，胜利完成“二五”减租任务。他对敌斗争很勇敢，一直带领民兵枪干队，活动在敌人碉堡脚下，积极地打击下乡扰乱的敌人。1946年8月，曹妙昌同志由于叛徒告密，不幸被敌人逮捕。匪徒们用蘸了水的皮鞭子把他打得浑身鲜血飞溅，并让他坐老虎凳，给他灌辣椒水，折磨得他死去活来。敌人用残酷的肉刑迫他投降，要他供出慎辨乡党支部成员名单。可曹妙昌同志忍受着痛苦，面对敌人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你们要杀就杀，要剐就剐，要我投降永远办不到！”

酷刑未能从他嘴里得到一丝口供，敌人恼羞成怒下毒手，先用尖刀割了他的耳朵、鼻子，又开腹破肚后才枪杀。党的好干部，人们的好儿子曹妙昌同志，就这样光荣的牺牲了。（资料来源：曹妙昌之子曹志田）

刘志洲，男，1921年生于南通县沙南乡（今二甲镇袁南社区七组）。1942年参加抗日民兵组织，抗战胜利后参加新四军，成为新四军通海独立营汇通分队一名队员，参加过1946年春天小海战斗，阻击从海门、三星镇向西增援的国民党援军。1947年新四军主力为参加苏皖地区的七战七捷便向北转进，于是通海地区便成了国统区。刘志洲留在地方任沙南乡队长（管地方武装），与国民党顽固派还乡团作斗争。当地还乡团头子陈仲章数次逼迫刘志洲父亲交出儿子均没有得逞，因此家里房子被烧、家具被抢。1948年底，刘志洲受南通县九分区领导分派，和其他8位同志分三路将国民党军从海门至二甲镇的电话线割断，当割到海门县与南通县交界处的朝阳镇时，被国民党军部队发觉，在激烈的战斗中刘志洲中弹牺牲，时年28岁。1948年农历11月初七，时任南通县委书记的张兆义参加了在当地召开的刘志洲的追悼会。